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四次到北京的故事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6月，我从四川来到首都北京，伫立在天安门广场，心中满是对父亲的思念。在他老人家79年的人生历程中，曾4次来到北京，每一次都是他人生轨迹的转折。

一

我的父亲李振华，原名李银山，1909年10月22日出生在山西长治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3月，父亲第一次离别家乡，远去北平（今北京）哈德门大街公聚成烟杆铺做学徒、雇工。1937年6月，他返回家乡，加入长治“牺牲救国同盟会”，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为李振华，走上振兴中华的革命道路。

革命战争年代，父亲跟随部队从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到四川，行程万里路，先后参加豫北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豫西剿匪、扶眉战役、秦岭战役、成都战役、川西剿匪等。

1945年初，部队驻扎在河南滑县高平镇的牟家村，父亲是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四分区教导大队供给员，常去内黄县小徐村刘队长家谈工作。刘队长家与我母亲家住得很近，年轻时的母亲常去他家帮他爱人织布、纺棉花。就这样，经刘队长介绍，父亲和母亲相识相知，并相恋成婚。

母亲后来向我们讲述了这段经历：“结婚那天有三对新人，我俩手牵红绸走在第二列，我穿的是当时部队的衣服。那天，村子里像过年一样热闹，三对新人被簇拥着，敲锣打鼓围着村子转了一大圈，村里还组织了一台大戏。我和你爸的新房，还是借住村里一对回娘家的小两口的房子。”“部队进入山西，打临汾时没有吃的，我们这些随军家属就上山挖野菜吃。那时生活条件太艰苦了，我怀的前两个孩子都没了。记得1949年4月生你大哥时，是解放太原的第二天。中午，部队好不容易改善伙食，每人两根油条，我却吃不下去。正好六十六团的团长来看我，就叫人到村里去买点鸡蛋。回来的同志讲：‘我跑遍了整个村里，鸡都没有看见一只，哪来的蛋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所在部队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六十军一七八师也结束了秦岭战役，驻在陕西宝鸡附近。之后，第一七八师从宝鸡出发，翻越秦岭过剑门关进入四川盆地。12月30日，参加成都解放入城仪式，受到成都数十万市民的夹道欢迎。父亲从一名战士、文书、司务长、会计、供给员、粮秣股长、供给主任、军械股长，成长为师司令部管理科科长。绵阳军分区组建后，父亲所在部门隶属其管辖。

1950年4月，父亲奉命从绵阳军分区转到地方，接任广汉县税务局局长。据当年与父亲一起工作的张孝先（时任广汉县税务局副局长）回忆：“他（指父亲）给人的印象是朴实无华，为人亲切、公正。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事讲求实际，平等待人，生活艰苦朴素等等。我那时刚刚从地下时期白色恐怖的熬煎下得到解放，怀着重见天日的喜悦，满怀工作激情，作为一名地方干部，来税务局配合工作。我很乐意作为他的助手，像他一样不分昼夜地拼命学习和工作。在长达两年的工作中，我们始终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我们全盘接收了旧税务局的人员，将部队同志和南下干部，以及陆续分配来的革大学员作为骨干力量，分别配备到各个科室和外勤单位去，组成一支能执行党的政策、步伐整齐的税收队伍，全面开展了工作。对广大工商业者，广泛宣传税收政策。工作中紧紧依靠店员工人，团结守法户，普遍建立协税护税组织，从而使税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任务连年超额完成，受到上级表彰，当时的《川西日报》经常都有报道。”

那时，广汉县税务局办公地点设在县城江西同乡会会馆，工作时间实行军事管制，因为业务范围广，工作相当紧张，没有星期天，早上6点就起来学习，晚上7点半至10点也要学习。税务局的大厅能容纳100多人开会，大厅设有一个木制的讲台。但父亲开会时，从来不会坐在讲台上，都是和工作人员坐在一起。

1952年3月，父亲被任命为什邡县税务局局长。在接到通知的一天内完成工作交接，父亲就风尘仆仆地赶往什邡。

什邡县是西南解放战争最后结束的地方。民国时期，县境受大、小军阀轮番割据，战火连绵，匪霸横行；加之医药卫生落后，疫病流行。据母亲回忆，“那时，土匪很猖狂，征税时要带着枪，走路到各乡征税，用背篼背钱回来。你爸为了保证现金的安全上缴，经历了好几次危险”。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两年多内在广汉、绵竹、什邡三地频繁调动，长的时间有17个月，短的时间仅1个月，哪里需要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去哪里开拓，在新中国税务工作的战线上艰苦奋斗，贡献了他的智慧和力量。1952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什邡县县长，同时当选为什邡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回望父亲的峥嵘岁月，他的力量从哪里来？2012年4月至7月，我背上行囊，带着保存的信件、资料、照片，重走父亲的革命奋斗路，翻看档案馆的一宗宗档案资料，在父亲1952年9月30日填写的党员登记表里，我找到了答案：

“我当时的入党动机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人民求得彻底解放，使中国人民永远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共产党领导下奋勇前进。并且在旧社会，我的家庭长期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我们穷人要翻身就要参加共产党，打垮封建势力，求得解放。”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党在现阶段要实现新民主主义制度，将来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这一革命事业是艰苦的、光荣的、伟大的，我坚决在党的领导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这一次展开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学习，使我思想提高了一步，认识到伟大的、美好的共产主义不是凭空而来，必须经过不断的奋斗和努力，同时在中国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个斗争进程是艰巨的，但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社会在一天一天的进步，如果不能配合形势的发展就要落后，因此，我下决心搞好每一个细小的工作，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更好地完成党所给我的任务。”

