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兴办慈善五大动因

张謇生平成就三件传世嘉业：实业、教育、慈善。他说：“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时，惟赖慈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曾称赞张謇是“爱国企业家典范”，并到南通博物苑张謇故居陈列室参观，考察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称赞张謇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家风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张謇出生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耕世家，张家几代人都讲仁义，做善事。张謇的祖父张朝彦，年少时走过一段弯路，被不良亲友诱赌，输光了家产。后来浪子回头，重振家业，并乐善好施，被乡邻称为“真好人”。他对曾接济过张家一斗米的李老太始终感恩，李老太的儿子离世后，他担负起了赡养的义务，“饷斗米终其身”。

张謇的父亲张彭年，继承了祖父的秉性，作为张家第一个能读书识字的人，对儒家“仁爱济人”的理念认知更为自觉。有一年，家乡海门大旱且有蝗灾，稻米奇缺、奇贵，家人“剥蚕豆和麦屑而食”。家门面临大路，常有人来讨饭。张彭年和妻子只吃半饱，以省下食物救济他人，并表示“救一人是一人，救一刻是一刻。”他还训导张謇兄弟：你们知道挨饿的滋味吗？我半饱时还要把饭给别人吃，子孙但有饭吃，不可吝啬。当江南各州县被太平军攻陷，来海门避难的人很多，张彭年对有求者“必周恤之”。这些都给童年的张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张謇的母亲临终前的遗言便是“有钱，以偿夙负，振贫乏”。

可以说，家风熏陶和家长的言传身教，洗涤了张謇幼小的心灵，养成了他慈悲为怀的品性，奠定了他兴办慈善的初心宏愿。

张謇自幼便开始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除了家风家教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家风家教的灵魂），是促使张謇终生奔波在慈善之路上的基本动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轴，儒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则是“仁”的精义所在。作为深谙儒学经典大义的一代大儒，张謇必然会对儒家以“仁爱”为根基的慈善思想心领神会，身体力行。张謇的慈善思想和作为，出自他的悲天怜人和宅心仁厚的高尚情怀，最终则来源于儒家的博大精深的仁爱思想。他非常信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他看来，要体现“恻隐之心”的“仁”，就必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必须“爱人”，“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而要“爱人”，必须济人；要济人，则必须付诸慈善。因此，他搞慈善已不是为了一般的做好人、行善事，而是出于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内在追求。做善事，不图名，不图利，不图回报，只图心安理得，“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坦言：“慈善事业，迷信者谓其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中华文化博大深广，丰富多彩，除了儒家以外，佛教和道教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流。张謇的慈善思想，也从佛教、道教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他认为，佛教主张慈悲度世，布施助人，道家讲究超然物外，修己利世，均可看作是中国慈善思想的源头活水。他明确指出：“若因果报应，道家之求长生者，须积善之功，周人之急，济人之穷；释家云，布施为第一波罗蜜。”

除了直接传承于传统文化，张謇的慈善动因，很大程度上，还来自受传统文化浸润的绅士和平民的慈行善举的激励。

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经济和文化均欠发达的小农村落中，依靠科举功名和知书识礼，获得身份认可和族群尊重，成为地方精英和民间领袖。他们对上可向官方转达民情民意，对下可向民众传达官方的意图和规训，并兴办最基层的治理和建设事宜。他们是在正式的封建行政机构仅设到县一级的情况下，官方非正式在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有学者指出，乡村绅士的职责主要有八类：一为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筹款；二调解纠纷；三组织和指挥地方团练；四为公共工程筹款并主持其事；五充当政府与民间的中介；六为官府筹款；七维护儒学道统；八济贫。实际上，这包含了狭义的和广义的各种慈善公益事项。正因如此，绅士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带头人和主导力量。

