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爱情

北京陶然亭公园地处城南一隅，在公园中央岛上有高君宇和恋人石评梅之墓，2008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0年4月13日，我和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一起来到陶然亭公园，向公园管理处赠送了我们保存50年之久的珍贵照片，其中有一张是邓颖超大姐和工作人员在陶然亭公园凭吊“高石之墓”的照片。那是1960年4月13日，周总理即将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邓大姐前往北京西郊机场送行，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带领工作人员和其他同志陪同送行。之后，邓大姐提议前往陶然亭公园。进入公园，她带领大家径直来到高君宇、石评梅两人合葬的墓碑前。她肃穆致敬后，围着墓碑绕行一圈，然后动情地诵读起高君宇墓碑碑腰右侧篆刻的“宝剑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根据邓大姐的讲述，我们知道了高君宇、石评梅这对有情人生未成婚、死而并葬的佳话。

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人，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石评梅（1902—1928），山西阳泉人，是我国新文学创始时期的女作家。他们先后在北京读书。1920年，两人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相识后便惺惺相惜。五四运动中，高君宇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代表，曾带头冲进曹汝霖家，留下“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史话。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参加“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活动，参与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１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石评梅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留在附中任体育和国文教员。她思想追求进步，经常去听高君宇的演讲，感到其身上蕴藏着一股激人奋发向上的力量，对他产生了倾慕之心。

然而，当高君宇将一片题着“满山春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的红叶送给石评梅时，她却在红叶背面写下“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由于种种原因，她虽十分钦佩高君宇的人品才学，却只能婉言拒绝他的表白。后来，在高君宇的关怀和帮助下，石评梅对人生、对革命有了深刻认识，同时对高君宇的感情也越来越深。高君宇常鼓励她要投入到社会中去。他说，既然社会总给青年烦闷和悲哀，那么这个世界“应该换过了”。两个人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感情。1924年9月，高君宇对石评梅写信表白：“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这是高君宇对待革命、爱情的深刻认识，这份情怀也深深打动了石评梅。

1925年3月，高君宇带病协助孙中山和李大钊进行革命活动，突发急性阑尾炎病逝，年仅29岁。按照他的遗愿，党组织将高君宇安葬在他生前从事过秘密活动的陶然亭湖畔。在墓碑上，石评梅写下一段感人至深的话语：“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高君宇的去世，给石评梅带来巨大悲痛，她时刻怀念着高君宇。1928年9月，病魔也夺走了石评梅26岁的年轻生命。“生前未能相依共生，愿死后得并葬荒丘”，这是她生前的心愿。友人便将她葬在高君宇墓旁，让她永远陪伴挚爱的人。

邓大姐曾为《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并为之作序，发表在1982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其中写道：“1925年1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看望我，因为，他是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至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辞世，他们的婚姻生活长达50年零5个月，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他们共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终生。

出于对高、石两人的仰慕和缅怀之思，周总理和邓大姐对他们的这段情念念不忘，新中国成立后曾几度到陶然亭的“高石之墓”前凭吊。1965年6月，周总理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留下“高石之墓”，并指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现在，熟悉高君宇、石评梅的人虽已不多，但每年仍有很多青少年学生、游客慕名来到陶然亭“高石之墓”前凭吊，缅怀他们两人“革命与爱情”的故事。

革命是不朽的，革命者的爱情也是不朽的。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