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妇女心系祖国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各地兴起。虽然战火没有烧到澳门，但在民族存亡之际，澳门同胞怀着赤子之心，积极支援祖国抗战。其中，妇女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

成立妇女救亡团体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澳门同胞先后成立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等救亡组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澳门同胞抗日热情高涨。但澳葡政府标榜“中立”，不允许澳门社团公开使用“抗日”“抗敌”“救国”等字眼，于是，澳门成立多个以“救灾”为名、实为“救亡”的组织。澳门学术界体育界音乐界戏剧界救灾会（以下简称四界救灾会）成立于1937年8月，虽名为“四界”，但会员实际上来自全澳各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动员力。中共东南特委（抗战时期澳门党组织一度由东南特委领导）组织部部长吴有恒在1941年1月13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指出，四界救灾会是“党所能够掌握领导的一个较大的、公开的、合法团体”，“我们有四个同志参加这个团体的领导工作”。

在澳门众多救亡团体中，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四界救灾会中，就有女教师、女学生、女职员、工厂女工和家庭妇女。曾枝西女士是筹备成立四界救灾会的核心成员，先后担任该会候补理事、理事，总务部招待股主任、游艺部主任、劝销部主任、财务部副主任。崔瑞琛（富商崔诺枝长女）、任剑辉（粤剧名伶）、麦伟勋、周少珍等女性都是四界救灾会的骨干成员。

澳门妇女除积极参加各种救亡团体活动外，也自发成立多个妇女团体，广泛组织和动员澳门各界妇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列举如下：

澳门妇女慰劳会（后更名为中华妇女会）。成立于1937年9月，会员300多人，多为澳门上层妇女。由澳门“华人代表”梁后源夫人、廖奉基女士、黄骚夫人等发起，澳门富商毕侣俭夫人莫翰声任主席，主要成员有张瑞英（澳门商会主席徐伟卿夫人）、崔瑞琛、徐焕容（知名女西医）、杨惠馨（富商陈声始夫人）、廖奉灵（协和女中校长）等25人。主要工作是筹集款物支持祖国抗日和赈济因战争流落到澳门的难民，被香港《大公报》誉为“澳门妇女团体的先锋”。

中国妇女后援会澳门服务团（以下简称妇女后援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8月，是由部分学生发起成立的救亡组织，有成员80多人。该团总务部部长先后由扬兆仪、杅桂兰担任。所做的工作偏重于筹款捐款。

澳门妇女互助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由曾枝西等人发起，初期组织较松散。1937年9月改组后得以健全，会员有70多人，由女教师、女学生、女工和极少数家庭妇女组成。该社致力于抗日救亡工作，注重唤醒、教育下层妇女群众，如出版周刊《妇女呼声》，举办女工识字班、座谈会和募捐、缝制棉衣、下乡宣传、救助妓女等。

澳门花界救灾会。成立于1938年初。商女也知亡国恨。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澳门风尘女子就挺身而出，义不后人，踊跃投身抗日救亡行列。14年抗战期间，在澳门华人组织的救亡活动中，始终活跃着花界女子的身影。

参与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澳门妇女通过各种形式在澳门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抵制日货。1931年9月27日，澳门各界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该会成立后即呼吁民众停用日货，澳门妇女热烈响应。据当年《广州民国日报》报道，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东北大肆屠杀、掠夺资源的消息传到澳门，“全埠侨胞奋激异常，但处于葡帝国主义之下，爱国运动未能公开。惟全澳侨民相戒永不购用日货，以示坚决抵制。本埠妇女亦一律穿着土布或本国纱绸。对于日本蝉翼纱、电光纱、竹纱等劣货，一概拒绝购用”。

