关于雷锋形象的图像学分析

摘要：本文以视觉文化研究为基础，探索雷锋图画的发展历程：从自身形象到“元图画”形象最后到“元指涉”符号。文章一方面深入分析了图像在塑造雷锋本体形象、宣传雷锋精神、形成雷锋文化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以雷锋形象为案例，进一步讨论米切尔关于图像发展的理论，以实际个案阐述图像的生命力。

一、雷锋本体形象的构建

自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在《解放军报》等重要媒体“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学习雷锋热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同年，有关雷锋的传记、日记等宣传书籍陆续发表。原沈阳军区的《前进报》《民兵之友》杂志相继做了关于雷锋的系列报道。报道中的这些照片也成为日后雷锋宣传图像的粉本。自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后，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纷纷为其题词，描绘雷锋形象的作品也层出不穷，这些作品集中表现雷锋个人的优良作风，大致分三类。

（一）表现雷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类形象首先在出版的雷锋传记和日记中多次以雷锋手捧《语录》阅读的画面来体现。1960年张峻所拍摄的照片中雷锋坐在军车驾驶位置上，微笑着手捧《毛主席语录》的照片成为此类形象的经典。据张峻回忆：“当我读到雷锋日记中‘毛主席的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 ‘粮食’、‘武器’、‘方向盘’反复读了几遍，雷锋的这段对毛泽东思想的最通俗、最精辟、最形象的比喻，使我的思路豁然开朗了。我高兴地告诉他，从他日记里找到了最理想的画面构图。我一边解释着，一边就把雷锋扶上车，从挎包里取出了一本《毛泽东选集》递给了他。”此后各大杂志、出版物等封面多次选取此图像为范本，表现雷锋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

其次，好战士体现在雷锋保家卫国履行军人神圣职责的战士形象中。据《民兵之友》杂志记者周军回忆，在报道雷锋事迹他正思考如何表现雷锋的战士本色时，雷锋告诉他着军装背冲锋枪的军人标准照是自己入伍后的小愿望。经过周军精心构图，有了这张经典之照。周军特意选取了仰视角度，雷锋手持冲锋枪，像一尊雕塑一样刚毅威严。

（二）表现雷锋是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另一个重要的优秀品格。据《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一书中记载，雷锋成为一名军人之后，广为流传的是两件帮助老百姓的事情。一是他看病回来的路上，路过建筑工地，积极加入了帮助工人搬砖的队伍中。当工人们问他叫什么时，他只回答了“我是解放军”。第二件是他乘坐抚顺开往沈阳的列车时，帮助丢票的大娘补票，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帮助妇女抱孩子等等，后来被赞誉“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些日常小事并没有最原始的影像记载，但是通过文献的内容，艺术家们刻画了很多绘画作品来展现雷锋的生活细节，比如1965年陆允铨的《雷锋》以表现英雄主义的绘画角度，仰视构图表现雷锋搬砖的场景……

这部分最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的宣传画《向雷锋同志学习》。画面以雷锋为中心，四周以6段生活场景展现了雷锋做好事的故事情节，其中也包括了他搬砖和车站帮老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从文本中来，完整体现出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使绘画作品具有了引导道德规范的新意义。

（三）表现雷锋成为下一代青年人精神引领的辅导员

1960年之后，雷锋先后担任了抚顺市建设小学和本溪路小学少年队组织的校外辅导员。他认为祖国的未来要从小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这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随后，描绘雷锋坐在中心，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的绘画作品在60年代也大量出现。图文的记载与传播也奠定了雷锋与少年先锋队的紧密联系，时至今日雷锋主题的少先队活动依然在全国各个小学不断开展，使当今的孩子从小认识雷锋、学习他乐于助人的美好品德。让孩子们从生动故事中，认识到一个天真烂漫、乐观向上的雷锋，并感受到奉献之美和从助人、利他中获得的自我价值。“雷锋”能够从新中国初期走进新时代，离不开文本与图像、图像与图像之间的互动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作为“元图画”的雷锋精神

