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埃德加·斯诺的革命友谊

斯诺与宋庆龄相识于1931年，在宋庆龄的引导下，斯诺对中国革命事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抗日战争期间，在宋庆龄的感召下，斯诺不仅成为抗战的坚定支持者，还通过各种方式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这段经历让斯诺在国际上声名鹊起，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宋庆龄的友谊。冷战时期，斯诺移居瑞士，但他与宋庆龄的友谊从未中断。1960年、1964年、1970年斯诺3次应邀访华，受到宋庆龄的热情接待。

在宋庆龄引导下，投身中国革命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青少年时期的他广泛参加各类课外活动，1925年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他带着寻找“东方的魅力”的强烈愿望前往中国，于7月6日抵达上海。他在回忆录《复始之旅》中写道，原计划只在中国停留6周，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待就是13年。

到上海后，斯诺经新闻学院校友推荐，成为《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芝加哥论坛报》兼职记者。之后，又任美国新闻界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的游历记者，为12家报纸提供新闻。记者的职业使斯诺得以广泛游历中国，接触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士。在上海的租界内，斯诺注意到西方殖民者享受着与本国富人几乎相同的生活条件，却拒绝让中国居民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在日本占领的东北，中国民众则在侵略者的奴化政策下艰难生存；在陷入国民党新军阀内战的西北地区，人民流离失所，疫病肆虐，生命如草芥一般。

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斯诺目睹了上海居民在空袭中的惨状以及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在记录和报道这些惊心动魄事件的过程中，他的朴素正义感逐渐被唤醒，对中国和远东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偏离当时欧美国家的主流观点。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斯诺向外界揭示了中国人民在外国侵略和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苦难与挣扎，批判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新老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掠夺以及对民众悲惨处境的漠视。尽管眼前的中国满目疮痍，但凭借在中国及周边地区的所见所闻，斯诺敏锐地察觉到，“今后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对中国未来的展望以及参与中国民族解放和复兴进程的渴望，成为斯诺留在中国的重要原因。当然，斯诺能够形成这种认识，除作为记者的职业本能外，离不开一位中国女性对他的影响，她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

1931年9月，斯诺应《纽约先驱论坛报》请求，要写一篇关于宋庆龄的传略。不久，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斯诺见到宋庆龄，这次采访从中午持续到晚上。宋庆龄向他详细阐述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他所领导的革命的本质，揭露了蒋介石在“反共”旗号下对“三民主义”的背叛。她还解释了自己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共产党真正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谋福利，只有共产党是中国摆脱贫穷和落后困境的希望所在。

在斯诺眼中，宋庆龄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她冒着生命危险在淞沪抗战中亲赴前线慰问将士、照顾伤员；为营救被监禁和受迫害的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多次前往南京与国民党高层交涉，保护了一批革命志士。

在宋庆龄的感召下，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崭新的认识，他积极参与宋庆龄发起的声援活动，帮助营救遭到迫害的共产国际在华情报人员牛兰夫妇。宋庆龄对斯诺也十分欣赏，自他首次采访后，便交往频繁。

经宋庆龄推荐，冒险访问延安

1933年，斯诺前往北平，继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一职。同年秋，他受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宋庆龄公开声援并向学生捐款。斯诺不仅参与了运动的筹备，还积极邀请外国媒体报道这一事件，为学生们提供庇护。斯诺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进一步增进了宋庆龄对他的信任。

1934年，一位美国出版商邀约斯诺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斯诺萌生了访问苏区的念头，但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被搁置。1936年初，宋庆龄得知中共中央希望通过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进行实地考察，以便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正好斯诺于这年春天前往上海，请求宋庆龄帮助联系去苏区采访。于是，宋庆龄向中共中央推荐了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

1936年6月，斯诺从北平出发，绕道郑州前往西安与马海德会合，顺利抵达延安。在访问过程中，斯诺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流。这次延安之行坚定了斯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救亡事业的信心，也为他日后成为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打下坚实基础。

10月下旬，斯诺从西安回到北平。随后，他夜以继日地撰写在延安的见闻。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斯诺立即赠予宋庆龄一本，并在扉页上写道：“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书中有不妥之处请见谅。”1938年2月，该书中文版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中国问世，迅速引发热潮，年仅32岁的斯诺凭借此书成为世界知名作家和记者。

与宋庆龄携手，推动工合运动

全民族抗战初期，斯诺作为战地记者，穿梭在中国大地，向全球报道中国抗战的相关情况。美国政府虽然担心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会损害美国利益，但仍未下定决心放弃名为“中立”实为“绥靖”的对日政策。

为争取更加广泛的国际支持，宋庆龄通过撰写文章和电台广播等方式，向美国民众传递信息。其中指出，如果任由日本吞并中国，最终将祸及美国自身。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旨在动员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特别是支援处境最为艰难的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上海，斯诺夫妇与路易·艾黎在目睹中国大部分工业经济地区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后，便考虑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建立由民众自主管理的工业合作社，从而为长期抗战奠定经济基础。正值保盟创立初期，斯诺带着这一想法前往香港，寻求宋庆龄的支持。宋庆龄认为工业合作社有利于中国长期抗战的需要，因此给予大力支持，将其作为保盟的优先事项来推动。同年8月，在国际友人的推动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成立。

