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捷成与“马背上的银行”

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枚珍贵的冀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行徽。行徽长3.3厘米、宽3厘米，外形呈盾形，中间为孔雀蓝填色，是国家一级文物。它铭记着冀南银行的历史功绩，见证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和金融贸易事业的繁荣。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县西井镇小寨村成立，负责印造和发行根据地钞票，稳定边区经济。在日军频繁“扫荡”中，冀南银行职工常常是一手拿枪，一手印钞、持账，白天工作，夜间行军。一旦遭遇日军突袭，就立刻将印钞机及冀钞、账簿等装入票箱子或麻袋，驮在马背上迅速转移。因此，冀南银行又被称为“马背上的银行”。首任行长便是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红色金融家高捷成。

弃商从戎，毅然踏上救国路

1909年，高捷成出生于福建漳州龙溪海澄县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自幼酷爱读书，聪明好学。1928年，心怀“经济救国” 理想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但学习期间，他很快发现自己所学的经济理论解决不了实际的经济问题，于是毅然放弃学业，另谋救国救民之路。后经人介绍，到上海中南银行工作。

1929年，高捷成回到漳州，在宗叔高开国的百川银庄担任出纳。其间，他读到《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报刊，找到党的地下组织。那时，漳州龙溪农民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一次，高捷成去闽南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无钱购买药品而痛苦不堪，甚至死去。他十分焦急，想到供职的百川银庄里贮存的银元，这不正是革命队伍盼望救命的“及时雨”吗？便从中借用2 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急需的药品和武器，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1932年4月，红军攻克漳州，高捷成立即到红军办事处帮忙，并动员宗叔出任漳州商会临时会长，帮助红军筹款。受高捷成影响，红军筹款忙不过来时，高开国还停下银庄的业务，把20多个伙计一起叫来帮忙。

红军在漳州驻扎40 余天，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得100 多万银元和价值40万元的药品、布匹、食盐等物资，并将其清点造册。这些银元和物资运到瑞金后，不仅缓解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也为之后红军长征提供了重要保障。高捷成出色的理财能力及对革命的热情得到负责财经工作的毛泽民的肯定。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刚开始营业，急需金融人才，他便邀请高捷成前往瑞金帮助红军理财。

5月底，红军完成进驻漳州“宣传抗日、筹款、扩军”的三大任务，准备返回瑞金。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投身革命，却又不敢当面禀告父母，就写下一封信托表弟转交，未同父母和刚刚分娩的妻子、幼子告别，随红一军团抵达中央苏区。他于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宣传队长、总务处长、教育科长、组织科长等职。他协助毛泽民拟制经济计划，筹划银行组织机构。任会计科长时，将收付记账法引入到红军财务系统中，摒弃旧式四柱记账法，推行应收应付的新式记账法，首创了红军的会计工作制度，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

长征路上，高捷成被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他们除了枪支，还有100多副沉甸甸的“货担”——挑着当时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全部“家当”：黄金、白银和大量苏区纸币、印钞机和铸币机等。他们躲过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枪林弹雨和围追堵截，一路艰苦作战，沿途利用苏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红军筹集军饷物资。当中央红军在1935年抵达陕北吴起镇，清点核对完银行账目后发现：除去途中正常开支，竟未丢失一块银元！这充分体现出高捷成等人对党绝对忠诚和过硬的业务水平、管理能力。

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高捷成随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他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冀南税务总局局长、晋冀豫边区政府财经处处长等要职。

历经艰辛，太行深处建钞厂

由于日军对太行根据地频繁“扫荡”，同时发行伪钞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为冲破日军的经济封锁，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黎城县西井镇小寨村成立冀南银行，并提出“独立自主、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的货币工作方针。

黎城县位于山西长治东北部，地处晋、冀两省交界。自全民族抗战开始，黎城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抗日民主政府。自此，黎城成为既无国民党政权也无日伪政权的抗日完整县以及八路军的核心根据地。

西井镇小寨村距离八路军的黄崖洞兵工厂仅10公里，往东南20公里是第一二九师总部所在地麻田，往西60公里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裕，四面环山，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河床作为进出村庄的道路，山高谷狭，人烟稀少，是设置红色银行的绝佳地点。

1939 年10 月15日，黎城县西井镇小寨村的一间农家院里挂出“冀南银行”的招牌。经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推荐，高捷成出任首任行长，次年兼任政委。第一二九师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前往祝贺，邓小平还题写冀南银行的行名。