二

1953年5月，44岁的父亲再次来到北京，受命前往中央政治法律干部学校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培养大批政法干部，满足国家法制建设、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工作的需要。1951年7月，政务院第94次会议研究决定，筹建中央政治法律干部学校（以下简称中央政法干校）。

从1952年至1957年，中央政法干校总共办学5期。父亲是第二期学员。在校期间，父亲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 党的建设、国家与法的理论、《共同纲领》等，明确了什么是国家和法律，怎样管理国家和执行法律。

1954年仲夏，父亲顺利结业。在结业典礼上，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校长彭真、副校长谢觉哉、史良和校务委员吴玉章、罗瑞卿及政法部门的多位首长参加典礼，并与学员合影留念。典礼由副校长毛铎主持，彭真作报告，号召学员要力戒骄傲自满情绪，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父亲怀着满腔的理想，迈出了中央政法干校的大门。

同年11月，父亲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1955年1月，四川省人民法院更名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父亲在省高院工作不久，就给山西老家我的爷爷写了这样一封回信，摘录如下：

你信谈到咱们卖给国家余粮七百斤，这是应当的。国家正在建设之际，特别是重工业建设需要更多的资金和粮食供应，解决工厂工人和国家军队的需要，起到一定的保证。现在这样做，今后更应该继续积极做下去，对个人有利，对国家有利。

又谈到土地入了社啦，下年有好处，你这话说的很对，今后农民所走的光明道路只有参加农业合作社，增加生产，多打粮食，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才是长远幸福生活的美满社会。所以以后在农业生产方面集体劳动、克服保守和狭隘思想，提高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

不但自己这样做，更应该起些带头作用。因为咱家有参加国家工作的人，因此不能落后于别人。要告诉发则、狮则、岱海、小存、登云等提高觉悟，很快参加合作社，是最好的。不要有其他怀疑等等不正确语论，说话要合乎社会前进的要求，响应国家一切号召，才是对的。

大人年老，请注意身体，少生闲气，看不惯的事，想开些。新社会的许多事情和旧社会有些不同，自己看不惯，主要是封建思想在作怪。下决心去克服，增加新社会的因素。

信里透露出父亲对家人的牵挂和严格要求，字里行间浸润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1955年3月，父亲调任自贡市人民法院院长。1958年8月被打成“右派”。1979年3月获平反。之后，父亲饱含激情地写道：“我为我们党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的伟大魄力而欢欣鼓舞，标志着我们党是生气勃勃的、光明发达的党。我作为一个长期受到党的培养教育的党员，对于党的革命事业，我有献出生命的义务……虽然我年近七十，但我还活着，身体还好，还能做一些事。我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过去虚度了二十年，我誓将自己有限之年弥补虚度的时光，直至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

父亲渴望工作，还想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出一份力，但他已是一个多病的古稀老人。

1979年8月父亲离休后，于1981年当选为自贡市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继续履职尽责，发挥余热。

三

1981年9月，72岁的父亲第三次来到北京。此行他是专程前去与部队首长、战友相聚的。自父亲转到地方工作，他们已有30余年未曾见面。同时，他还看望了25年未见的老领导王怀安。

王怀安，四川自贡人，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38年离开自贡，投身革命，长期在党的政法战线工作。1956年，他第一次回家乡，是父亲接待了这位新中国司法界的元老之一、国家司法部部长助理。他们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父亲平反后，因没能重返法院工作而感到苦闷，是王怀安的回信，宽慰了父亲。摘录如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自贡市政法战线受屈的同志真不少，受苦了，全国都存在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讲得恳切：“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党既已总结了经验，并加以改正，那么就个人来说那还有什么意见呢？当然就应向前看，振奋革命精神，重新为党作力所能及的工作。你因年事已高，业已离休，让年富力强的同志上来接班，这是革命事业的正常规律，望你好好珍重身体，并尽力所能及的替现在在职的同志作一些参谋，让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这就是我们老同志的应尽职责，也是我们晚年的光荣任务。

四

1987年9月，78岁的父亲第四次来到北京。他拖着沉重的病体来到北京寻医问药。这年，父亲被确诊为肺癌中晚期，不能手术，不能放化疗。正当束手无策之时，我们看到《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张仁济在北京主治癌症的文章。这样，经组织同意，父亲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北京。

此行父亲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双手拄着拐杖单独留影。这是由从不喜欢照相的父亲主动提出的，此时此刻他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父亲在临终前给党组织写下的最后一封信中，我们似乎知道了。

苑组长：

你好！工作正忙。我有病在身，住院治疗，定于九月二十一日召开一次会议，不能前来参加，希诸位同志谅解。请求免去我的副组长职务，另选一位副组长。因为我双脚麻木严重，行走很不方便和肺炎复发，引起背痛和胸部疼痛，目前正在输液、打针、服药期间。同时亲切地问候在冀鲁豫边区工作过的老战友同志，生活愉快，诸事如意，家庭幸福，健康长寿。

特此告知。谢谢各位。祝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此致

敬礼

李振华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

这封信是父亲写给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自贡联络组组长、自贡市委原书记苑心斋的。当时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原冀鲁豫边区的老同志组成的联络组有14个，父亲是自贡联络组副组长。这封信是在父亲罹患肺癌剧烈疼痛、每天靠打杜冷丁针剂来止疼的状态下写成的；信里所写的“肺炎”，是我们对父亲隐瞒了真实病情；信上写的字明显看得出手是颤抖的……

27岁的父亲在抗日战场奋战时，我奶奶去世；46岁的父亲担任自贡市人民法院院长时，他的大弟因公去世；49岁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爷爷去世。身为家中长子的他，都未能回去见上亲人最后一面，在忠孝不能两全时，父亲选择了尽忠！

在父亲的人生历程中，变化的是职业和岗位，不变的是初心，是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终生奋斗的人生追求。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