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华侨兵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新四军所部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尤其多，据不完全统计，有500人以上。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大旗，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也召唤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抗击侵略；新四军军长叶挺曾旅居国外，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具有独特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新四军主要活动于祖国的东南部，与海外交通比较方便，有志于投身抗日的华侨青年，一踏入国门就能参加新四军，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

给包括众多华侨兵在内的新四军将士带来巨大灾难和考验的，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系列反共行动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由安徽省泾县云岭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溧阳待机北渡。第三战区国民党所部却奉蒋介石命令，于6日下午集结8万余人准备对新四军进行伏击和围攻，企图“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八昼夜。至14日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壮烈牺牲。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中的华侨兵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下面列举9位华侨兵的简要事迹。

新加坡华侨叶钦和

叶钦和，原名志元，别名志鸿，原籍广东惠阳，出生于1903年，系叶挺将军的侄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赴新加坡从事华侨工作。全民族抗战初期，回国参加新四军的筹建工作。曾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科长、军部军医处科长。

皖南事变后，叶钦和跟随叶挺下山谈判时，被国民党军扣押，囚禁在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17日，参加赤石暴动同狱友一起逃离魔爪。他们与先期上山的、从茅家岭暴动突围出来的同志会合，进入武夷山地区，与当地武工队合编，组成一支60多人的抗日游击纵队，采用游击战术坚持对敌斗争。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出动数百倍于他们的兵力，对抗日游击纵队进行疯狂“围剿”。为保存有生力量，游击纵队被迫解散，化整为零，分散下山，伺机寻找党组织。10月中旬的一个黄昏，叶钦和与两个广东籍战友——陈子谷、黄迪菲，以甥舅相称，假扮成逃荒难民，离开武夷山，沿途靠打零工为生，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一路历尽艰难险阻（其间，陈子谷曾走散），流浪了一年，到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后经组织安排，叶钦和于1943年冬回到新四军军部。在军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担任第二师供给部工业生产科科长，之后又担任安徽淮南行署财经委员兼飞马烟草公司总经理直到抗战胜利。

泰国华侨陈子谷

陈子谷，原名陈瑞坤，原籍广东南澳，出生于1916年1月。幼年时居住在泰国曼谷，在祖父陈峥嵘的关爱下长大。读完高小后瞒着家人归国念书，1932年考入北平大学经济系。受马列主义思想影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日本分部。次年秋被勒令出境。回国后，即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陈子谷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工作，历任敌工科干事、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等职。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陈子谷接到泰国两个叔叔的来信，说祖父已经去世，遗产由三家晚辈平分；按泰国法律，继承人必须到齐才能办理。陈子谷的父亲是老大，已不在人世，自然要由陈子谷赴泰国办理继承手续。身为军人的陈子谷，立即向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叶挺闻讯表示同意，并要他以自己秘书的名义，向当地爱国华侨宣传祖国抗日形势，为新四军募捐。陈子谷在泰国办理完继承手续，顺利拿到20万元（国币，下同）遗产，并募集到6万元捐款。回国后，他立即将这26万元一并上交新四军军部。这在当时可谓“雪中送炭”。由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停发了新四军的薪饷，使部队弹药供给捉襟见肘，部队的冬装也面临短缺问题。陈子谷上交的这笔巨款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经费。叶挺十分高兴，写下条幅“富贵于我如浮云”，赠送给陈子谷。军部《抗敌报》专门报道了陈子谷的事迹，称赞他是“爱国华侨的榜样”。此后，陈子谷留在军部政治部敌工科担任科长，和普通战士一样，每月只领3.5元的津贴。

皖南事变中，包括陈子谷在内的760名被俘新四军干部，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该集中营包括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石底等数座监狱，皆为国民党军队抢占民房、祠堂和庙宇后改造而成。山峦环绕，偏僻荒凉。在集中营里，国民党当局釆取惨无人道的高压手段，向他们灌输反动思想，妄图使他们动摇，甚至叛变革命。