为了践行儒学理念和赢得民众敬重，绅士们不遗余力地推行慈善事业。他们平时“经营乡里”，力促助益民生，灾荒年则开仓赈灾，恤贫济困。前不久，笔者走访了费孝通、陆定一等名人故里，发现苏南的绅士家庭都具有建“义仓”、办学堂的传统。并在乡规民约和家谱家训中，着重强调仁爱慈善思想。张謇的家乡亦是如此。南通如皋的沙元炳，是张謇的同科进士和事业伙伴，沙家是如皋的首富，“救灾歉，恤贫困，除强暴，扶孤幼，凡有益民生之事，无不力为倡导。”

对绅士们造就的传统慈善之风的耳濡目染，以及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促使张謇坚定不移地跋涉在既艰辛又光荣的慈善道路上。正如他自己所说：“兹事具地方慈善事业性质，邦人君子当并不忍听其绝。”

传统文化的感召力、渗透力特别强。不仅社会精英绅士阶层深受其影响并竭力予以传承，就连普通平民乃至贫贱之民，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奉行传统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在神州大地时时处处涌现出的“凡人善举”，构成了中华慈善的又一绚丽景观。张謇最为推崇的平民慈善家，就是最终被清政府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的“千古奇丐”武训。

武训因自己不识字受财主的欺辱，发誓要让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读书，便以乞讨为生，逐渐积累起钱财，办了多所私塾学堂，使许多穷人家孩子读书识字。用张謇的话说，就是“幕天席地，四大皆空，是真丝毫无所凭藉，然一意振兴教育，日积所乞之钱，竟能集成巨资，创立学塾数所”。张謇最佩服武训的就是“以强毅之力行其志”和深广的慈善博爱之心。张謇从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激励。

西方慈善理念的吸纳

张謇虽是由传统文化哺育的一代儒生，但为了使国家尽早富强繁荣，他对西方文明的各种可取之处都努力学习借鉴。对于为何搞慈善，如何搞慈善，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亦从西方慈善理念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

统观张謇兴办慈善的历程，可以看出，他在1884年结束幕僚生涯，回乡备考和“经营乡里”时，就做了一些收野尸、赈灾民的善事。后来，又在1904年后创办了南通育婴堂等慈善项目，但真正大规模兴办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机构，如养老院、栖流所、戒毒所、济良所、贫民工场、育哑学校等，却是在1912年以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与一位西方人的劝导和刺激有关。

这位西方人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被清廷赐予头品顶戴）。他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在中外均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通”。他认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出路在于综合融会古今中外文化可取之处，建立一个兼容并包、广泛吸取和专精一学、触类旁通的新学。

1912年4月，李提摩太在与张謇攀谈时，提出了一个鲜明而尖锐的观点：“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军为强。究竟能有几省能行否？”这番话使张謇既振聋发聩，又羞愧难当。他当即表示，目前在全国普及尚难，但个别地方可以作些尝试。李则说：“有两三处做模范即善”。于是，张謇暗下决心，要在地方自治（包括慈善事业）方面做“模范”，为中国人争口气。

张謇在与李提摩太攀谈后的第二天，便写下了《感言之设计》，在南通原有基础之上，全面规划设计实业、公共卫生、普及教育、慈善四件大事。关于慈善的设计是：“推广慈善则育婴堂除幼稚园之增设自任外，须增建初等小学五所，平屋二十五间，连具须七千圆。小平工厂七间，连具需须三千圆。改建宿舍楼五十一幢，连具须二万圆。养老院连工厂器具须一万五千圆。残废院年工厂须一万五千圆。育哑学校须一万五千圆。贫民工厂须三万圆。妇女工厂须一万圆。合计十一万五千圆，核银七万七千七百两。”另外，他对已办或将办的慈善机构，都仿效西方模式，改进管理制度和方法，促其转型升级。

西方慈善理念的影响，也促使张謇将中国古代传统认知与西方近代观念相融合，从而进一步认识慈善的重要意义，并增强自觉推进慈善事业的动力。他认为，“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墨家者流以养三老五更为兼爱，孔子志安老，孟子申之”，“慈善与国家社会之说之通于政，近世欧美人之言也。比年耶教会设安老院于上海，安老云者，犹孔子意”。在这里，张謇将孔孟之道与西方近代理念相比照，说明两者都以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看待慈善，都应予以重视和践行。

