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与呼：《八路军军政杂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

《八路军军政杂志》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编委会和作者阵容强大，在国内外均有重要影响。该刊从坚持党的领导、批判投降主义、团结抗战友军、反对“吃磨擦饭”、宣传正确军事战略等方面，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重要贡献。

《军政杂志》的创办

1939年1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在延安创刊（1942年4月终刊）。该刊编委会成员有5人，包括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

该刊筹备期间，中央军委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的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发出《关于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的通知》，广泛征集高质量稿件。而该刊的作者队伍中有不少耳熟能详的名字：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刘伯承、白崇禧等。例如，彭雪枫所写的《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1卷6期）一文，就是接到征稿电报后所写的。

该刊编辑部除主编萧向荣外，设文字编辑一人，封面设计兼美术编辑一人，通讯联络一人，发行两人，常住印刷厂校对一人。据张爱萍等人回忆文章《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萧向荣》（198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中记载：当年，《军政杂志》上的重要文章出清样后，均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修改过清样后退回，有了新想法，就给萧向荣打电话，告知某个部分内容再修改一下，某个字用得不恰当，某个标点符号要改过来。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的习惯，萧向荣半夜接到电话就开始通宵达旦地进行编辑。

在日理万机之余，作为编委的毛泽东对《军政杂志》编辑工作给予极大支持和具体指导。他为创刊号撰写《发刊词》并题词“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在该刊发表了10篇文章；将各抗日根据地领导同志上报中央、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报告和经验总结批转给编辑部予以发表；对重要文章还会动笔修改审定，组织相关人员撰写有针对性的专题文章。在《军政杂志》创刊一周年和三周年之际，应萧向荣请求，又先后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厉”、“准备反攻”。

另外，其他编委也多有文章在《军政杂志》上发表，比如王稼祥发文5篇、萧劲光4篇、郭化若24篇、萧向荣30篇。

毛泽东在《发刊词》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创办该刊的目的：“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毛泽东还指出：“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发刊词》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团结国民党共御外辱的愿望，并用“忠”“孝”“团结友爱”“爱国”等传统文化理念启发和坚定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军政杂志》为月刊，每期都配有套色木刻画页、铜版照片、图画、题词等。每期发行量为3000多份，周恩来在重庆也特地将该刊赠送给国统区的朋友和外国友人。苏联《真理报》《红星报》多次转载该刊上的重要文章。《军政杂志》为宣传和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大方针政策，提高全党全军领导干部的素质，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经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政杂志》的积极贡献

1937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1938年初，王明更是主张八路军、新四军要“统一受蒋（介石）指挥”。对此，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之后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把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确定为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毛泽东在1939年2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示：“党内许多党员对国共两党的区别存在模糊认识，不懂得我党力量增强才能巩固统一战线。要国民党进步没有斗争是不行的。今天对党内教育，必须注重斗争是不可少的，要教育党员如何团结同盟者及如何与同盟者斗争。”可见，研究并宣传如何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如何摆正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位置、如何对待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磨擦、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国民党抗战、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也成为《军政杂志》需要直面的重大课题。该刊所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围绕上述问题作了分析和阐释，列举如下：

（一）坚持党的领导

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强调，共产主义者在现阶段“要实现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但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因此，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

胡耀邦在《目前八路军部队中建设党的几个问题》（1卷5期）中指出：“共产党是八路军的核心，是八路军一切政治工作的灵魂”，八路军的赫赫战功以及成为全国军队楷模的原因在于“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莫文骅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部队本身工作的总结和今后任务》（1卷1期）中指出，发挥党在军队中的“模范作用、对组织的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党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是留守兵团进步的关键；罗瑞卿在《抗大工作的检查总结与今后方针》（1卷5期、6期）中指出，抗大两年来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学校中建设了党，扩大了党的组织；王首道在《八路军中共产党的工作》（1卷7期）中也指出，军队政治部的主要职能是“确立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一切政治工作要以党的工作为中心，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与党的路线的全部执行”；萧向荣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2卷10期、11期）中特别指出，党的支部工作为政治工作的基础，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罗瑞卿在《目前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3卷3期、4期）中指出：“军队中党的工作，乃军队政治工作之骨干与核心”，“没有党的工作建设，是不能妄谈政治工作的建设的”。《军政杂志》始终强调坚持党对军队、学校等的绝对领导，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干部所撰写的文章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

（二）批判投降主义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声明，呼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表示：“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

