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抗日根据地党的纪律教育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始终重视党的纪律教育，通过开设培训班、举办座谈会等多种教育方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教育、组织纪律教育与群众纪律教育，增进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保障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一、山西抗日根据地党的纪律教育概述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山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后，就“注意到新形势下对党员干部队伍进行纪律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1938年进入山西党员的大发展时期”①。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察冀边区，到1938年6月初，仅平汉路以西包括晋东北地区的党员即已达到10460人；在晋西北，到1939年春，全区党的地级机构增加到8个，县委达到30余个，党员数量超过了1万人；在晋冀豫边区，到1939年9月，党员人数达到30150人，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党组织；在晋西南，到1939年11月，全区有区委83个，支部833个，党员1.83万余人②。

由此，对新党员、新干部的教育任务显得更加迫切。山西各级党组织通过新党员训练班、组织生活会、学习讨论等方式对新老干部进行党的纪律教育。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政治纪律教育。从当时的外部环境看，山西经过党员大发展时期，地方党员成分复杂、政治素养也参差不齐，给党员教育工作带来诸多困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新环境，阐明党的纪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为提升队伍思想建设质量的重大课题。此外，由于根据地党员干部中知识分子不多，因此基层各级干部在思想理论上普遍存在幼稚和懵懂的认识。为解决这一问题，山西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办干部培训班和各类学校大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如太行根据地的抗大分校通过讲授《社会发展史》《什么是列宁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使广大学员认识到革命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晋察冀根据地一方面在1938年党的整顿中对全部党员重新登记并加以分类；另一方面，强调并落实支部常态化教育，强调党性教育，要求党员用共产主义的人生观道德观要求自己、遵守党的纪律、绝对忠实于党、服从党的利益、反对两面派、反对自由主义。彭真在晋冀豫根据地对干部们提出，“加强党的思想斗争，克服并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政治意识以及观念等”③。晋冀豫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939年8月25日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开启了审干工作，加强对干部政治观念的改造：强调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端正入党动机，对违纪干部施以严肃处理，以此警示其他干部。晋西区党委从1942年6月起开始对党员干部的思想进行整顿教育，并结合晋绥边区实际情况进行整风运动。其中，党员干部围绕个人与党的关系、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和深刻反省。1943年4月，太岳一地委在《关于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政治质量的决定》中指出，“今后岳北的斗争形势更加紧张与复杂，各地党委与各种工作部门的干部也就更加需要上级的方针指示下，独立工作、机动处理问题的能力，为此那就必须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各级干部的政治质量，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确实能为我们所掌握，使我们的干部确实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掌握党的纪律”。

二是组织纪律教育。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入山西敌后广大乡村，在此情况下，不仅要领导武装力量有力回击敌人的进攻，而且要正确处理党组织内部、党员与党组织、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从而有效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能够在形势复杂的敌后乡村中真正立足。晋察冀边区党校集中党员干部进行为期数周的培训，“培养工作组织性、纪律性之养成，需要认真的检查，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检查号召、计划、决定本身是否正确，下级及群众反映，困难及倾向根源。其次检查完成的程度，完成的量，完成的质，完成的方法和过程”④，通过这些系统学习，提升了党员的组织纪律意识。晋冀豫区党委为加强党的领导，对如何开展党员纪律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也作出重要指示。尤其在反“扫荡”战斗中，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军事命令，不得擅自行动。1943年，中共太行分局党校召开整风总结大会，李雪峰在报告中要求党员深刻反省自己在纪律上、思想上、作风上的不足，积极主动吸取教训。1944年6月，太岳区成立整风学校，调集区直属机关和各专区主要干部868人进行整风学习，党员干部普遍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统一了思想，接受了教育，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

三是群众纪律教育。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利用每个村庄的大街小巷适当位置办起黑板报、刷写标语，集合村民散发传单、读报纸，用《晋察冀日报》《晋绥日报》 《太岳日报》等广泛宣传党的群众纪律。比如，报道《涉县王堡农会主任拒绝债主贿赂，忠实群众清债》等正面事例，宣传遵守群众纪律的重要性；刊登《只顾机关生产，某部走私粮食》《随便挪用公款，襄垣武西受批评》等反面案例，对损害群众利益、破坏党的形象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各村庄房前屋后的墙壁上也书写有“坚持抗战到底”“军民一家亲”“遵守党的纪律，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 等标语，用语简洁明了，教育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山西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级组织学习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党员时刻规范自己的言行。比如，在粮食征收时要求公平合理，不能加重群众负担；借宿群众家时要求爱护群众财物，尊重群众风俗习惯等。1940年4月，邓小平在黎城会议上指出，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绝大多数是由于党内部分干部不守群众纪律，没有研究群众情绪与要求而导致的。他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要“反对统一战线中的‘左’的偏向，以纠正各地的‘左’倾蛮干的错误”⑤。1943年1月，他又在太行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强调“过去执行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不够，在1940年、1941年注意群众工作不够”⑥，必须加强为群众服务的意识。

