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籍反战人士中西功淞沪抗战亲历记

中西功（1910—1973），出生于日本三重县多气郡西外城田村土羽的一个殷实家庭。1929年以公费留学生身份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所学校其实是日本培养侵华势力的一所学校。1930年在辅导老师、中共地下党员王学文的领导下，中西功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成为一名隐蔽战线上的红色情报员，提供了包括日军偷袭珍珠港在内的大量影响战局的绝密情报，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中西功在日本去世后，1974年其自传体遗著《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出版，其中有一章节专门记述了他在淞沪抗战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战争爆发

1929年上半年，中西功到达上海。此时离大革命失败已接近两年，经过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城市，党的组织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东亚同文书院的部分进步学生自发组织成立中国问题研究会，邀请王学文来做辅导老师。王学文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河上肇的中国籍学生，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同时还是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领导人。在教学过程中，王学文了解到这些日本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且倾向于无产阶级革命，经他请示，江苏省委决定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成立团支部。1930年1月，东亚同文书院团支部成立，主要成员包括中西功、安斋库治、白井行幸和水野成等人。东亚同文书院团支部最初归共青团江苏省委下属的共青团法南地区委员会领导，后来归属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最后为中共中央直属。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东亚同文书院校方立即通知所有学生步行前往内外棉工厂避难。中西功回忆：“我们就像一群梦游的残兵败将，肩上扛着御寒用的毛毯，走了很长一段路程才来到内外棉工厂，开始了避难生活。”

很快，学校团支部的成员就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应对这场战争的方法。团支部研究决定，必须保持与外部的联络畅通，他们向上海市中心派出少量联络员，意图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这些派出的联络员除完成团支部交给的任务外，还自发前往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驻地慰问，受到士兵们的热烈欢迎。当时上海街头贴满了“联合日本工农阶级一起战斗”的标语，第十九路军将士也深受鼓舞，在他们看来，日本友人冒着战火来慰问自己，自然要给予热烈欢迎。

加入“义勇队”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东亚同文书院提出，希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义勇队”，协助作战。为避免右翼学生垄断对战争的“话语权”，团支部决定组织包括中西功在内的进步学生参加“义勇队”，借此向学生们反映真实的战争。中西功回忆：“在中国人冷峻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义勇队乘着卡车，举着日本国旗，从上海市中心穿城前往战场。到达战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没有得到足够急救治疗的日本士兵流出的鲜血。第一天我的任务是搬运沙袋。第二天我被安排去做搜捕中国便衣队的中文翻译。”

日本士兵非常恐惧中国便衣队的突然袭击，每天都处于紧张状态，搜捕便衣队时也是格外卖力。有一次，中西功跟着搜捕队进入一幢二层洋房。住户已经逃走，但屋内陈设还保持着原样。一楼二楼涌入了很多日本士兵，楼板被踩得咯吱作响。中西功从大门出来，还没走出两米，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回头一看，他身后的一名翻译（一名日本商人）已经满身鲜血倒在了地上。中西功吓坏了，拔腿就跑。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日军装有轻机枪的挎斗摩托车向事发地急速驶去。很快那一带就被封锁了，那些无处可逃、只能躲在街角的穷苦中国人被抓后，拴成一串强行带到一处花园中。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坚信那名翻译是被中国便衣队杀死的，也坚信凶手就藏在这群被拴成串的中国人之中。

然而，中西功却不这么认为。当时洋房内全是日本士兵，他觉得中国便衣队不可能为了杀一个翻译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便悄悄向大队部的个工作人员打听，才得知那名翻译其实是被日本士兵射杀的。当时在一楼有个士兵的枪不小心走了火，在二楼的一个士兵本已高度紧张，听到枪声后本能地朝楼下射击，却把楼门口的翻译打死了。中西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一事件中，我可以说是捡了一条命。但可怜的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那些被拴成串的中国人全部被当作便衣队成员处死了。”