根据地银行的设立是八路军的最高机密，为迷惑敌人，冠以秘密代号。如1939年9月16日，冀南行政公署以财字17号令宣布成立冀南银行。后因原址被日军占领，冀南银行被迫从河北转移到山西东南部后，却仍以“冀南银行”冠名，代号“伦敦”；冀南银行印刷厂代号为“伦敦工厂”，发行冀南银行币（简称冀钞，分太岳版、太行版、平原版）作为边区的本位币；行长高捷成的代号为“7号”。

银行成立初期，缺乏专业的印钞技术人员，高捷成一边抽调骨干力量学习印钞技术，摸索试印；一边想办法聘请专业的印刷人才。当时，邢台监狱里关押着一名特殊犯人，名叫张裕民，此人学过美术设计，因受高薪诱惑，帮人设计和印制国民政府法币而被捕，已在狱中关押了5年。高捷成和其他筹建人员一起疏通关系，将张裕民营救回小寨村，成为八路军的第一个印钞技师。经过反复修改试印，他们很快就印出第一张票面为2角的冀钞，此后又陆续设计出10枚不同面额的铜元券、壹角至伍角、壹元至伍元、拾元至伍拾元、贰佰伍拾元、伍佰元、壹仟元、贰仟元等共计56种票面的冀钞。

与此同时，高捷成还着力培养印刷技术人才，在黄崖洞镇西村开办印刷技术训练班，壮大了各印刷厂技术力量。

1941年9月，冀南银行总行在河北邯郸涉县索堡村成立，高捷成遂任总行行长。在抗战时期成立的众多红色银行中，冀南银行是管理最细致、运作最完整、制度最健全、内部机构层次最清晰的银行代表之一。其设有银行行歌、行徽。据统计，冀南银行率先建立“总行—区行—分行—县支行”的四级管理体系，制定了各种业务管理方面的详细制度，开办了贷款、存款、汇兑等10余项业务。1943年，还尝试向各区行派驻监察委员，监委制由此开始实行。

冀南银行成立后，高捷成在艰苦的环境下与敌人开展货币斗争，发行冀南币，使之成为各解放区中流通区域最广的一种货币，同时为扶持根据地群众搞生产，创建金融工作制度，极大地发展了根据地经济，有力支持了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据《冀南银行》一书记载，冀南银行在晋冀鲁豫边区建起880个信用合作社，对困难时期的生产自救和活跃革命老区经济作出重大贡献。

由于银行是敌人“扫荡”的重点目标，高捷成和银行工作人员每人都有1把手枪、3颗手榴弹和1本账本作为随身标配。平时只要一有时间就不分昼夜地开展金融工作、核对账目。为避免暴露目标，印钞厂建在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印钞地点时常选在太行山深处，陡峭的悬崖边。一旦日军来“扫荡”，高捷成便带领银行工作人员，立即把印刷机、油墨、纸张、账册和印好的冀钞分散转移，一部分隐藏在山沟石洞里，一部分则由人背马驮，在3个小时内完成坚壁清野，并穿梭在太行山的深处与敌人周旋。

当时，冀南银行使用的印钞机是石印机，技术条件差，做工欠精，票面用料粗糙。敌伪和一些奸商趁机伪造，毁害冀钞信誉，破坏根据地金融。为此，高捷成说：“伪钞是建立在敌人刺刀尖上的票子，是剥削中国人民血汗、妄图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攻击，必须坚决打击。”于是，一面整顿边区货币，严厉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一面设法采购铜版印刷机等关键设备，提高印刷质量。

抗战时期，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十分短缺，大多通过秘密渠道购买，印钞工作的艰辛不言而喻。为此，高捷成时常鼓励大家：“没有银行，就相当于火线没有碉堡；没有钞票，就相当于战士没有弹药。只有我们拼命，前面的战士才能减少流血牺牲。”战友齐登五曾在《丰碑屹立在太行山——怀念行长高捷成》一文中写道：“印钞工作中最困难的是原材料的采购、保管和贮存。印成一张票子，需要一二百种材料，用量最大的又是纸张和油墨。而这些物资必须从敌占区购进……高行长对此极为重视，常爬山越岭到保管点检查和指导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在高捷成等人的努力下，冀钞信誉上升，币值增高，边区本位币统一的货币市场逐渐建立，货币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43年，刘伯承、邓小平在高捷成陪同下，专门到邢台视察冀南银行，称赞他们“地方选得好、职工干得好、钞票印得好”。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高捷成紧紧依靠根据地群众办银行。1943年冀南大灾荒，粮食颗粒未收，大批村民外逃或饿死。印钞三厂在高捷成带领下，一边应对敌人的频繁“扫荡”，坚持冀钞生产，一边节衣缩食，帮助村民开荒种地，共渡难关。