二、山西抗日根据地纪律教育的成效

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后，山西抗日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显著提升，军民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的一系列“扫荡”；广大群众更加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值得一提的是，晋察冀区党委在领导根据地抗战事业和各项建设过程中，始终把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作为组织工作的中心，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干部条件、组织纪律等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着力加强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被党中央誉为“华北党的模范”。

随着我们党各种纪律教育的不断加强，山西抗日根据地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党员干部，身先士卒，纪律严明，团结一心带领根据地军民英勇抵抗日军侵略，克服重重困难。1939年9月28日，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对全区的纪律教育工作给予肯定：“纪律教育的开展在抗战中和建设根据地工作中都起了大的作用”，我们“要继续加强党内的纪律教育和干部教育”⑦。在晋冀豫根据地，过去担任县长的多是“社会地位、身份居上”者，而此后的接任者则多为共产党员，如“接任赞皇县长的杨奉林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特委秘书长等职；而接任寿阳县长的杨辛克则原在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工作”⑧。群众交口称赞，流传出许多称颂党和八路军的歌曲，如《救命恩人共产党》  《农民靠党有方向》等。在太行山区，无论老人还是孩童，皆踊跃参军支前，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成为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坚强后盾。

党员干部还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不仅传授生产技术，而且与群众共同劳动，把春耕动员推向高潮，提高了根据地的自给自足能力。比如，晋察冀根据地经过对基层支部的严格整顿，使基层支部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与在乡村的堡垒作用大大加强，在公粮、民选、扩军、春耕等中心工作中“都明显的证实了支部建设工作的进步”。晋西北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在组织群众基础上，还注意教给群众农作物生产技能。民众也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充实了抗战物资储备。“1944年晋西北一年就开垦荒地75万亩，细粮增产16万石有余，种植棉花达15.3万亩。”⑨

此外，在文化教育方面，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掀起扫盲热潮，根据地的群众教育、学校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比如，1940年，太行北区抽查了辽县、武乡、榆社等九县的儿童入学率，其中，辽县为64%，超过了战前水平（战前不及60%）；黎城、武乡、榆社等达到了80%。再比如，晋绥边区政府号召“村村有冬学，人人上冬学”。行署曾指令40户以上的村庄设立冬学校，每年开办3个月冬学或夜校。当时除村村有夜校、冬校外，还有识字班、读报组，大的村镇设有民众教育馆和俱乐部。在边区首府兴县，就开办冬学195所，入学的青壮年男女达6000余人，到1944年冬学发展到350多所，村长、自卫队长、工农青妇救会干部都带头学习。⑩

三、山西抗日根据地纪律教育的历史经验

听党指挥、闻令而行，是赢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党的纪律教育必须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党的纪律教育始终紧紧围绕抗战这一中心任务开展。这表明纪律教育不能脱离党组织，只有与党的事业发展需求相契合，才能发挥其最大功效。同时也告诉我们，党员任何行为必须要忠实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革命服务、为民族服务、为人民服务。开展纪律教育，是提高党性觉悟、树立纪律意识的主要手段，也是我们党的重要政治任务，必须作为基础工作紧抓不放、常抓不懈。

同甘共苦、严守纪律，是战胜困难的有力保证。抗战时期，山西抗日根据地通过集中培训、日常教育和宣传引导等多种方式，多措并举加强纪律教育。针对不同党员干部的纪律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强党员之间及党员与群众之间的深入交流，教育宣传我们党爱民友善、廉洁奉公、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直接保证了党的队伍的斗争性、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纪律教育也使党员在政治上有共同信仰和共同目标、在行动上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并团结在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面对日军残酷的“扫荡”和野蛮的“三光”政策，以及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山西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党的纪律，才能坚持在险恶环境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度过了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

山西抗日根据地党的纪律教育经验涉及党员工作的方方面面，只有加强党的纪律教育，才能让全体党员更加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更好地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继承和弘扬山西抗日根据地党的纪律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持续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着力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纪律自觉，继续加强政治纪律教育，确保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化组织纪律教育，提高党的组织建设水平；重视对群众纪律的教育引导，密切联系群众，为书写我国千秋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无穷力量！

注释：

①中共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大同历史》（1925—1949），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167页。

②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326—328页。

③彭真：《中共冀豫晋省委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报告》，选自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④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⑤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⑦《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的总结》（节选），档案号：A001-0001-0037-0009，山西档案馆藏。

⑧赵诺：《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240页。

⑨牛崇辉：《吕梁革命斗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

⑩刘淑珍：《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简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