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中的《政治生活》周刊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区委要求，《政治生活》周刊主编赵世炎带领编辑部人员围绕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实现广泛爱国动员的主要任务做了大量针对性宣传，推动五卅运动的熊熊烈火从上海、广州向北方乃至全国引燃

“精要正大”：打响宣传鼓动阵地战

《政治生活》周刊（以下简称“周刊”）创办于1924年4月，是中共北京区委机关刊物。其以“精要”“正大”的时政评述为主，“在北方青年群众极有势力”。为配合五卅运动的宣传形势，周刊主要从栏目设置、语言风格、出版发行上加强传播阵地。

栏目丰富、详略得当。五卅运动期间（1925年5月30日至9月底），周刊共出版12期。其中，6月10日总第42期为《反帝国主义的全国动员》特刊、9月9日总第50期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及国际少年日特号》，分别出版于五卅惨案发生伊始和国际性纪念节点，及时且集中地传播了党的政策主张。这12期周刊中，每期都在头几版刊登3到5篇“时事短评”，让读者快速知悉近期发生的大事要事和国内外反应，直截了当地展示帝国主义在各地的暴行，部分时事也为后面展开说理做了铺垫；接着循序渐进、增加篇幅，一般刊登2到4篇中长篇评论、报告，时有“特载”用以发表相关宣言、通告，叙论结合、立场突出，对扩大运动提出明确要求，向全国民众发出“联合起来”的呼告；还在五卅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当增减相关文章篇目，做到了有详有略、中心突出。

语言辛辣、风格犀利。五卅运动期间，周刊的撰稿人约有20位，主要是赵世炎、范鸿、卓恺泽等，维经斯基、陈独秀、王若飞也有文章见刊。撰稿人虽然文风迥异，但遣词造句都老练深刻、感染力强，既严肃又活泼，既鞭辟入里又兼顾通俗性，做到了政论与抒情相结合。比如，“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者”出现900余次，平均每篇文章约10次，反复将这一概念与中国民众遭受的现实境遇相结合，有“文”更有“义”；又如，善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人类的恶魔”“会子手”“野蛮豺狼”“强盗阶级”等词来表现帝国主义的憎恶面目，描述军阀、买办为“害群之马”“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将为英日辩护的学者称作“自命为爱国的先生们”“‘食人而肥’的名流、学蠹”，表明“帝国主义原是埋葬被压迫民族的白骨坟塚”，“只有赤化的血汁才能灌溉出民众的自由之花”；再如，常见设问、反问、感叹、祈使句式，第46期批驳《京报副刊》（救国特刊）时还放大对方错误言论的字体，这些都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论证的力度，能够引发读者深思与共鸣。

保障出版、扩大发行。北京大学红楼既是北方地区党组织所在地，也是周刊编辑部的办公地，北京区委兼地委派专人负责出版发行。编辑排版上，每期一般8个版面，另有第44期10个版、第45期11个版、第50期18个版，主要是为了同五卅运动中出现的反动思潮、妥协行径作斗争。由于运动初期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通信封锁较严，第42期至第45期均未能如期在每周日出版，后改为每周三才得以出版。发行价格上，周刊定价铜元3枚，订阅半年为大洋4角、全年为大洋6角，相比同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每期铜元4枚）和北京名报《京报副刊》（半年5角、全年1元），定价更为低廉。发售方式上，在全国大中小城市拥有50处以上的分售点，主要通过各学校、书坊销售。每期发行量在数千份以上，一度销至3500份，在北京之外的地区销量也很可观，可以说已具有一定的全国影响力。

“短兵相接”：揭露帝国主义真面目

“上海事件发生了！帝国主义已与我短兵相接了！”这是五卅惨案发生后周刊特刊第二篇文章的首句，表明该刊要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作“干脆的斗争”，揭批其强盜行径，在舆论上“明白是非”。