高捷成作为行长，勤俭自律、吃苦在先，从不搞特殊。他工作十分繁忙，常常通宵达旦。为了在对敌金融斗争中做到知己知彼，他白天到印刷厂、工厂和各分行检查指导工作；天黑后又和警卫员一起，提着马灯翻过山岭沟壑，到各处所检查安全防范工作；等到夜深人静时，还伏案草拟文件和工作细则。他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生活上却极其简朴。除了和普通战士一样的衣、帽、鞋、被外，唯一特殊的“私有财产”就是一把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简易折叠躺椅。在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下，那把躺椅就成了他劳累之余最惬意的“享受”。

为国捐躯，先烈精神传后世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在紧张的战斗环境里，高捷成带领银行部分干部奔走于边沿区，布置货币斗争任务。5月14日下午，当他们途经河北内丘县白鹿角村时，与敌遭遇。高捷成沉着地指挥随行同志突围，当大家冲出村子后，他发现警卫员没能跟上来，便返回村里寻找，却被敌子弹击中腹部，身负重伤。电话员周正云冲上前，背起他就往山上跑。由于周正云身上还背着电话机，行动十分吃力，子弹呼啸着从他们身旁飞过，情况万分危急。高捷成叫周正云把他放下，带上他的挎包赶紧突围。党的机密文件保住了，可是高捷成却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时年34岁。

高捷成牺牲的噩耗，当晚便传遍根据地。1943 年6月26日，冀南银行在河北涉县索堡镇外广场上，为他举行追悼大会。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印钞厂的同志赶了70多里路前来参加。邓小平得知高捷成牺牲的消息，立即致电冀南银行：“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1943年6月27日、29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专门发文悼念高捷成，对其功绩给予高度评价：“高行长自出掌冀南银行以来，开创了全区经济货币工作之典范，在对敌经济斗争与发展根据地生产事业上，有极大的建树，噩耗传来，全区各界无不悲愤万分。”

高捷成的遗体最初被安葬在河北涉县索堡镇漳河岸边的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1950年10月21日，他与左权等7位烈士的灵柩移葬至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英雄之魂永远留在燕赵大地。

作为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牺牲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留下的只有一封700余字的家书。信中写道，我历尽一切千辛万苦，“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

当年，高捷成为了不连累家人，在加入红军时有意将户籍地填写为厦门，他极少写家信，即使偶有家书，也是以“高兴”的假名落款，交由亲友代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曾两次到福建厦门寻找高捷成的亲属。因查找不到他在厦门的居住信息，只好将寻访范围扩大到厦门周边的城市和地区。1951年，谢觉哉几经周折，终于在漳州找到高捷成妻子蔡淑宝的下落。蔡淑宝这才知道，日思夜盼的丈夫早在8年前就已血洒太行、为国尽忠了。

在随后的岁月里，蔡淑宝改名为高蔡宝，强忍悲伤，四处打工、变卖家产、节衣缩食，用了好几年时间，终于还清丈夫所欠百川银庄的债务，帮他兑现了信中的承诺。她还将政府发给的3000元烈士抚恤金全部捐给国家。

据史料记载，冀南银行在太行山深处的黎城驻扎整 11 年。其间，黎城先后有 26 个村印过钞票。冀南银行印钞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共印制发行了 46 种冀钞、4 种本票、31 种鲁钞、5 种定期军用大额流通券，并代印了 36731 包中州币，有力支援了刘邓大军南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前夕，印刷技术队伍和机器设备已得到长足发展，拥有了华北最大的印钞专用造纸厂——太行造纸总厂，在中国印钞造币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高捷成作为冀南银行创始人，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蓬勃发展和金融贸易繁荣，也为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创立作出杰出贡献。

1951年，漳州市在中山公园、大众影院隆重举行高捷成烈士追悼大会，烈士英灵魂归故里，告慰家乡父老。高捷成作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于2014年9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中。

在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列的冀南银行行徽，见证了冀南银行的革命先烈们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铸起的中国金融丰碑。同时，也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砥砺前行。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