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

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毛泽东将其创造性运用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形成了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1949 年3 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总结了12 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中第七条就是要做到“胸中有‘数’”。他指出：“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通常情况下，胸中有数、心中有数，是指“对情况和问题有基本的了解，处理事情有一定的把握”。而这里，毛泽东特别给“数”这个字加上引号，表述为胸中有“数”，正是为了和通常的用法加以区别，突出强调“数”的含义。这里的“数”，所取的正是该字的直意，即“数字”“数量”。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得出的宝贵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律的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一、科学化精细化的工作要求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质，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然而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抗战时期，毛泽东在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时曾批注，“量与质是同时存在（非分割的），同时发展，二者是统一的”，“因为量的变化产生了质的变化，反过来质的变化又产生了量的变化”，“科学的研究，不但在质的区别上，也应从量的复杂性上去认识它”。因此，对事物的认识，区分其质是开始，是认识量的前提，由质进到量，才是认识的深化和精确化。在认识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握量，就能获得对事物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正确指导实践。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要求把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上升到精密准确的程度，这就给领导工作提出了科学化精细化的要求。

胸中有“数”要求对待任何重要的工作和决策，必须要进行基本的数量的分析，把政策、策略、方针的制订建立在科学准确的基础之上。因此，领导干部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增强对关键数字的敏感性，善于观察、思考和计算，学会进行“数量的分析”，善于从杂乱无章的现象中发现内在关联和规律特点，科学精准地开展工作。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后，举了土地改革的例子来说明其内涵。他说：“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之所以举土地改革的例子，是因为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做好这一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而要做好土地改革这一政策性、策略性要求都很高的工作，就必须从各方面细致准确掌握，搞好基础调查统计和分析测算，据此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正如毛泽东强调的，“必须认识，群众工作、土改工作是极细致的工作，必须研究领导艺术”，“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努力掌握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对于增强科学精神、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提高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大有益处。因为平时若总坚持细心细致地做事情，注意从数量角度思考和分析问题，多算账、比较、分析，长此以往就容易养成严谨、谨慎的习惯。反之，若总是靠“差不多”“大概”“或许”去作决定、干事情，头脑里对情况和问题的了解始终模模糊糊、胸中无“数”，处在盲目状态，时间久了，不仅工作上容易出差错，自身的能力水平也难有真正的提高。周恩来就说：“我们做工作，总要心中有数，要把账算清楚。”陈云也说：“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

二、有“数”来自调查研究

怎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呢？毛泽东指出，“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强调要开展正确调查、保证调查质量。他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主张做调查研究一定要“下马看花”，不能“走马观花”，要“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把问题真正摸清吃透。而掌握大量鲜活真实的第一手数据并对其作细致的统计分析，是开展正确调查、保证调查质量的一个重要抓手。

大革命时期，在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毛泽东就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等 36个项目，引导来自各省区的农讲所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认真填写。大革命失败后，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仍然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以 1930年5月他所作的寻乌调查为例，这个调查最后形成的 8万多字的报告中不仅涉及当地方方面面的情况，而且包含大量的统计数字，涉及物产、商业、人口及土地占有等情况。这些数字非常细致具体，仅论列的商品货物就有 14大类，每类都设专项分析，其中杂货就列举了 131种之多，并详细注明价格及贸易量。即使一个很小的“开理发店”的盈亏问题，报告也记载得清清楚楚：“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再比如，当说明寻乌的“农村人口成分”问题时，报告的统计也十分精确：大地主（收租 500石以上的）占 0.045%；中地主（收租 500石以下 200石以上的）占 0.4%；小地主（收租 200石以下的）占 3%；破落户占 1%；新发户占 2%；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占 4%；中农（够食不欠债的）占 18.255%；贫农（不够食欠债的）占 70%；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占 3%；游民（无业的）占 1%；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占0.3%。这些都还只是 8万余字报告很小的一部分，其中对数量问题的关注程度可见一斑。

经过下气力搞这样细致、深入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工作，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

又比如，为了深入了解各地农村的情况，1931年 4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现规定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这两种表格主要地是要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深望红军政治部每到一处注意填写，地方政权机关逐乡去填写，尤望红军中和政府中每个负责人随时随地做此种调查和统计。”《通知》还对如何保证“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作了具体规定，其中一条就是“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调查这一乡，必须找到他们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调查本子，找到这一乡的经手分田的土地委员和熟悉这一乡情形的人，先把每一家人的阶级成分和每一亩田为哪个阶级占有（属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清楚，再用硬算的办法统计清楚，按照实际数目填写上去”。

为什么要这般细致地作调查统计呢？毛泽东在《通知》中解释说：“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现在这两种表格，我们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不断调查研究，从解剖寻乌等一只只小“麻雀”和一个个细小的数字比例中，算清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大账目，对走怎样的革命道路，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做到胸中有“数”，才为后来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反复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做到胸中有“数”。他提出，“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经过深入群众和实际的调查研究，“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

三、要观大略、算大账、谋大数

要做到胸中有“数”，既要懂得算细账，明察秋毫，还要胸怀全局，抓住事物根本，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择选、分析数字，观大略、算大账、谋大数，掌握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本领。

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

首先，事物的量是多方面的，人们不必要也不可能考察所有的量，而应该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考察一定方面的量。而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发现有价值和有说服力的数字及比例关系并不容易。列宁明确反对不加分析地随意罗列事例，他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

对事例来说如此，对数字来说依然如此。毛泽东提出：“辩证唯物论的特点，在于抓住事实的核心，事实的本质，事实的内部发展规律性，不在于尊重事实的表面。”也就是说，数字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来源于对战略全局及问题根本的把握，来源于带着目的和方向从大量鲜活的数字中去伪存真、提炼选择。

再则，事物的量既有有关质的量，又有无关质的量，在工作中必须注意掌握决定事物的性质和方向的量。毛泽东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他在工作中始终着眼全局抓主要矛盾，算大账、谋大数。比如，他始终注意到多数和少数的问题，主张对敌斗争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主张建立民主政府要以能够“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为出发点；主张搞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要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样“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主张处理国际关系时“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总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挑战凝聚人心、凝聚力量。这就是算大账的远见卓识。

再比如，他提出人民战争理论，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正因为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团结带领、组织动员人民，激发了蕴藏于广大民众中的战争伟力，才能领导人民军队不断战胜各路强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总结说：“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就是谋大数的胸怀气魄。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篇著作中就坚持观大略、算大账、谋大数，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关于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的持有者，毛泽东指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换句话说，两者都是在算小账、算局部账，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敌强我弱这一特点。而毛泽东则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为中日战争算了篇大账目，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分析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的双方存在互相矛盾的许多特点，基本的特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