宣传抗日。1937年8月，妇女后援服务团派员前往广东中山县各属宣传救国工作。在国家危难关头，澳门女中学生也主动参加各种歌咏团、剧社，宣传抗日。同年12月18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著名律师史良从香港乘船赴澳。船一靠岸，妇女慰劳会、妇女后援服务团、妇女互助社等团体代表和兴华女中、望德女中等校代表齐集码头欢迎。史良在澳门之活动，由濠江中学女教师区梦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陪同并负责翻译。20日，澳门妇女慰劳会、妇女互助社等在平安戏院联合举行欢迎大会，史良作题为“抗战与妇女”的演讲，说明抗日救亡的责任男女各半，妇女群众应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如果没有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中国的抗战根本不可能取胜。上海《妇女生活》杂志对此发文指出：“史先生这次到澳门，使那里的气象尤其是妇女界顿时的奋发了起来，以前虽也有各种妇女团体，却都是各立门户，因此也产生不出多大的工作来。这次由于史先生的一行，使各种团体都集合起来了，不管是女学生的，女工务员的……统统都凝做了一团，成了一个坚强而有力的组织。在史先生的恳切的指导之下，各种工作也都积极地发展开来了，使整个闷沉沉的澳门燃起了猛烈的救亡的火焰。”

义卖义演筹款救国

澳门各界妇女结合自身职业，发挥性别优势，踊跃参与各种筹款活动，募集资金，慰劳抗日将士。澳门妇女筹款方式五花八门，别开生面。

直接捐款。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英勇抵抗日军的消息传到澳门后，福隆新街49号妓院以此次沪战需款孔亟，决定将15天内所得收入悉数捐出，支持上海抗战。当年《香港工商日报》报道此事时，感叹：“花女亦知亡国恨，一般之守财奴宁不愧乎？”1939年八一三抗战两周年之际，澳门掀起大规模献金运动，歌姬们热烈响应，慷慨解囊，有的把身上佩戴的项链、金饰悉数捐出。

购买公债。为筹集抗战经费，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国币，并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负责办理宣传经募等全盘事宜；10月10日，该会澳门分会召开成立大会，粤华中学女校长廖奉基在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各界踊跃购债救国。至11月下旬，澳门各界共购债47万多元。此外，1938年3月，广东省政府也发行广东省国防公债1500万元国币，并成立广东省国防公债劝募委员会总理其事；8月18日，该会澳门分会召开首次常务会议，区景南夫人即席捐出金饰一批，用作购买广东省国防公债。

通过售花、售旗、售祝捷灯等筹款。1937年9月10日至12日，全澳校书（妓女别称）近百人组成澳门花界校书卖花团，分为9队，日间在各轮渡码头、繁华街道等处劝买，夜间则向各酒楼食客推销。仅前两日就募得国币近2000元。据广州《国华报》报道，“各校书奔走于烈日之下”，“仍不以为苦，其一种爱国之热诚，殊足令人起敬也”。此次花界卖花筹得之款，直接交澳门广东银行，汇返内地散赈。1938年3月29日，四界救灾会举行卖花筹款活动，妇女互助社、妇女后援服务团，以及新生社、民声社、晓钟剧社等团体的青年女子共80多人在澳门及中山县湾仔乡等地劝销。社会各界反应踊跃，预定之花供不应求。是日，卖花所得折合大洋910余元，全部汇交第五路军李宗仁部置办雨衣、胶鞋。10月10日，妇女慰劳会响应澳门知行中学校长罗致知提议，劝谕澳门各界购悬祝捷灯庆祝双十节，为前方将士购制棉衣药品筹款，扣除各项开支，得款6691.49元（折合国币约8000元）。同日，澳门各界救灾会（1937年8月成立，澳门规模最大的救灾组织）举办赠旗筹款活动，包括妇女后援服务团在内的120支赠旗队，沿街向各界人士劝售，筹得国币3953.68元。

义唱、义舞、游艺筹款。1937年9月4日，四界救灾会在清平戏院举行游艺大会，卖座所得1000多元。余美珍、李少文、李蕙等多名女士参加表演，院租80元由梁鸿勋夫人解囊赞助。9月28日、29日两晚，四界救灾会在添男大茶楼举行女伶唱曲大会。两晚义唱共筹得370余元。10月2日，各界救灾会等社团举办游艺筹款赈灾，女明星紫罗兰参加表演，崇实中学女学生到场劝销由热心商家捐出的汽水、香烟、糖果等。10月25日、26日连续两晚，四界救灾会在得来茶楼再次举办女伶唱曲大会，共筹得540多元。11月11日晚，四界救灾会在中央舞场举办义舞筹款大会，是晚担任义务伴舞之舞姝有30余人，共得国币980元。1938年8月12日，妇女慰劳会演剧筹款，共得970余元。后经该会议决，购买毛巾500打，慰劳八路军将士。9月4日至5日，妇女慰劳会联合四界救灾会、澳侨体育总会举办水上游艺筹赈大会，公推徐伟卿夫人为筹赈大会委员会主席，筹得国币1673.57元，全部汇寄难民救济会广州分会、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