其实，早在此之前，张謇就留意于西方的慈善作为。他在1903年出游日本时，便考察了若干具有西方色彩的慈善机构。看了盲哑学校后，感到“使人油然生恺恻慈祥之感”。回国后，便向地方政府建议兴办盲哑学堂。1904年，他重建南通育婴堂时，也是受到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主办的汇育育婴堂的启发，并相应地移植了他们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复与同人力去普通婴堂腐败之陋习，参用徐家汇教会之良法，开办一载，活婴千余，成效昭然。”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尝试。1912年以后，南通才出现了全面兴办融中外文明为一炉的近代慈善事业的高潮。

1914年12月，张謇为南通医学院题写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这既表达了他对中西医结合培育医学人才的殷切期望，又反映了他融合中西文化理念兴办慈善的基本思路。

构建“新新世界”的需求

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求者、开拓者、示范者，他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构建一个“新新世界”，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而他所有的事业追求，都是围绕构建“新新世界”的需要而展开。慈善事业亦是如此。

具有世界眼光和进步文明观的张謇，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看作是“文明村落”，他的“新新世界”的理想，就是也要把中国建成与先进国家比肩的“文明村落”，“此或不辱我中国之志”。而慈善，在张謇看来，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不行现代慈善，就无法迈进现代国家的门槛。因此，必须大兴文明之风，大办慈善事业，大力促进全社会的文明转型。在这里，张謇已经把慈善的地位与作用，提升到促进文明，改良社会，乃至救亡强国的高度来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才会对兴办慈善有无比的自觉和执着。

张謇关于构建“新新世界”的设想，首先付诸南通的地方自治。他认为实业、教育、慈善是地方自治的三根主要支柱，缺一不可。其中，实业是根本基础，教育是积极充实，慈善是必要补充。“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唯赖慈善。”在张謇看来，慈善虽然仅处于后列的辅助补充地位，但对于构建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却是必不可少的。“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补之，于是国家社会之义补之。”就社会结构和社会分配而言，如果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不能以慈善的途径予以关照，社会成员就不能共享社会财富，社会就有很多缺憾，就无法构成真正的文明社会。同时，还会引起社会动乱，“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正因张謇把慈善看作是地方自治和构建“新新世界”之必需和必然，他才会用毕生的精力和财力兴办慈善事业。

在张謇的心目中，“新新世界”是一个社会和谐、人民安康的世界。但他所处的时代，恰恰贫富悬殊，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他认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靠慈善。他为当时社会病症开出的药方是“安富”、“振穷”、“恤贫”。

所谓“安富”，就是为实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让企业家安心经营，让富人安心赚钱。所谓“振穷”，就是依靠经济发展，振兴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所谓“恤贫”，就是利用民间慈善和国家抚恤，使没有能力工作挣钱的贫民，也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张謇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对正常人“广设生计”，“皆有所效以资其生”；对残疾人“亦有所安以恤其苦。”这样就可以“调剂贫富”，“根除社会上之不平等”。他衷心希望并大声呼吁“将来国家若能明定法令，使富人帮助穷人，则尽善矣”。

为了实现人人各尽所能、各有所安的和谐社会，从而建成现代化的“新新世界”，张謇主张慈善也应由传统走向现代。他认为传统的慈善救助偏重物质上的帮济与扶助，突出以“养”为主，而从构建“新新世界”出发，传统慈善应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跨越式转型，实施物质和精神救济扶助并重，“养”与“教”相结合。因此，张謇后来在创办慈善项目时，竭力践行“教养并重”的理念。一方面对贫弱残缺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一方面对其进行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并着力培养他们成为心灵健康、人格健全的正常人。他特别强调“救济之行的目的，即在促其自新，扶其自立，俾由被救而达于自救，故礼义廉耻之诱导，职业技能之训练，较之衣食住所之供给，关系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