杀人梦魇

上海虹口地区战时居住着大量日本人。日本青年同志会的成员手持短刀守在日本人居住区的中心地带，对进入该地区避难的中国人进行搜身检查。很多逃难民众的全部家当即便只有一个包袱，那也必须打开接受检查，如果发现里面有剪刀或短刀等，不听解释，日本青年同志会的成员会直接把相关人员扭送至日本人俱乐部。如果发现包袱里有值钱的东西，则一概没收。后来他们干脆直接闯入珠宝店或者当铺中，把值钱的东西抢出来，拿到公共租界卖掉换成钱。

位于虹口地区中心位置的日本人俱乐部，同时也是日本“义勇队”的总部。有一天，中西功去总部办事，恰好遇到一队中国人从虹口市场附近拿着轻机枪朝日本人俱乐部正面射击，他只能跟着四处躲避。对于这种突然发起的攻击，日军方面并没有好的对策，最终也没有抓住或者击伤中国便衣队的任何一人。

当时，中国人非常憎恶日本人俱乐部。被日本青年同志会抓到的“中国便衣队”成员（实为平民）会被押送到这里，此外如果哪里有枪声，附近的人也会被强行带到这里，所以每天都会有数百名中国人被强行抓来审讯。审讯仅是形式，根本没有任何规矩可言，只要觉得被抓的中国人不顺眼，不问理由，直接就会拖到俱乐部后面的高尔夫球场杀掉。中西功回忆：“有一次，一位中国老奶奶被拉到了高尔夫球场。那名老奶奶苦苦哀求不要杀她。日军军官嘴上说着不杀她，马上放她回去，但等老奶奶转身往回走时，那名军官从背后残忍地一刀就把那老奶奶砍死了。杀了人后，还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

日本陆军到达之前，在上海的日本军事力量只有海军陆战队。面对中国人民和第十九路军的顽强反抗，日本海军陆战队只能采取守势，最后被第十九路军包围了日本人居住区，日本人俱乐部也频频遭受袭击。中西功回忆：“日本义勇队的大叔们借着酒劲骂骂咧咧，‘海军陆战队的这群家伙究竟在干什么？都被人给堵到门口了！’‘日本陆军怎么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到啊！’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彼此之间因为不大点事就会拔刀相对，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同时，在俱乐部后面的高尔夫球场上则有大量无辜的中国人被杀害。”

在被第十九路军包围后，弹药变得非常紧张，日本海军陆战队杀人时已不舍得用子弹，他们就要求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用棒球棍去杀中国人。一些右翼学生照做了，但这些杀过人的学生回到内外棉厂的宿舍后，行为变得极为怪异，胡言乱语，好像被吓得魇住了。

被棒球棍“砸死”的部分中国人其实并未彻底断气。但是不管有没有断气，所有人都被当作死人对待，先是用大卡车运到停在长江边上的日本驱逐舰上，然后驱逐舰驶到江中心，把这些尸体和活人一起扔到长江中去。有人告诉中西功：“有一次他负责押运，原本以为拉的都是尸体，可是等卡车到达长江岸边，他掀开盖布，发现里面还有很多人没有断气，其中有一个人甚至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然后几乎所有的‘尸体’都发出‘呜呜’的呻吟声予以回应，把他给吓个够呛。”

“进攻日本”

通过参加“义勇队”的同学的讲述，同文书院学生都了解了淞沪抗战的真实战况。学校团支部对战争的发展态势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结束，决定开展归国运动。中西功回忆：“在团支部的秘密运作下，同学们要求归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所有同学，包括那些因杀害中国人而被魇住的右翼学生也纷纷要求归国。”

东亚同文书院领导层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日本陆军主力还未到上海，在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求所有在沪日本人支援作战的时候，同文书院如果答应学生的归国要求，肯定会招来一片骂声；另一方面，现在所有学生都要求归国，如果硬拦着不让，万一有学生在战时混乱的局面下遇害，又会被批评是学校阻拦才导致学生被害，校方也难辞其咎。最终，东亚同文书院领导层决定顶住压力，安排学生回国。

1932年2月中旬，同文书院所有学生踏上了归国航程。中西功回忆：“不出所料，我们的归国给在上海的那些靠着喝酒壮胆的日本人很大冲击。当我们乘坐的船驶出长江口时，正好碰见满载日本陆军的大型运输船正在朝着战场疾驰而去。当时我在心里暗想，他们是去进攻中国，而我们则是去进攻日本。”

（责编 李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