筹措物资，救济难民

澳门妇女积极募捐前线急需的各种物资，支援前线作战，广泛赈济灾民。

为前线将士缝制棉衣。1937年10月10日，澳门妇女慰劳会举行缝制棉衣运动，用一个月制备棉衣111件、棉裤102件、棉背心501件。同时，裁制药棉纱布285包、绷带1185卷、三角救伤布530条，另募得旧衣物80包，托请香港妇女慰劳会转寄国内配给将士使用。值得一提的是，澳门妇女慰劳会还为八路军、新四军缝制了棉衣。1938年11月20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侨澳中国妇女慰劳会缝制棉衣，工作异常忙碌，现已缝得800件，决托香港妇女慰劳会寄与八路军及新四军两部队壮士。协和女子中学学生缝得约300件，亦交与该会一并付寄，合共1100余件，即于最短期内运港。”11月30日，该报又报道：“侨澳中国妇女慰劳会于26日将缝制棉衣500件，托由泉州轮寄香港慰劳会，代寄第八路军及新四军，分赠前线杀敌将士。”

募集药品。1937年9月妇女慰劳会刚成立，就向澳门各住户及商号沿门劝捐6天，筹得不少款项及战地药品。1938年5月，妇女慰劳会又将储备的药物交给中山大学北上服务团团长梁定慧（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夫人），运送给前线将士。7月，花界救灾会将募集到的款项，计双毫470元、毫券139元（均为广东发行货币，前者为银币，后者为纸币），捐给中山大学北上服务团，以购买药品支援前方，并致函梁定慧派员来澳接收。7月29日，梁定慧派赵连城携带收据到澳门领收。

救济难民。1938年1月，澳门妇女后援服务团制备炒米饼数千斤，分载百余罐，运前方劳军。2月15日，该团派出7人运饼25罐，到广东中山县慰问难民。6月，妇女慰劳会将募集到的旧夏衣1598件，运送至中山救济会，分发各区难民使用。1939年儿童节，妇女慰劳会捐资购买饼饵及文具用品分送路环难民营难童庆祝儿童节。此外，澳门妇女还协助政府落实“以工代赈”计划，筹募难童餐经费，为留澳难民回乡登记工作提供协助等。1941年1月，澳门中华妇女会与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澳门新填海处设立平民粥场，以廉价售粥方式救济贫民。该粥场至1944年6月底结束，前后两年多时间施粥130多万份。1943年3月，她们又于望厦米站孤儿院内设平民粥场施粥救济，至1945年9月底结束，共施粥133万份。

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斗争

全民族抗战期间，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等先后成立，澳门一批热血青年随团返回内地，积极宣传和动员民众，参加战地救护、担任军队政工工作、为群众治病、慰劳抗日将士。

在这些服务团中，澳门妇女充当着重要角色。她们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己任，以张贴墙报、漫画、抗日标语，演出街头剧、说书、唱抗日歌曲，举办联欢会，以及办妇女识字班、青年训练班、儿童教育班及家庭访问等形式，宣传并动员民众参加当地救护工作，救护受难民众及部队伤员。如，1937年12月初，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组织16人回广东江门等地开展抗日斗争。其中有4位女性：杜慈、李爱、招丽芬、赵世芬。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先后组成11队共167名青年，在团长廖锦涛、副团长沈文略率领下，相继开赴广东的西江、东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等地抗日战场，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其中有女青年44人，第四队队长梁铁、第五队副队长李淑明皆为女性。

《血肉长城》杂志1938年第5期发表《澳门见闻纪述》一文，高度评价澳门妇女的抗日救亡工作：“澳门的妇女救国热情，颇值得我们赞美。她们的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是纯粹各界妇女自动的组织，没有贵人太太们的策动，并且很能确实地干筹赈慰劳的工作，战士寒衣亦征集过，售花劝捐也办过几次，都有相当的成绩。”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