五卅惨案发生之初，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汉口、九江、青岛、安东、大连等地连续制造血案，上海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全国各界、旅外华侨奋起抗争、奔走呼号段祺瑞政府为藉民气以延长其政治生命，也即作交涉并派员赴沪，直奉等地军阀更表示愿“作后盾”，颇有“一致对外”之情势。周刊对此却有清醒的认识，从整体上作了三方面分析：第一，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胶州湾的水黄浦滩的沙，都染红了工商市民学生的血。”帝国主义在军舰大炮下鱼肉我民族、侵略我主权，国计民生殆为剥尽，在上海又越界筑路并企图通过印刷律、码头捐、交易所领照、童工法案“四提案”，气焰日高千丈，今次惨事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帝国主义最大压迫屠杀与凶猛地进攻”。在将斗争矛头对准英日的同时，也“不应该忘掉其他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还要看到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此诈彼虞、互相攻许。第二，辩证地看待国内军阀。当时社会各界对段祺瑞政府寄以较高希望，但周刊指出军阀在上海屯有重兵却不保护民众，甚至在青岛帮助日本残害工人，在汉口勾结英国遏制群众运动、捕杀进步人士，因此“不要忘掉拥兵自卫、媚外求荣的军阀，一样必需打倒”。第三，反击帝国主义喉舌造成的斓言。帝国主义掌控的中外媒体在五卅运动中百般造谣、饰彼罪恶，以“赤化”“暴动化”反诬共产党煽动民众排外。周刊敏锐地识破此种离间计，表明“接近工人阶级就是赤化”，“不赤化就是随着帝国主义者白化”，连用两个“为何要回避？”予以坚决驳斥。

1925年6月16日至18日，沪案（指五卅惨案）开议。外方认为中方提出的“十三条”超出职权范围，中方则不能接受谈判仅限于五卅惨案本身，交涉宣告失败。与此同时，各国态度有异，北京公使团内部及其与上海领事团、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矛盾公开化。于是，段祺瑞政府转向“单独对英"策略、修正中外条约并催开关税会议，上海罢市虽在6月底结束，各地却兴起了抵制洋货运动，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与当局分歧扩大，开始压制群众运动。时局逐渐混乱、明暗交织，周刊在强调“只要是帝国主义就会有惨杀被压迫民族的特性”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帝国主义工具的批判，认为运动消沉是“主奴共同宰割”的结果，故“对外亦当清内”。首先，关于军阀。周刊及时揭露奉系军阀在东北、、山东、上海等地镇压爱国运动、逮捕运动领袖、屠杀民众，并连同段祺瑞政府“拿出对英宣战的口号以减少民众对日的注意力”，英法帝国主义还策动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反叛广东革命政府，内外勾结下造成了“帝国主义与媚外军阀反动集中的局面”。其次，关于买办。周刊严正指出，上海总商会向政府提出的交涉条件，删去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要求的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两项，北京商会则“坐视上海罢工工人饱受饥寒的孤军奋斗”，还有一些买办“暗中偷运仇货，破坏经济绝交，掣肘工人罢工运动的持久”。最后，关于“宣传家”。周刊指出，与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名流、学者以各种论调瞽盲民众的耳目、分散革命的势力，目的就是要“压服或缓和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因此，第45期专门用两篇长文、近一半的版面，批驳了民治主义同志会排斥共产主义、曲解中山主义的谬论及对苏联“新帝国主义”的污蔑。

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九国订约召开关税会议（简称“关会"，但法国政府为迫使中国承认“金法郎案”而迟迟不批准该条约，导致关会久延不开。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段祺瑞政府也欲扩充关会讨论范围以解财政和政治之窘境，促使列强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在此情势下，周刊强调，关会之目的在于诱使“我国关税权以条约的不能自主”，“国民不可不严重监视而坚守关税自主之主张”。1925年8月5日，九国公约正式生效，关会召开成为既定事实，段祺瑞政府转而压制群众运动。由此，周刊严厉批评段祺瑞政府通电各省禁止罢工、遏止“乱源”的行径，更是在奉系军阀李景林在镇压罢工、制造裕大惨案后指出“打倒媚外的军阀，尤先要打倒奉系军阀”，还以郑州豫丰纱厂厂主穆藕初打杀工人、捣毁工会，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陈秋霖被刺身亡，流氓攻杀上海总工会等实例来说明军阀、买办等“勾结帝国主义者以戕害革命势力”。与此同时，英国为应对不利局势提出司法调查，周刊则认为沪案重查“盖欲于时过境迁之后，以调查所得抵赖前此调查发现之英人罪状也”。后来，沪案冷却，运动陷入低潮，舆论撕裂、沸反盈天，为对抗“不革命的”因素，周刊更深入地驳斥了“单独对英”“国家主义”“民治主义”等论调。受局势所迫，上海罢工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的罢工策略适时改变，8月底起罢工工人陆续复工。9月7日，上海英租界巡捕杀戮游行群众；18日，上海总工会突遭封闭。赵世炎指出，“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军阀得了胜利”并“将为所欲为”，还预言“混杂的军阀战争已有爆发之势”。