20世纪70年代后，雷锋所代表的精神慢慢由个体转向集体，成为与每个人相关的人物。建构雷锋集体记忆逐步由政治认同转向社会认同，赋予其新的社会价值。1973年《人民日报》刊登《雷锋生前所在部队普遍开展活动——学习雷锋精神，争当雷锋式战士》《向雷锋同志学习 做雷锋那样的好战士》等文章，鼓励全国人民努力学习雷锋精神。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更是明确指出，“雷锋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又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模范实践者……今天我们所说的雷锋精神，已经成为雷锋和雷锋式的先进人物崇高思想和优秀品质的结晶，已经成为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展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的象征”。“雷锋式战士”“雷锋式红领巾”等概念的出现，使雷锋脱离了单纯的本体意识，成为社会的一种“元图画”形象。

“元图画”是米切尔重要的图像理论，他对元图画的定义是，“关于图画的图画”，“为了认识自身而展示自身的图画”以及“任何用来反映图画本质的图画”。进一步说，当一个形象出现在另一个形象中，当其在绘制、阐释时不再求助于语言，图像便具有了反思的手段和表达自我的能力，这便产生了“元图画”。

在艺术作品中，如何表现雷锋精神的象征和集体意识呢？

（一）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元图画”

雷锋精神与国家政治运动紧密联系的经典案例是改革开放之初，1977年《人民日报》载《光辉题词抹不掉 雷锋精神永发光》旨在声讨“四人帮”如何诋毁雷锋精神、诋毁无产阶级，并鼓励群众要尽快回到雷锋精神开始之时，重新重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加强革命化建设。1981年2月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倡议，全面开展以“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1981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正式提出把每年3月与雷锋精神活动相结合，作为“全民文明礼貌月”。至此“五讲四美”成为雷锋精神的精髓和具体表现形式，也成为雷锋与青少年新的历史纽带。

（二）与军队整风相结合的“元图画”

改革开放初期，在对青少年思想改造的同时，军队也在进行思想整风。1981年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根据部队的特点，向全军提出“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开展这一活动不仅使部队的精神文明建设进入了新阶段，进一步树立了新时期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而且对全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形象自然出现在军事题材的绘画作品上，让人们看到了军人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精神的传承。虽然雷锋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永存，雷锋自身的形象已经不再依赖语言而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

三、成为“元指涉”的雷锋文化

“元指涉”是指最初的根本参照物。沃尔夫称：“在传播中，元指涉不仅是一个在给定的媒介中编码的‘信息’，而且要求在一个认知上识别它的接受者。更精确地，它不限于在一件作品中（文本、人工制品或表演）简单地‘给定’……而是通过有意愿并有能力去配合的接受者。因为正是在接受者之中，元指涉的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一个媒介意识的诱发，才能发生。”

20世纪90年代《天津日报》曾经刊登了吴富定的版画作品《全民学雷锋》，这是“成千上万”个人组成的雷锋，图中每一个人都在高歌雷锋，也代表着每个人都想努力成为雷锋。这幅作品说明了雷锋活在群众心中，大家学习雷锋做好事，每个人都是雷锋文化的接受者。观看这幅图片，我们仿佛能听到自己内心歌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家喻户晓的曲子，能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作品将雷锋化为人群中的符号，使得图像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力，唤醒着每一个人的意识。

渐渐地，当我们提到“志愿服务”“做好事不留名”“爱岗敬业”等相关字眼时，雷锋的形象已经不再作为主要图像。甚至只提到“雷锋”两字，不需要图像的出现，大众都可以深知其中的意义。比如2015年开始发刊的《雷锋》杂志封面上，雷锋形象只作为一个小小的标志，画面大面积留给了当今的“雷锋”。各地方的铁路站线设有“雷锋岗”“雷锋号”，可以看到在新闻宣传的照片上，已经没有雷锋本身的形象，“雷锋”完全成为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的生命力的指涉。

（责任编辑：吴维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