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老一辈革命家这样过春节（下）

朱德：忙于党务政务，深入调查研究

朱德的一个个春节里，无不闪现着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不是在出访与接见外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等重要会议中商讨国家大事，就是不辞劳苦地奔波于祖国大江南北，深入基层调研各方面工作，走访慰问人民群众从而思考与撰写国家建设议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个春节，朱德大都是在极其繁忙的党务政务中度过的。

1950年，新生的共和国百事待定，百业待举。2月15日腊月二十九，他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庆祝晚宴，发表讲话，阐发两国签约对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大作用。春节期间，他接见西康（即西康省，设置于1939年，1955年9月撤销，辖区分别并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藏民代表汪嘉一行，勉励藏族同胞协助人民解放军修路运粮，助力解放全部藏胞。还出席全国电业会议，强调电气工业对建设工业化国家的重要意义;出席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议，号召全国学生努力学习，热爱劳动，热爱祖国，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财政统一对国家建设与管理的基础性意义。这个春节恰逢苏联建军32周年，他专门为《人民日报》撰文，号召人民军队向苏联学习先进军事科学。

1951年春节期间，他参加为期5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商讨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工作、整风等诸多问题;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酒会，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听取各大行政区的工作报告。

1952年1月26日除夕，作为首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朱德致信毛泽东，对纪检工作提出建议：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纪检工作的领导;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这些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进而奠定了新中国党的纪检和监察系统的基本运行模式。

1953年2月12日腊月二十九，他仍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1953年国家预算报告。这年 2月，他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把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4年春节前后，朱德为响应党的号召，加强党内高层团结，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开展广泛的谈话活动，出席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他在会上发言指出：“党的团结，特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省市委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高级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是决定革命胜利最主要的关键。历史一再证明：当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团结一致的时候，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能充分地得到发挥，革命事业就大大地向前发展;反之，党的政治领导的作用就削弱，革命事业的发展就受到损失，受到挫折，以至于失败。”朱德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为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表率。

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朱德率团先后访问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接着赴苏联出席苏共二十大，最后在回国途中还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所以，1956年的春节，朱德是在出国访问途中度过的。

朱德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优良作风，十分重视“下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伴随了他的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明确提出：“要看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探索这条道路，年事已高的他，依然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体察民情民意。因此，他的春节很多时候是在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中度过的。从北方草原到南疆胶林，从茫茫戈壁到东海舰艇，除台湾、宁夏、西藏外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每次外出视察工作回来，他总是不顾旅途劳顿，认真写出调查报告，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决策。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其调查报告有100余篇。1951年至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这些报告蕴涵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是朱德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1955年开始，朱德有8个春节都在广州度过。其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铺开，毛泽东越来越重视调查研究，朱德积极响应，率先垂范。他自觉利用春节假期，深入南方各省市农村、工厂一线搞调研，及时向党中央反映他深入基层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提出针对性很强的建议。他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各地自然差异大等实际特点出发，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致富，国民经济才能快速发展，这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路径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春节及其前后的1月至3月（1月31日是春节），他在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考察时，重点了解了1月中央委托陈云召集国务院相关部委研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经过调研后，他在4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比较详细地提出对中央与地方在经济管理权限划分上的意见：应给每个省下放若干像样的机械制造厂或把中央管理的机械制造厂划出部分任务交地方支配，根据地方工农业生产需要进行协作，以解决地方工业发展中的困难;一些藏量不大、分散、国家又无力开采的矿产资源，应允许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采;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权限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目前不便下放的应该实行双重领导;体制问题的中心问题是财政问题，应下决心把财权下放，使地方有胆量办更多的事，从而就有可能使工农业和各项生产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而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中央通过税收等办法所能拿到的钱将会更多而不是更少。如果财权不下放，中央就可能永远靠打算盘来过紧日子。财权不仅要下放到省市，而且还应该考虑下放到县，逐步把三级财政建立起来。

朱德视察这几个省后，还进一步认识到，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结合是工业中最突出的问题。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兵工厂生产在和平时期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尽管牵涉面广、比较复杂，但非解决不可，而且要及早解决，否则损失更大。

朱德是视察海南岛的首位中央领导且两次前往。1957年春节前夕，从海口出发抵达三亚，视察多处农场、铁矿后返回。返京后在中央会议上提出积极开发海南岛的建议，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1963年春节前夕，77岁高龄的他再次登岛视察，沿中路南下由东路北返，视察了榆林港海军基地，并赋诗一首《游“天涯海角”处》：“西沙至南沙，万里属中华，海角天涯处，红旗灿锦霞。”这次视察使他愈发认为海南岛大有前途，再次致函毛泽东，认为开发海南岛无论作为军港还是商港都极有价值，并强调要优先开发热带经济作物。这些建议对海南岛的开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1年2月2日至12日，他来到福建视察。其间，登上雄踞闽江口北岸的鼓山，听取福建省委负责同志汇报海防情况后，他指出：“海防工事是必要的，不能轻视这项工作。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只有广大人民群众武装起来，进行人民战争，不管敌人从天上来，还是从海上来，一概逃脱不了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极有力量的话语震撼人心鼓舞人心，不由得使人们忆起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烽火岁月中开展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2月4日晚，他还写下一首诗：“鼓山高耸闽江头，面貌威严障福州。纵有台风声猖獗，从来不敢到闽侯。”

