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这样确立信仰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伟人毛泽东一生的追求。那么，应该以怎样的理论为指导，走怎样的道路实现这一目标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青年毛泽东是怎样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怎样的“反复比较和鉴别”，毅然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的呢？深入探究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理想信念确立的过程，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仰有重要启示。

理论视野的急遽开阔与思想结构的内在冲突

毛泽东幼年时在南岸私塾等乡村私塾，断续接受了6年启蒙教育，后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湘乡驻省中学、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短暂就读。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秋，被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至1918年6月，他接受了5年半的系统师范教育。毕业后不久，毛泽东等20多名青年离开长沙来到北京，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

这是青年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其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进一步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人——李大钊的直接影响，多次与之长谈，聆听李大钊在中山公园的演讲，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文译本和李大钊等人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文章。马克思主义此时在他心中深深扎下根来。此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酝酿、传播的中心，也是各种新文化、新思潮的荟萃地。实验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都在北京大学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毛泽东与这些人物大多有所接触。

在极短时间内，各种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同时涌进头脑，使毛泽东的理论视野急遽拓展，知识体系迅速扩张。尽管他已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但其他主义、观点、理论描绘的美好未来，似乎也言之凿凿，不无道理。不同思想理论间却又存在相互的矛盾与冲突。如何筛选取舍？青年毛泽东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对这些思想观点进行梳理分析，只能照单全收，以待后续思考、检验。

1919年4月，毛泽东因母亲病重回到湖南。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全身心地组织领导湖南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实践中把自己刚刚接收的各种理论观点加以运用和验证。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他在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以该刊为阵地，在理论和方向上指导湖南学生爱国运动。《湘江评论》被查封后，他又为《新湖南》、长沙《大公报》撰写了大量文章，实现了内在思想的理论外化。

这些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表明他已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思想，但还未能摒弃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各种主义的实践体验与思想认识的逐步清晰

究竟哪种主义真正适合中国，能够成为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行动指南？毛泽东回忆，这一时期的自己“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毛泽东几乎将他认为有价值的主义都进行了亲身实践。正是在这些实践中，他逐步厘清各种主义的本质，先后放弃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选择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作为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

1.岳麓山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

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就接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大学毕业之际，他邀集好友蔡和森、张昆弟等人，按照大同社会思想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在岳麓山“实验”，但首次实验因为他们开始组织勤工俭学活动而很快终止。

1919年春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然而，这次实验并未真正开展起来，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五四运动中去了。

虽然没有真正进行完整的实验，但毛泽东对新村主义的热情并未消减。反复思考下他进行了更为缜密的设计，并于1919年12月1日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介绍他的新村实验设想。在这个新村中，设立公共育儿院、学校、银行、工厂、消费社等。人们在这里没有私心、私利，一切都是公有制，过着极其悠闲安逸的自由生活。

然而，在反动军阀统治下动荡的旧中国，创造新学校、开展新教育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基础都是不存在的，后面设想的那些结果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不久，毛泽东放弃了这个具有浪漫主义、空想主义色彩的设计。

2.驱张运动及改良主义实践

1918年4月，皖系军阀张敬尧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主政湖南期间，他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纵兵劫抢，钳制舆论，引起湖南人民的强烈反对。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残酷镇压爱国运动，更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慨。

1919年12月，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爆发。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即第二次北京之行）。一个多月的奔走，甚至赴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痛陈张敬尧祸湘罪行，仍没有结果。直至1920年6月，直皖军阀矛盾日益激化，迫使张敬尧出走，驱张运动宣告“完结”。

审视驱张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毛泽东所领导的一场社会改良主义实践。这场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而不是对于社会的彻底改造。运动的领导力量，只是学生组织和群众组织即湖南学生联合会、驱张代表团等，而不是拥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政党组织。运动的主体和依靠力量，是知识分子甚至是不同派系的军阀，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也主要是以学生罢课、集会、报纸发文等合法方式进行抗争。

