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作者: 夏龙斌

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0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取得了许多开拓性、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让古老的东方大国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更让中华民族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敬佩。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探索中国式道路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回顾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特征、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指明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日益沦丧、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整个国家处于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危险境地。尽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先后掀起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依旧未能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时人无不惊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①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现在已经陷入‘双重奴隶’的田地了。我们应该赶快湔洗这个耻辱,以免除亡国灭种的痛苦。”

现代化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整体性社会变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救国方案,但改良主义、立宪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等都无法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究其根本原因,彼时的中国还未找到一条正确道路,以彻底改变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从而获得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这一状况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尤其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之后,才有了根本的、彻底的、全面的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引,不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积极开展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成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给处在苦难困惑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基础上,深刻总结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指出社会主义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要把一个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就必须革除“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②。

在政治上,毛泽东主张在中国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以此为起点建设一个独立、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他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③。在政体上,他主张采用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认为“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④。

在经济上,毛泽东主张变革原有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消灭垄断资本主义,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他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使之处于主导地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他还确切地提出工业化的发展愿景。“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⑤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文化上,毛泽东主张建立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相统一、相协调的新文化。“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⑥所谓民族,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他主张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所谓科学,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封建迷信,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保持一致;所谓大众,体现在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形成他们的文化。总而言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⑦。

经过28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拓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

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迅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⑧事实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合乎实际的、具有开创性的,为中国式现代化描绘了初步蓝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历史悠久、物产丰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发,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全面、不充分、不平衡的总体特征。因此,在一个情况如此复杂的国家如何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迈向现代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上一直以苏联的发展模式为参照进行学习借鉴。毛泽东曾表示:“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⑨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建立,我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经济工作所犯的许多错误之后,毛泽东及时进行了深刻反思,“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⑩。从而,我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毛泽东积极地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和收集各地区、各部门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明确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⑪这些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

在工业建设上,毛泽东主张平衡农、轻、重关系,认为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入。“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⑫。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增加对农业、轻工业的投入,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才能更加稳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⑬

在农业建设上,毛泽东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⑭。他认为粮食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⑮。他还主张发展多种经营,提出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建设思路。“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⑯

在分配关系上,毛泽东主张采取兼顾各方的方针政策,认为应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增加生产单位的自主权和生产者个人的收益。在他看来,“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⑰。在处理这一关系问题时,他明确反对实行苏联的农业政策,主张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应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采取兼顾国家和农民利益的经济政策。

在管理体制上,毛泽东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性,赋予地方更多的办事职能。他还从理论层面论证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⑱。

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

事实证明,毛泽东为我国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⑲。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全力为国家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条件

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内部环境,也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外部环境对现代化建设甚至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纵观近代中国历史,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和其他方法,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种种特权。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白银。这给经济基础本已十分薄弱的中国带来了沉重打击,致使现代化的开展缺乏足够的物质支撑,呈现出发展滞后、举步维艰的状况。

如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重点。1954年8月24日,他在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在他的观念里,稳定的外部形势才有利于更好地开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地迈向现代化。“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险恶、变化多端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始终镇定自若、头脑清醒,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正确的国防外交政策,稳定了周边的政治军事形势,更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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