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方舟《租界竹枝词》看五四时期爱国青年的道路选择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中，青年学生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结合，在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道路博弈中坚定地选择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其中，于方舟就是从青年学生到共产党人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天津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者和重要负责人，不满27岁就为党的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很多诗词作品，展现出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精神境界。他所作的《租界竹枝词》以镜头形式刻画出近代天津沦为列强租界后社会风貌演变的缩影，真实记录了以于方舟为代表的爱国青年因内心的觉醒与目睹民众的沉沦所产生的巨大情感冲击，最终参加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本文通过对《租界竹枝词》的解析，探求作为五四运动参与主体的青年学生如何实现“全人格的觉悟”，并在五四运动后作出顺应历史和人民的道路选择。

《租界竹枝词》的创作背景

于方舟（1900—1927），原名兰渚，字芳洲，1900年9月出生于直隶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俵口村，兄弟5人中排行第五。他出生那年，帝国主义军队从大沽口登陆，继而攻陷天津，俵口村也遭遇了这场浩劫。庚子之难，成为铭刻在中国人民心头的极其屈辱和伤痛的记忆。父母常给于方舟讲述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罪行，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反帝爱国思想的启蒙。

于方舟自幼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但他并非只知读书，同样关注着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他在《水灾杂诗》序中写道，“津海道各县水灾，庄稼多淹没。赴津郊沿堤西南行，至暮始归”。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屡被水灾冲击的状况一直牵系着他的心，无论是在俵口读书期间还是赴天津求学途中，他都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创作诗文，揭示民生疾苦和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竹枝词，最初是巴、渝一带的民歌，内容多是百姓借浅显易懂的乡音俚语，表达生活艰难或怨苦之情。其七言四句，短小精干，通俗易懂。唐代以后，文人多效仿竹枝词写作，使其成为吟咏一方风土、描摹世事民情、表现地域文化的文学样式。

1917年，于方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堂（今天津市第三中学），来到繁华的天津。当时，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在天津强设租界，在帝国主义势力最为强盛之时，天津曾设有英、法、美、日、俄、德、意、奥、比九国租界。于方舟看到租界内是洋人、军阀、买办及部分谄媚华人的醉生梦死，租界外是劳苦大众赤贫如洗、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活，这些激发出他内心想要改变旧中国现状的呐喊。因此，他以“竹枝词”这一诗体形式创作了10首《租界竹枝词》（现存6首，佚4首）。

于方舟对租界情状的揭示

年仅18岁的于方舟以《租界竹枝词》作为匕首和投枪，对租界内的“众生相作了鲜活的描摹和辛辣的讽刺。

安福官僚多如狗，直奉政客满街走。

逃命司令闹妓院，败仗将军醉酒楼。

这首词是他对隐匿于天津租界内的下野政客和失败军阀的讽刺和批判。北洋政府时期，政权频繁更替，各路军阀势力混战不休，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那些在政治角逐中下野的政客、败退的军阀大多将租界当作政治避难所，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租界内购置洋楼房产，过着名为退休、实则观望时机妄图东山再起的寓公生活。其中的“安福官僚”是指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因其活动据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故名安福系。“直奉政客”则是指直系、奉系军阀集团。当时，直、奉、皖三大派系军阀拥兵自重，割据称霸，轮番凭借军事实力争夺北洋政府的控制权。而北洋军阀内部风气也十分败坏，从军官到士兵大多流连于声色犬马。官兵精神空虚，军纪败坏，也就无怪乎于方舟所讽刺的“逃命司令”和“败仗将军”了。

这些下野政客、失意军阀聚集于租界内，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中国政府软弱，租界享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政府的法律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租界在官商勾结之下孕育着最暴利、最黑暗的地下产业。因此，《租界竹枝词》第二首写道：