“革命万岁”：呼吁反帝爱国大联合

1925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并坚持到底。6月10日，北京区委发表《为反帝国主义浩大战斗与赤化问题檄告国民》，明确要求采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行动，举行总战斗。这表明，宣传工作要以巩固反帝战线、扩展爱国运动为主要目的。正因如此，周刊在五卅运动期间呼告了19次“万岁”，最核心的莫过于“中国革命万岁”。

一是坚守阶级立场，把稳运动方向。对于帝国主义，周刊已初步认识到其垄断本质和侵略、扩张本性，在论争中坚持马列主义，系统阐明帝国主义压榨劳动阶级、攫取剩余价值以致生产集中、资本集中，进而输出过剩商品、掠夺弱小民族。国内军阀、买办和反动势力则媚外卖国、成为帝国主义工具，这种内外勾结情形的表现前文已述，不再赘言。因此，五卅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压迫下所反映出来的解放运动”，就是要坚持阶级斗争，“反对资本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和“抵抗国际资本主义置中国工人于不能生存的状况中”，非如是不足以图存。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卅运动的爆发是“工人阶级先有了民族独立的要求，及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更进一步说，中国革命的“指导者”就是广大的工人阶级，成为“已立在反帝国主义的前锋”。同时周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占比不足 20% ，“单独以罢工得有全部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必须“在民众中发展一个整个的民族革命基础”，“要使民众有正确的反抗整个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精神”。故此，工人阶级“不得不起来领袖全中国的民众去反抗那些压迫着他们的外国资本家”，造成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

二是阐明政治观点，洞察核心问题。周刊认为，五卅惨案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由经济侵略政策，进而为压迫屠杀政策的公开行使”，他们在青岛、汉口、安东等地的屠杀“绝不能看做一时的偶然事件”。帝国主义“以各种不平等条约强我承认之后，在中国建筑起了可以掠夺行凶的根据，因之我们此次的要求不仅是要惩办祸首、抚恤死亡等，废除不平条约是我们所不当一时忘记的”。周刊坚持，沪案的解决不能仅限于道歉、赔偿、抚恤、惩凶，必须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借地和领事裁判权、关税管理权、驻兵与航行权等特权。而面对沪案开议、关税会议等运动中的重要节点，周刊也清楚表示，正因五卅运动是“辛丑条约而后反抗帝国主义运动最剧烈的时期”，帝国主义者才“多以尊重中国自立为引诱以冀缓和中国民气”，实则“指使他们的工具一一军阀向中国民众进攻”。广大民众“要尽力注意政府及帝国主义者的行动”，“使帝国主义者少做一些损害中国民众利益的勾当”。

三是传播斗争方法，提高动员能力。周刊多次引用孙中山《国事遗嘱》中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指出“我们的民族解放是要联合世界的被压阶级与弱小民族一致奋斗的”，欢迎和争取包括英、日在内的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即中国的民族革命不能脱离世界革命而存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必须“行列到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周刊也强调，国内民众的联合、不退缩，“只有团结一致始能敌当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坚决捍卫工人享有的罢工权，支持各地学生游行、讲演、示威，希望商人“牺牲目前的小利，作一个全始全终的战士”，实现组织集中、斗争持久和经济绝交。此外，周刊具体提出了武装斗争的策略，认为帝国主义“利益的保证就是大炮军舰武装的戮杀，所以能抵抗他的暴力也只有民族革命的暴力”，运动中流血是免不了的，“有组织的群众武装起来，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正如王若飞所言：“国民所倚赖的，正是暴力的革命！

五卅运动期间，《政治生活》周刊发表了一批极具分量的战斗文章，以强大号召力和影响力宣传了党的政策主张，有效推动反帝话语的普及和群众运动的拓展。尽管五册运动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但却展示了中国民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磅礴力量，拉开大革命高潮的序幕，“提起了革命的成功先兆（赵世炎语）”。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