自1941年1月被俘开始，陈子谷在这些监狱“轮坐”了一遍。他和战友始终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一名铁骨铮铮的勇猛斗士。

有一天，特务教官来“上课”，依旧是老一套，说“共产党不爱国”“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等等。特务教官大放厥词后正要离去，陈子谷突然拦住他，厉声驳斥：“你说苏联共产党不爱国，他们为什么要抗击德国法西斯啊？他们万众一心奋力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恰恰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也是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自己的国家，怎么能说共产党不爱国呢！”一连串的驳斥，说得特务教官哑口无言。狱警恼羞成怒，把陈子谷抓起来毒打一顿。此时，敌方已由“怀柔政策”改为心灵和肉体双重摧残的“硬政策”。抽调极其反动凶残的军警特务充当打手，以高压手段和各种严刑拷打，妄图迫使革命志士屈膝就范。但陈子谷和战友们不屈不挠。敌人为分化他们，就将陈子谷押解到监管更加严酷的茅家岭监狱。

被囚禁的新四军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入狱不久就建立了秘密党组织（包括暴动委员会），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5月25日下午，暴动委员会发现部分看守卫兵外出，警戒有所松动，当机立断，决定举行暴动。大家纷纷砸开铁镣，作为暴动委员会委员的陈子谷率先冲入卫兵室，拿到4颗手榴弹。其他狱友收缴了卫兵的武器后，砸开平时封锁的西侧门。24名同志成功脱离魔爪。除少数人跑散外，大部分人按计划冒雨赶到黄沙岭集中，然后辗转进入武夷山。陈子谷经历了一段充满艰难险阻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后，终于在1943年8月回到淮南新四军军部。

越南华侨黄迪菲

黄迪菲，祖籍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1918年11月出生于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10岁时随母亲回到祖国。1940年12月参加新四军。

参军仅两个月，就遇上皖南事变，被捕后投入上饶集中营，饱受虐待和摧残。敌人逼迫他写一篇“新四军叛国”的文章，企图借新四军战士之口，掩盖和粉饰他们倒行逆施、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黄迪菲大义凛然地说：“我是中国人，抗日守土是每个中国人应尽之责！我参加新四军，因为它是坚决抗日的武装，怎么是‘叛国’的呢！我不能写这样的文章！只有汪精卫之流，才写得出来！”穷凶极恶的敌人对他挥拳猛击，打断了他的肋骨，直至他昏死过去。然而，无论遭受什么折磨，黄迪菲始终坚贞不屈。

1942年5月，日军沿浙赣线大举南侵，战事空前吃紧。驻江西上饶的国民党军争相向闽北撤退。6月17日，黄迪菲与第六队狱友于撤退途中，在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在福建崇安县池石镇举行暴动。包括黄迪菲在内的40余名新四军战俘突围出来，脱离魔爪，与其他战友会合，组编为抗日游击纵队，上山与敌顽周旋。后由于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围剿”，游击队被迫解散，人员分散下山隐蔽。黄迪菲与叶钦和、陈子谷编成一组，对外说是逃难的一家亲戚。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沿途靠打零工为生，流浪了一年，终于到上海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经组织安排重返抗日前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迪菲曾担任解放军西安第二炮兵工程学院训练部部长、中央军委炮兵第一研究所所长，主持编写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初创史》，为我国战略导弹部队培养人才作出贡献。他说：“我参加新四军的经历和受到的磨炼，是我一生用之不尽的财富和动力。”

菲律宾华侨吴华光

吴华光，原籍福建晋江深沪，出生于1920年4月。15岁时到菲律宾马尼拉谋生，在餐馆当服务员。接受进步思想后，他于1936年加入红色工会，担任宣传委员兼纠察队员。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他积极投身于当地华侨支援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1939年5月，吴华光报名参加菲律宾华侨各界劳工团体联合会慰劳团，回国慰问新四军将士。同年9月，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受到将士们的热烈欢迎。完成慰问任务后，慰问团全体自愿参加新四军，吴华光被编入新四军教导队第二中队担任见习排长。