从1962年2月11日正月初七开始，朱德对浙江、江西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视察。在3月3日和26日先后给中央写信，从战略高度对农村经济发展与体制建设进言：一是生产队长抓集体生产与群众抓紧家庭事业和自留地生产，是“两条腿走路”，处理得好，相互促进，不会发生矛盾。二是迅速恢复供销社有五大好处：国营商业人员可大大减少，农副产品收购数量和收购品种可增多，能有效组织生产、互通有无，商品能比较合理地进行分配，发挥了民主管理和群众监督作用。三是根据国际市场中国出口商品畅销与滞销情况，提出搞活国内市场：用布匹和工业品向农民换猪、羊、禽、蛋，这些农副产品在国际市场供不应求;而农民需要的布匹等轻工业产品，又恰好在香港国际市场滞销。四是农村经济恢复和农副业发展，使农村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出现差额。解决这个问题除采取控制投放、多搞小商品等措施外，可采取扩大供销社股金的办法，收回一些票子，用以收购国家不统购的物资，积累集体资金，这样做农民是愿意的。

针对在江西山区视察时，当地一些领导同志提出的垦殖场所有制应该是国营、全民的观点，他在3月2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态：垦殖场的所有制，我认为还是作为大集体所有制来经营比较好些。原因有三：一是建场时国家并未给多少投资，垦殖场是凭自己双手搞起家务，不要急于抽调他们的利润。二是作为大集体所有制，更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和经营方式，更有利于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三是垦殖场职工自己养活自己，不再算城市人口，不再吃统销粮，又为国家提供大量农副产品，应当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原则管理。职工的工资福利国家不需要包，他们的农副产品也不应调拨，而是签订合同收购。朱德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1964年2月13日春节前后，朱德视察华东、中南以及贵州、河北等13个地区、省份后深感：农业在恢复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需要工业大力支援。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一是现在化肥、农药、机电排灌设备、加工设备和水泥等生产资料的供应，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需要，随着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情况会更加突出，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工业支援。二是从各地情况看，如果坚持实行两条腿走路和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方针，依靠地方力量发展小型磷肥厂、氮肥厂、水泥厂和水电站，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械厂和手工业工厂制造排灌设备和运输工具等，可以解决不少问题，这些方面潜力很大。不能只是等待搞大厂，也不能依赖中央解决所有问题。三是在加强工业支援农业的同时，农业生产也必须在以粮为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只有粮食和经济作物、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了，才能更好地实现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才能使农村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

此外，1966年春节前后的1月至3月，80岁高龄的他依然不知疲倦到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从中获取可供资政理国参考使用的实际情况，以利国家繁荣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

朱德多次利用春节期间甚至年内多个时段南下北上不停地视察祖国各地，边走边比较边思考，日积月累，拥有了丰富的第一手情况，并归纳总结、抽丝剥茧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层面，先后酝酿提炼出许多极有价值的议案，比如，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他还较早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他提出的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农村自由市场、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等观点都带有重要指导意义。他强调党执政后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长期执政的要求指明了方向。朱德的这些真知灼见都是他实事求是的结晶。

朱德的最后一个春节即1976年的春节，由于当时正是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四人帮”一伙猖狂横行的日子，因此全国人民心中笼罩着一层阴霾，无法静下心来过节。朱德的心情也同样沉重，没有一丝过年的心思。

春节前夕，正在北京的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特意登门看望朱德。二人见面后，心情都十分悲痛，首先谈了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接着，朱德问起江西农业生产情况。因为来访者是江西省负责农业工作的同志，所以朱德特别指示他：“要好好总结和推广农业的基本经验，要大力开展群众运动，走适合我国国情的我们自己发展农业生产的路子。”

那时，“四人帮”见谁搞生产就给谁扣上“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对此，朱德气愤地说：“不要管他们那一套，就是要发展生产，就是要多打粮食。粮棉油猪样样增产了，工作才能主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嘛。”这时，旁边一位同志插了一句：“咱们还是少谈点生产，多谈点别的内容吧。”朱德当即义正辞严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二人挥手道别时，朱德还一再嘱咐，一定要抓好农业生产，为党为国家分忧出力。朱德的这几句临别赠言，话虽然不多，却格外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