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

发展国防尖端科技，对于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具有重要作用。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原子弹、氢弹等国防尖端科技发展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要支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①

一、参与领导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创建与“两弹”研制

1956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到国防部参观视察。当他在苏联纪录片中看到研制原子弹、氢弹所需的复杂技术与尖端设施时，内心深受触动，感慨地说：“核武器确实是属于尖端科学的产物，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和先进的核技术，没有核科技力量和人才，是制造不出核武器的，所以国家一定要现代化，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我们要迎头赶上去。”②

1958年5月，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批准原子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首批创建项目，涵盖铀矿山、铀水冶厂、铀浓缩厂及核燃料元件厂等原子能领域的核心企事业单位选址方案。7月17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同意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意见。8月，又对此作出重要批示：“发展原子能尖端科学和工业已经成为势在必行之事，我们应当加快其发展的步伐。”

1961年7月16日，经邓小平审定，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这对于推动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原子能工业建设的不断加强，我国逐渐掌握了核技术的核心知识，为后来的核武器研制与核能和平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1963年4月，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核科技工作者。其间，邓小平指出：“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了，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功劳；干不好，出点问题由我们书记处负责。”③  8月20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当前，一些重要的军工产品还有许多技术问题不能解决。一要抓基础工业，二要抓国防尖端技术。”

1965年5月19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指出：“我们现在的钱要用到三线、兵工建设上，用到搞原子弹、导弹上，用到军事材料的储备上。我们现在要从战略着眼，把这些方面搞上去。”5月30日，他与周恩来、陈毅、贺龙等领导接见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和核航弹空爆试验的研制和试验部门的负责人、科学家、技术专家以及投弹组代表。11月2日，他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听取二机部负责人关于后方核工业基地选址情况的汇报。在了解到对新铀浓缩厂选址有不同意见后，他和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及二机部选址组、建设单位有关负责人乘火车前往实地进行考察，考察后认为新选厂址符合要求。

1966年3月25日，在氢弹研制攻关的关键阶段，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在时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刘西尧的陪同下，视察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看到现场科技人员都很年轻时，邓小平高兴地说：“多数都是青年，有活力，好嘛！”“多培养一些干部，为发展第二套核燃料生产做准备。”3月30日，邓小平赶赴位于金银滩草原的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细致观察了试验环境和设备，还特地前往七厂区的次临界试验厅，认真听取了关于核材料次临界试验情况的详细汇报，与基地领导和科技骨干代表合影留念。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你们这里集中了不少尖子！首先要注意保护人，还要保护重要设备。”在了解到该地有3000多名技术干部时，他指出，干这个事没有知识分子不行。考察中，邓小平还挥笔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极大地鼓舞了研制基地的全体同志。

正是在邓小平等人的关怀和领导下，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宣告我国正式跻身核大国行列。时隔两年零八个月，1967年6月17日，我国再次取得重大突破，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这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不仅巩固了我国在世界核大国中的地位，更打破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垄断与核讹诈，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和国际地位。

二、提出实施军民结合的方针，指导新时期国防科技事业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④的16字方针，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防工业发展的指导性方针，生动体现了他对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发展的深刻思考和科学决策。

1979年3月19日，邓小平听取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调整国防科技发展规划的详细汇报，并就国防工业发展方向问题发表重要意见。他指出，为适应当前国家发展和安全需要，必须优化国防工业结构，“包括二机部、七机部及其他军工部、军兵种在内，都要缩小规模”。同时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国家急需的电力、石油、煤炭等动力工业和运输业，以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这一意见为国防工业的转型发展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4年1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防工业应当实现军民结合，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发展民用生产。这为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早在1978年10月，王淦昌等核科学家就曾联名致信邓小平，建议加快核电站建设步伐。邓小平对此高度重视，要求相关部门认真听取专家意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1979年12月30日，他在审阅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核电站问题的请示报告时，作出重要批示：“请中财委讨论，提出具体意见（我认为，由二机部抓较为妥当）。”

1985年3月20日，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大陆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在浙江开工。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之路，加速了国防尖端科技服务于经济建设、造福人民的进程。

在秦山核电站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后，邓小平的目光转向另一个重要的核电项目——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他深知核电对于缓解能源紧张，优化中国能源结构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1986年10月9日，他会见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珀·温伯格，谈及中国在广东省建立核电站时，表达了中国政府发展核电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核能是个好东西，不能抛弃。我们在这方面起步太晚了”。

1994年2月9日，当得知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顺利投产的消息，邓小平深感欣慰。他请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转达自己的祝贺，对核电站的建设者、科技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这是中国核电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他希望大亚湾核电站能够继续发挥示范作用，为中国的核电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经过数十载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建立起一套完整成熟的核燃料循环工业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了从铀矿勘探、开采，铀同位素分离的关键步骤，再到核燃料元件的精细制造，以及乏燃料后处理的复杂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科研人员的智慧和汗水，共同构成国防尖端科技发展的完整链条。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力推动下，我国始终坚守自主创新的核心原则，同时结合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的全方位策略，以高效且坚定的步伐，攻克并掌握了国际先进核电技术。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现已具备10万至150万千瓦级核电技术的全面研发能力，同时也成功实现了从“二代”核电技术到更为先进、高效的“三代”核电技术的跨越。特别值得自豪的是，“华龙一号”和“国和一号”的成功研发，不仅彰显了我国在核电领域的强大实力，而且使我国成功跻身核电强国之列。

岁月如梭，四十载光阴匆匆逝去，我国核尖端科技工业在军品科研生产方面已圆满达成使命，同时在核电站建设及核科技应用研究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今，它在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正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

三、邓小平推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发展的思想及启示

邓小平关于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实践经验，不仅内涵丰富、理论深邃，而且指向明确、实践性强，在推动新时代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引领国家科技创新、增强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核心在于独立自主地发展高科技。他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武器装备及其军用技术的思想，提出要积极开展军工技术国际合作，引进国外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同时又指出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在科技进步上掌握自主权。他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更是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防力量的关键。与此同时，他高度关注基础科学研究，认为基础科学研究是长远发展的动力之源。

邓小平具有前瞻性的科技视野，20世纪70年代末，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果断提出调整三线布局的主张，明确了调整的原则和要求：重要军工企业仍应分布于战略腹地；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搬迁与生产相结合；处理好改建与新建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规划等。他的这些要求，对国防科技工业布局乃至整个国家工业布局的完善，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他还提出要加强激光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科学预见了未来战争形态的发展趋势。他支持并启动“863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有力推动了高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开始走上自主创新之路。

1988年10月，邓小平在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时指出，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不能落后，必须积极参与并抢占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先机。他强调：“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邓小平的科技思想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指导，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深刻体现了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就提出两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科学论断。首先，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科技和生产力关系的深刻认识。其次，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邓小平一贯强调，我们党内必须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在1961年7月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一个出科学成果的局面。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1978年7月25日，他会见美国专栏作家马奎斯·威廉·蔡尔兹时强调：“我现在关心最多的还是科学和教育，这是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关键的问题。我是作为外行来关注科学和教育问题的，我起的作用就是当后勤部长，就是做发现人才，支持科学家、教育家，拨款、搞设备等事情。”

1986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核物理学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7年7月24日，邓小平在北戴河接见受邀到这里休假的14位科学技术工作者并合影留念。在会见中，邓小平深情地说：“对于你们在各自领域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今天没有在场的许许多多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同样地，国家感谢他们，党感谢他们，人民感谢他们。”1992年1月25日，邓小平在珠海市视察高科技企业时回顾指出：“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们，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核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所做贡献的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