1939年9月，毛泽东在《军政杂志》刊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谈话》（1卷9期）。其中指出，中国在战略相持阶段要抓住时机为战略反攻做准备。并强调，“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磨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该刊还刊登《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通电》（2卷2期）指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主席团及民众3万多人，共同呼吁各界对其卖国行径进行讨伐，提出抗日救国十条主张：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2卷4期）中指出：“（朱）德等率部深入敌后，为保卫祖国而战，已历三年，深知敌伪阴谋，在于分裂我内部团结，以求倾覆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宰割我人民……然一部分丧心病狂之人，随声附和……企图建立所谓东方反共阵线，抗战危机，千钧一发。当此之时，国内少数不明大义之徒，或策动投降，或实行反共……汪精卫之覆辙，其明证也。”《军政杂志》呼吁全国抗日军民反对民族投降活动、反对汉奸、反对磨擦，团结在孙中山总理遗嘱和三民主义旗帜下，团结抗战。

（三）团结抗战友军

在《发刊词》中，毛泽东对八路军抗战以来的成绩总结了四条经验：一是上级的正确领导，二是指战员的英勇，三是人民的拥护，四是友军的协助。对于友军的协助，他特别强调：“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

1938年11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在部队中成立联络部的命令，其中要求：“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军区政治机关之内设立联络部。经常派人与当地友军联络，主动积极地接近友军，疏通彼此间的关系，解释与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虚心诚恳的态度，交换工作经验。”规定联络部的任务是：“对友军进行联络，发生政治影响，巩固对友军的统一战线，推动友军在抗战中更加前进，巩固与我之合作。”强调“对各个友军的过去历史、现在情况、战斗实力与政治动向有深刻地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出如何具体帮助友军的方法”。

王若飞在《巩固抗日军队间互相团结的工作》（1卷3期）中呼吁，“在平时应当充分做到相互的友爱团结，在战时应当充分做到行动的协同一致。若果这些抗日军队间的关系，在平时互相嫉视，互相限制，互相排挤，互相破坏；在战时互相观望，各自行动，你不助我，我不助你，那一定难免有被敌人各个击破，同归于尽的危险”；指出，“日寇在华北若干区域，又提出只打八路军，不打其他军的口号，企图以此口号来拆散其（国民党）与八路军的团结，以便利于日寇各个击破之目的”；提倡“要让一切友军从各种事实中互相信任，互相亲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篇文章是对中共中央重视友军工作的响应并在具体操作层面进行了阐发。

《中条山脱险友军函谢十八集团军》（3卷11期）中指出：“这次逃出敌寇虎穴，一路上承蒙贵军同志帮助，始达安全地点，重新效命战场。感谢之余，谨向我十八集团军致最敬礼！不可否认，在过去由于我们政治上之麻木，对贵军同志有不应有之成见，此次经过贵军防地耳闻目睹，我军过去一切成见尽为事实所粉碎，自此更深切认识到，只有坚持团结、抗战、进步，中国才不会亡的真理。”这一函谢文反映了八路军在抗战前线以协助友军的实际举动，赢得了国民党军队发自内心的感谢，更使他们抛弃了原有成见，认识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巨大作用。

《军政杂志》还刊登了朱德的《巩固全国抗日军的团结争取最后胜利》 （2卷7期），呼吁“在抗战的旗帜之下，为巩固一切抗日军的铁的团结而奋斗”。萧向荣的《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卷2期），在方法上具体论及如何对友军进行宣传鼓动。此外，刘型的《争取伪军反正的几点意见》（1卷8期）、陈钟的《对当前敌军工作的意见》（2卷10期）、陶铸的《争取伪军工作的几点经验教训》（2卷12期）则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如何争取敌伪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四）反对“吃磨擦饭”

在《发刊词》中，毛泽东发出“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的批判，就是基于对当时国内局势的清醒认识。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限制封锁和武力进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陆续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反共磨擦事件愈演愈烈。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磨擦不可避免，磨擦是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表现与形式。“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面对磨擦，如果只是让步，统一战线就没有了；斗争过火，统一战线同样会破裂。

萧劲光曾在回忆录中指出，从1938年底至1944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发动武装进攻275次，抢劫袭扰457次，暗杀、诱逃、拘捕人员295次。1939年在卢沟桥事变两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其中呼吁：“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何去何从，国人速择。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1940年2月，毛泽东在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时发表讲话《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2卷2期）指出，“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2卷7期）中提到，“本党对待一切抗日友军的政策是团结与巩固他们，而不是分裂与破坏他们。但是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及各抗日友军亦以同样政策对待八路军与新四军，以求泯去猜疑，齐心抗战”。1940年，总政治部针对新四军在《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中只字不提党的领导，反而把国民党领导人的言论编成讲话材料印发教育部队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尖锐批评。皖南事变发生后，《军政杂志》在第3卷1期上专门“特载”文章指出：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要求重整新四军，重振雄风坚持抗战。揭露“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指出国民党方面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是“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同时明确表示“我们尊重合作，我们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这期杂志上还刊载《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等。萧向荣在《从皖南事件谈到军纪及其他》（3卷2期）中指出，蒋介石对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新四军采取“不复亡于敌寇、亦难逃我法网”的行径，是惨无人道的“聚歼”，却倒打一耙诬陷新四军“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称兵作乱”，号召全国抗战军民一致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革命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