鸦片吗啡海洛因，赌局麻将骨牌九。

巡捕侦探便衣队，洋行买办摆花酒。

在租界内，毒品制售、吸食畅行无阻，赌场同样受到租界当局保护，并从中抽取重税。这其中尤以日租界的各项地下产业最为猖獗，日本当局授意在租界内开设烟馆、妓院、赌场等，对其进行征税，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严重危害中国人身体和财产安全的黑色产业不受法律制裁，在租界巡捕、警察头目的“关照”下畅行无阻。恶名昭彰的日租界“便衣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地痞流氓和汉奸，由日方提供武器弹药和经费，按照日方特务的要求寻衅滋事、制造暴乱，扰乱社会治安。帝国主义借助租界这块“国中之国”无所顾忌地开展黄赌毒等产业，牟取暴利，不仅导致中国大量财富外流，更攫取着中国人的志气、骨气、精神气。

此外，租界内还有买办，即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佣的中国经理人。毛泽东就曾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买办阶层通过商业贿赂为洋商代言，甚至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也是于方舟在竹枝词中所言“洋行买办摆花酒”的佐证。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下，租界内的社会风气逐步异化，最直观的就是金钱关系对一切社会关系的取代。《租界竹枝词》第四首写道：

儿女亲家金兰谱，银鱼紫蟹洋朋友。

花旗汇丰老头票，天棚字画大狼狗。

租界内结婚、结拜等都成为缔结权力与金钱利益共同体的交换工具。于方舟用家乡宁河的特产“银鱼”“紫蟹”来起到一语双关的作用，既是指官僚资产阶级通过送礼来达成互相攀附的目的，也将这种建立在权钱交易上的官商勾结暗讽为如河里的鱼蟹一般臭味相投，沆瀣一气。其中“花旗汇丰老头票”一句，是指西方列强在天津开设的外国银行，如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这些外国银行在天津雇佣的华人经理，通过辅助洋商在华经营贸易和做金融投资，积累了令人不齿的大量财富。诗中所写的“天棚字画大狼狗”是民国时期天津有钱人家的豪宅配置，讽刺的就是租界内与洋商勾结的官僚资产阶级。

谈到近代社会生活“大观”，不能不提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于方舟在《租界竹枝词》第三首和第五首中，对租界内的商业发展、社会风气、衣着装扮和娱乐方式等作出犀利凝视：

三

当铺印子高利贷，绫罗绸缎苏州头。

居士彩票姨太太，描眉画眼假风流。

五

百货厘金味之素，仁丹牙粉黄酱油。

地痞县官土财主，肠肥脑满鬼神愁。

租界内的封建地主阶级通过开当铺、放印子钱和高利贷等非法手段，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他们穿金戴银、灯红酒绿的奢侈生活。“厘金”是民国初年征收的一种商业税，但各省征收章程不一，使其成为贪官污吏中饱私囊、敲诈勒索商民的一种手段。另外，由于西方列强拥有免缴厘金税的特权，无形中更有利于洋货的倾销，这却不利于我国商品经济和民族企业的成长发展。而当时国内盛行的洋货就包括于方舟所提到的两种日本产品“味之素”和“仁丹”。他在竹枝词中揭露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北洋政府官僚仍在用苛捐杂税压迫人民，做列强在华的“代理人”，助长洋货入侵，损害国家利益。在这些封建官僚眼中从来就没有国家和人民，只有“肠肥脑满”的私心私利，这样的政府岂能获得人民信任，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身为学生的于方舟已经有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强烈使命感，他在领导和组织天津五四运动期间，还组织参与了抵制日货、唤醒民众爱国意识的宣传，这在他创作的《“五四”竹枝词》中有所体现：

标语条条贴家家，传单飞舞赛雪花，同胞拾得亲亲看，不买日货救国家。

自天津被划分租界，就有了华人与洋人两种身份。租界内的华人除了下野的政客军阀、洋行买办、封建地主和官僚，还存在着仆役、保姆、洗衣匠、西装裁缝、马车驭手及筑路工、掘井工等底层华人。这些情况也体现在《租界竹枝词》第六首中：