正是由于改良主义合法请愿的失败，使毛泽东逐渐明白，在封建专制长期统治和军阀的残暴压迫下，靠着合法运动不可能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不可能实现改造湖南和中国的目的。

3.工读主义实践

第二次北京之行期间，毛泽东学习和研究工读主义理论，并直接接触工读主义实验团体，对工读主义有了较多了解。

1920年春，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等人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并邀请陈独秀等进行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活动。不过，此时的他正在北京组织驱张运动，只是参与了工读互助团的规划而没有直接参加实验。

同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其间，他应彭璜之邀，同湖南一师同学张文亮等共同做工、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行工读互助的生活。然而，这次实验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6月7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经过实践检验，毛泽东基本放弃了工读主义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思想转变的基本完成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实践

1920年6月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同陈独秀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同陈独秀的会谈，对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帮助很大。抱着初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长沙，开始把这种科学信仰付诸实践。

1.创办文化书社，深入学习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下半年，在创办文化书社时，毛泽东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步实践。在这个活动中，他的思想转变进一步完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正如那时毛泽东所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为此，文化书社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国内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当青年及全体湖南人开展研究的材料，以促进新思想、新文化产生。

文化书社经营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书刊。所售杂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青年》《新生活》《劳动界》等销量居于前列;书籍中，《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销量居于前列。《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也有较大销量。

在毛泽东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文化书社业务得到顺利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俄国革命情况的传播。

2.创办俄罗斯研究会，深入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领导驱张运动过程中，特别是请愿失败后，他对零星改良、合法请愿感到失望，渴望寻找新的出路。俄国十月革命提供的是一个在同中国有很大相似性的国家获得胜利的道路，这对于正在探索道路的毛泽东来说，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不必留法，不如留俄”的主张。他表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

成立俄罗斯研究会，是青年毛泽东把个人思想发展转化为组织化、集体性实践的重要步骤。在创办和领导研究会过程中，他大量搜集、阅读有关十月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书刊资料，并结合正在领导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和湖南建团建党实践，发表一系列文章，分析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成功经验，宣传俄国工农民主政权建设的重大成就，进一步深化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

他把推动湖南青年学习俄罗斯、赴俄国勤工俭学作为研究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毛泽东和俄罗斯研究会的推动和帮助下，湖南一批有志青年纷纷到俄国留学，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很快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和优秀干部，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挫折与思想上的彻底清算

1920年6月，湖南人民驱张运动日益高涨，加之军阀内讧，湘军进逼长沙，张敬尧撤出湖南。6月17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回到长沙。7月22日，谭延闿通电全国，主张以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民选省长，实行湖南自治。

毛泽东以极大热情投入到了湖南自治运动中，希望通过合法的、“无血革命”的途径达到推动湖南人民自治的目的。从9月开始，在一个多月内发表10多篇文章，起草多篇文件和请愿书，提出湖南自治的基本主张，引导自治运动的发展方向，组织一系列群众性活动，力图使自治运动达到理想的结果。

他反复强调要“实行公民总投票”，要把票箱“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如果湖南自治“成的原因不在于‘民’……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面对一些人存在底层民众无能力参与政治的质疑，他发表《释疑》等文章，指出那种认为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情、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更以十月革命后俄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作为例证，号召湖南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教员、士兵、警察等都积极行动起来，自觉承担起湖南自治的历史责任。其间，毛泽东还组织长沙各界群众约2万人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大会，向谭延闿递交了请愿书。

毛泽东一方面批判“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假借自治之名推行军阀统治的政治阴谋;另一方面又希望引导谭延闿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遍的选举，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和各级自治机关，建设一个“新的湖南”。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通过发表文章、营造舆论、游行请愿等合法斗争方式，寄希望于某个人物的“良心发现”，将政权归于人民，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10月21日，由军阀政府控制的自治期成会等召集各公团联席会议，要求表决由省议会起草的宪法（即自治草案）。毛泽东等代表制宪请愿团，坚决抵制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公开声明不参加表决。至此，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