1939年初，斯诺从菲律宾回到香港，在宋庆龄的指导与协助下开展工作，赢得了香港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同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在香港成立。同时，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也宣告成立，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凭借宋庆龄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支持中国工合运动的促进社。

宋庆龄和斯诺还积极推动工合运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展。9月，斯诺作为工合国际协会代表再次前往延安，惊喜地看到合作社在根据地也取得显著发展。毛泽东明确表示：“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10月，斯诺返回香港，向保盟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在宋庆龄与斯诺等人的推动下，到1940年，工业合作社已经扩展到全国16个省，拥有工人3万人。工合运动不仅稳定了因战火受创的中国经济，也为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加强了对中共敌后抗日武装的“围剿”，并加紧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政治诱降。1941年初，蒋介石借口对江南的新四军发起猛烈攻击，制造了皖南事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重威胁时，宋庆龄与其他进步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其坚持与中共联合抗日的政策，同时向外界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借助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当保盟领导人之一的廖承志向斯诺通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斯诺立即向《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媒体发出多则电讯，率先披露事件真相，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引起巨大反响。感受到日本威胁日益加剧的美国罗斯福政府，担心国共合作破裂会助长日本的侵略行为，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安全形势，因而通过终止援助向蒋介石施压，迫使其继续抗日。迫于内外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反共问题上有所收敛。但斯诺也遭到了报复，他在中国采访的资格被取消，不得不离开这片他长期奋斗的土地。

在返回美国前，斯诺前往香港与宋庆龄告别，宋庆龄对他说：“你会回来的，我们把你当作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同年3月6日，宋庆龄致信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女士，向她介绍了斯诺作为保盟创始人的身份，希望她为斯诺在美国提供宣传保盟的机会。斯诺回到美国后，担任《星期六晚邮报》首席记者，实际上他作为战地记者，辗转于印度、苏联和欧洲等地。其间，他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号召，始终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总统第一次接见斯诺，询问他有关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见闻。在交谈中，斯诺高度赞扬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对日作战中的英勇表现。1944年5月26日，罗斯福第二次接见斯诺，向斯诺透露了就工合问题给蒋介石写信的事，以及将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的计划。1945年3月3日，斯诺在第三次接受罗斯福垂询时，告诫总统要当心蒋介石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用作打内战的资本。罗斯福表示会考虑与国共两党继续长期合作，直到能够成立联合政府。

三次访问中国，连接中美友谊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斯诺寄予厚望的联合政府并未在中国出现，国民党迫不及待地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然而，形势已发生变化，仅3年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将其驱逐出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后，她致力于新中国的外交、对外宣传、文化教育、卫生以及社会福利事业。

在全球局势滑向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被“麦卡锡主义”阴云笼罩，大批了解中国、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受到所谓的“忠诚调查”。斯诺也一度失去自由，同行曾建议斯诺避开与中共相关的敏感话题，但斯诺厌恶这种妥协的生活。于是，1959年，他携第二任妻子洛伊斯·惠勒及孩子移居瑞士，仍保留美国国籍。

1960年6月，斯诺以作家身份访问新中国。这次中国之行，历时4个多月，先后涉足14个省的19个主要城市，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寻访过往足迹。在北京期间，斯诺曾想拜访宋庆龄，但因她生病在上海住院，未能如愿，又专程赶到上海，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并献上一篮鲜花，表达敬意。宋庆龄得知斯诺到来的消息后，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永远的。历史必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向着人民为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道路前进的，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曾帮助人民寻找这条道路。”

1964年10月，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12月8日，他在北京见到盼望已久的宋庆龄。1965年1月9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诺，就中美关系问题与其长谈4个小时。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两人交谈时的照片。

1970年越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为拓展外交、发展经济及缓和中美关系寻找新的出路。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邀请斯诺再度访华，希望他报道一些关于中国的最新见闻，向世界传递中国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7月31日，斯诺携妻子开始了第三次访华之旅。8月15日，两人飞抵北京。得知斯诺访华后，宋庆龄非常高兴，多次邀请斯诺夫妇到家里吃饭。洛伊斯·惠勒后来回忆起那几次会面的热烈气氛：“宋庆龄一直是埃德的亲密朋友……埃德加深深地敬仰这位英雄的妇女，她的价值观使她坚定而又奋发地站在革命一边，牺牲家庭关系和荣华富贵都在所不惜。”

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胰腺癌在瑞士日内瓦病逝，享年67岁。噩耗传来，宋庆龄悲痛万分。她连夜亲拟唁电稿，在电文最后写道：“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长青。”同年6月，宋庆龄写下《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回忆斯诺在中国的往事，赞扬他是“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他要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的决心”。

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葬在故乡的赫德森河畔，另一部分则葬在他执教过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1973年10月19日，在斯诺骨灰安葬那天，宋庆龄因身体原因，无法前往，特派秘书张珏代表她前去并嘱咐：“请代向洛伊斯·惠勒表示慰问，我精神上与她同在。”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宋庆龄与埃德加·斯诺的交往，是中美两国人民在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追求民族解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的见证。他们的合作不仅为中国革命争取了国际支持，也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正如宋庆龄在致斯诺夫人唁电中所说的那样，她与斯诺40年的坚强友谊，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重述宋庆龄与斯诺的交往故事，缅怀二人为连接中美友谊作出的种种努力，对于新征程上发展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启示。

（本文为2024年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宋庆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均为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