老妈厨子小丫头，包车铃铛红彩绸。

卫兵马弁盒子炮，旷古无伦万恶薮。

租界中的上层人物行止坐卧前呼后拥，出行坐着系有红绸和铃铛的高级黄包车，身边簇拥着一众随从，若是军阀出行，还会跟着亲兵卫队，耀武扬威。列强在租界引进西方城市化的管理模式，修了马路、下水道、路灯、公厕等公共设施，建起赛马场、体育场、球馆；但如果没有底层劳工的辛勤劳动，没有中国人缴纳的大量税赋，就无法支撑起整个租界的繁荣。中国无产阶级付出了艰辛劳动，却在列强眼中低人一等，在租界创设禁止华人人内的场所，以此来显示种族身份的优越感。在这样荒诞的社会现实之下，租界内的所谓大人物却“安之若素”，甚至丢掉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感，追求“洋化”，对列强极尽谄媚，对劳苦大众则不屑一顾，肆意欺辱。于方舟之所以发出租界是“旷古无伦万恶薮”的呐喊，并非出于一时激愤，而是在长久观察和深入思考后意识到的痛心事实：国家尊严的丧失会逐渐转变为国人人格的丧失，最终陷入亡国灭种的深渊。

青年学生的觉醒和选择

《租界竹枝词》组词的创作时间大致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结束到五四运动爆发前，从中能够窥见于方舟是如何实现个体觉醒并作出正确道路选择的。这也是当时进步青年群体觉醒的逻辑思路。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青年学生和新文化教职员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迅速成长，他们对民主的追求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进而放眼全世界，自觉承担起寻找救亡图存道路的历史使命。这个新兴群体成为推进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前行的重要政治力量。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胜利为中国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使这一思想最早在北京大学传播开来。

于方舟就读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堂创办于1901年，是实行新式教育的官办学校。其选用英文课本授课，同时鼓励学生根据兴趣参与社团活动。于方舟就在求学期间组织起以促进德、智、体三育为宗旨的“三育促进会”。在新式学风的熏陶下，成绩优异的他眼界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和诗词，如《庚子余记》《蠹失录》等，字里行间充满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精神和对节义忠勇、坚贞不屈民族气节的呼唤。

从这组竹枝词能读出于方舟的内心，他所目睹的社会现状是列强对中国财富的侵占掠夺，北洋政府黑暗暴力的统治，官僚、买办腐败卖国，人民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种种情状让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产生巨大的危机意识，救国救民的理想与昏暗蒙昧的现实之间产生巨大的碰撞，急于呼唤更多民众觉醒的强烈意愿驱使他们迫切地想为改变这个国家作出行动上的努力。

正如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所写的：“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洗雪国耻，吾辈自强的民族情绪已经蓄势待发，只待一粒火星便可掀起燎原之势。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为引燃这一民族觉醒浪潮的导火索。青年学生最先采取行动，他们悲愤不已地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希望唤醒全社会的爱国救亡意识。于方舟等直隶一中代表和南开中学等学校代表商讨建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于方舟表示：“为奋起救国，‘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他还组织成立直隶一中学生救国团，并被推为团长。1919年5月7日，天津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了“国耻日”反帝示威游行，于方舟被推为游行总指挥。

《租界竹枝词》体现出于方舟以史入诗、以诗绘史的文学功底，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通过刻画天津租界内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真实面貌和时代氛围，反映出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在揭示社会本来面目的同时，从更深层次上传达出家国天下的责任意识和人文情怀。以于方舟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发挥“先锋”和“桥梁”作用，在自身责任担当意识觉醒后，积极行动起来，唤醒全体民众、传播革命思想。在推动全民族爱国救亡的“社会觉醒”过程中，中国开启了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自此走向一个新的历史征程。

［本文系2024年度天津市党校系统科研课题成果（课题编号：DXXTKY24-16），作者系天津市宁河区委党校助理讲师]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