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经营山西”的战略方针及实践历程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毛泽东高瞻远瞩，提出“经营山西”的战略方针，并在山西初步实践，率领红军东征山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经营山西”的战略方针全面实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移驻山西，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下，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党领导八路军和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主战场之一，在华北乃至全国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方针的提出与红军东征的初步实践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提出了红军向东发展、在山西局部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了红军东征和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必要性。在1936年1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的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1月19日，他在和周恩来、彭德怀共同签发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中，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反复说明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2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再次强调：党和红军“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毛泽东的以上一系列阐述，进一步统一了党内、军内的思想认识，对保证东征行动的顺利进行起到重要作用。这一阶段，毛泽东仅是希望通过红军东征在吕梁山建立一块局部的根据地，而他全方位地“经营山西”、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则是在东征的实施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红军东征山西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对红军行动、地方工作的部署，主要仍是立足于建立巩固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以“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因此，当红军突破黄河防线，占领黄河以东数百里地区之后，毛泽东在2月23日、24日与彭德怀致电各军团首长，明确提出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同时具体要求各部：（一）使红军与居民群众相结合；（二）使红军干部了解与熟悉山西的敌情、地形、政治环境、社会情形等；（三）从政治上、军事上提高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在电文中提出“赤化山西全省”的战略意图，孕育了由局部开辟吕梁山苏区到进一步在山西全省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思想。3月中旬，为首先在吕梁山创立抗日根据地，他一方面指示红军部队和地方工作团，要乘胜“扩大战略上的战果，扩大宣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争取创造苏区的有利条件”；要“普遍建立游击队，建立政权，分配土地”，“广泛发动群众，让抗日种子在山西扎根”。为实现这些目的，他部署红军主力进一步分兵南下北上，以开辟晋南和晋西北根据地。

红军东征山西期间，毛泽东在3月20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晋西会议）上，先后多次发言，深刻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明确系统地提出“经营山西”“赤化山西”、在山西全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他指出：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他进一步强调，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3月28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明确指出：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其后，为贯彻晋西会议的精神，他和彭德怀在4月2日就形势、任务和战略方针问题发给林彪、聂荣臻的电示中，再次阐明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的重要意义，指出：“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北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可以说，毛泽东此时系统地提出并反复论证的“经营山西”“赤化山西”，在晋东南、晋西南、晋东北、晋西北4个地区全方位地发展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是他关于“经营山西”，建立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基本形成的显著标志。

红军东征山西后期日趋出现不利的局面，在此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考虑着红军回师西撤，一方面坚定地认为红军今后向东发展是毫不动摇的既定方针，充分反映了他对“经营山西”的高度重视和坚定不移的决心。4月22日，毛泽东指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基本的为了向东或向北突出封锁线，进到晋东南或晋西北，特殊的也为了必要时西渡打杨虎城（张学良、杨虎城正向陕北进攻）。”“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地回到陕、甘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面主要方向。”4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一起致电周恩来等人：“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