皖南事变发生时，吴华光所在部队被国民党顽军重重包围。他与战友浴血奋战，弹尽粮绝；许多战友壮烈牺牲，他和部分战友被国民党顽军押解到上饶集中营。他们受尽折磨，面对威逼利诱，始终不承认“错误”，更不“悔过自新”。特务头子是福建同安人，到集中营找吴华光，攀老乡、套近乎。他用闽南话问：“你是个华侨，为什么走错路，到共产党那里去参加新四军？”吴华光坦然回答：“我们广大华侨是爱国的！当此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我们回来抗日救国；不管什么党什么派，只要谁是真心抗日，我们就参加它的军队。这有什么不对？再说，你们不是也宣布‘国共合作’了吗？！”对方脸色一沉，凶相毕露，恶狠狠地说：“共产党到处杀人放火，你参加他们的军队就是不行！一定要悔过自新！”吴华光毫不示弱地说：“共产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存在你说的那种事！我参加抗日救国的新四军，有什么罪过？我无过可悔！”特务头子暴跳如雷，令下属将吴华光打翻在地，对其拳脚交加。特务走后，狱友围过来想把吴华光扶起来，但此时他已无法站立。此后，他被列入“顽固队”，被关押至茅家岭监狱。

1942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吴华光和狱友陈再兴在狱警的监视下到监狱的医务室看病。返回时，日已西沉，天色渐暗。在走进一条有岔道的小巷后，他趁狱警不注意，突然一闪，拐进岔道，飞身猛跑。对方发现他的逃跑意图立即追赶。幸好巷中有巷，巷巷相通，不一会儿他就与追捕的敌人拉开距离；加之遇到一位好心老人救助，把他藏进一口大缸里，终于摆脱了追捕。当危机解除后，老伯给了他一些食物、一身衣服和6块大洋，并为他指了一条安全道路，一直送他到大山脚下才离去。

吴华光昼伏夜行，翻山越岭，经过4天4夜的艰苦跋涉，进入福建省尤溪县境内的山峦中。在这里，他遇到几个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而逃进山的青年农民，与他们待了20多天。接着，他沿闽江继续东行，到闽侯县尚干村被一位农民收留做帮工又待了两个月。之后，他一路行乞讨饭，艰难地走了一个多星期，回到家乡晋江深沪。到家后，他大病一场，卧床两年多才逐渐好转。

吴华光痊愈后，日本已经投降。在获悉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的消息后，他被迫弃家出走，当了船工，来往于上海等地。有一天，他从老乡那里得知，当年同他一起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新四军的郭席排，正在闽浙赣人民游击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当参谋长。他立即潜回家乡，找到郭席排，在其介绍下，于1949年3月担任泉州团队的警卫分队长。历尽坎坷，终于回到人民军队的怀抱。

泰国华侨赖石昂

赖石昂，曾用名石昂，原籍广东普宁，出生于1918年1月。少年时跟随家人前往泰国谋生。1933年回国。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1938年2月，其所在红军游击大队改编为新四军。

皖南事变发生后，担任军部特务团组织股股长兼党总支书记的赖石昂，临危受命，带领一个中队，作为突围部队的前卫，昼伏夜行，避敌锋芒，联络地方党组织，在敌人重兵围困之下硬生生闯出一条突围路线，将部队带到铜陵、繁昌地区，向新四军第七师报到。随即，他又受第七师政委曾希圣派遣，冒死返回江南，将滞留在皖南、尚未渡过长江的新四军余部带过长江，与第七师会合。他机智勇敢，不怕牺牲，依靠群众，出色完成突围任务，两次共带出310人，受到上级表彰。

泰国华侨陈惠、陈宜

陈惠，祖籍广东普宁，1919出生于泰国叻丕府一个侨商之家。在曼谷中华中学读书时，受进步老师影响，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1935年，他和广大进步师生一道，积极声援北平爱国学生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在曼谷参加反帝大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