红军东征虽然暂时未能实现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东进对日直接作战的目的，但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营山西”的最初实践，对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红军东征宣传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在三晋大地广泛宣传、发动了群众，播撒了抗日的火种，从而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和干部基础。红军东征先后转战山西50余县，大力发展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建地方游击队，极大地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红军东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促成了阎锡山政治态度的转变。为孤立分化蒋阎势力，中共中央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既把阎锡山与蒋介石区分开来，同时又把二人同各自军队中不愿内战的抗日爱国军人区别开来。阎锡山权衡利弊，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红军东征及其之后山西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迅猛高涨和特殊抗战局面开始形成，为毛泽东“经营山西”这一战略方针的进一步实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方针的进一步实践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红军东征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山西当局的高层领导核心产生巨大影响。红军回师陕北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加紧了对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5月下旬，毛泽东接见东征中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托他转交致阎锡山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毛泽东的亲笔信使阎锡山有所触动。1936年10月间，中共中央派遣彭雪枫（彭雨峰）前往绥远做傅作义的工作，并携带毛泽东致傅作义的亲笔信，希望能够通过傅作义推动阎锡山尽快转向抗日。在毛泽东给傅作义写信后不久，阎锡山即表示愿意同中共全权代表秘密洽谈。中共中央当即派北方局特科负责人南汉宸到太原，同阎锡山商定中共和红军代表派驻太原，与之进行直接的、经常的联络。11月中旬，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彭雪枫在南汉宸的陪同下，与阎锡山会谈，达成3项协议：一是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关；二是建立彭雪枫与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的联络通信渠道；三是在太原建立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积极推动下，陕北苏区和山西当局统治地区建立了通信联络，实现了经贸往来，相互通商。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提出：“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一月十五号起开始发报……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中共中央先后选派人员到太原工作，联络站在吉县、大宁、蒲县等地开办粮行和布庄，购得大批布匹、面粉、小米等货物运往陕北，解决了苏区物资粮食缺乏的困难。联络电台的建立，为中共中央及时了解山西和华北其他地区的情况，进行正确决策和领导，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积极推动阎锡山“联共抗日”的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也加紧对阎锡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六七月间，阎锡山邀请与中共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来晋，磋商与中共秘密接触的有关事项，刘少奇和北方局委派北方局特科的南汉宸、王世英与朱蕴山会面，传达中共的有关指示。朱蕴山赴晋后，与阎锡山达成3项协议：一是取消山西以反共为目的的组织（如防共保卫团等）；二是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是组织一个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救亡运动。8月下旬，当刘少奇得知阎锡山派人到北平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时，他派徐冰迅速向薄一波说明对阎锡山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遵照刘少奇的指示，薄一波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山西主持牺盟会的工作，改组牺盟会，充实革命力量，共产党员在牺盟会掌握了领导权。牺盟会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实际领导下，充分利用特殊形式的民族统一战线，合法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广泛宣传发动民众，组织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培养革命干部，团结进步势力，改造旧式政权，建立新型的抗日武装，以“守土抗战”之名，推行全面抗战之实，使山西成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这是北方局在山西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成功，刘少奇在总结山西斗争的经验时也指出：“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

三、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方针的全面实践与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争取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使红军取道山西出师抗日获得便利条件，毛泽东在7月15日致信阎锡山，商讨“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17日，毛泽东指示彭雪枫就红军与晋绥军协同作战及北方局进驻太原等问题与阎方协商。特别是在日军节节进攻冀察、逼近山西的情况下，毛泽东7月20日致函阎锡山：“日寇大举已定，无可挽回。如令其占据北平、张家口，则晋绥之危至。拟凭全力督责冀察当局坚守平津、张家口。尊处部队拟宜以一部向张家口出动增援刘汝明，一面力促蒋氏增兵北援。诚如尊言，非抗战无以图存。而今日至力争平津、张家口之紧急关头。一得之愚，尚祈考虑。”彭雪枫将此信面呈阎锡山，进一步推动阎锡山转向抗日。28日，阎锡山复函毛泽东，表示：“先生抗日至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8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指示他与阎锡山交涉红军出动路线和公开设立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等事宜。8月下旬，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正式成立，为八路军顺利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洛川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部署和发动山西抗战、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山西敌后根据地，予以高度重视。按照8月间与南京政府及阎锡山商定的方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讨论决定，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前线后，将全部集中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4省交界地区，配合友军，侧击沿平绥路和平汉路西进南下的日军，创建抗日根据地。但当八路军依照既定部署向山西开进时，华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仍按原计划执行，八路军主力将可能全部陷于日军的钳制包围圈中。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调整原定部署。9月1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任弼时，要求将八路军3个师暂时分别部署于以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太岳山为中心的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地区活动，以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再图发展。次日，毛泽东再电朱德、彭德怀等，强调，“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两天后，他又提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21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在晋东北地区活动，第一二○师挺进晋西北，第一二九师准备开进晋东南，至此，基本形成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的布局。从9月21日至29日，毛泽东连续5次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人及北方局负责人，进一步部署在山西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要求“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部）和群众组织；一切工作应在敌占领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强调“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布置全省的游击战，坚持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人民参政及改造晋军的根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