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的七次汇报

晋察冀边区是全民族抗战时期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被毛泽东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制度最早实施的地区之一，彭真曾任北方分局（后改称晋察冀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建立并巩固了这块革命根据地。彭真根据边区的具体实际主持起草了具有地方宪法性质的纲领文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二十条》（即《双十纲领》），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抗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次生动诠释。

194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分局书记彭真离开晋察冀边区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6月4日至8月21日，彭真分别从“执行党中央政策”“经济建设”“劳动政策和货币政策”“边区财政”“抗战勤务”“党的工作”以及“整理支部和健全党的领导”等方面，分7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详细而系统的“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听取全部汇报并作了详细笔记。他认为，晋察冀分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实行三三制，团结各阶层人民并坚持对敌斗争。这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和党中央的一致认可。中共中央将彭真的7次汇报要点分批转发给各根据地党委作为经验参考，同时根据毛泽东指示，向中直、军直、边直机关、学校作了20多场介绍晋察冀边区情况的报告，向党中央驻地及其他抗日根据地推广其工作经验。

坚定不移执行党中央政策同边区具体实际相结合

6月4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第一次汇报，重点是晋察冀边区“具体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中的经验教训”。汇报说明，决定边区各项具体政策的根据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中日民族矛盾是主导的，基本的，国内的阶级矛盾是从属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因此就国内两种矛盾看，封建势力与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从属的，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与可能，在根据地内，对封建制度“只能采取逐渐削弱的政策，而不能采取直接推翻的政策”。在民主问题上，“富农及中等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具有极不相同的政治作用和政治地位，在政策上严格加以区别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政权建设问题，彭真强调：“政权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最锋利的斗争武器，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目标。忽视政权问题，就是放弃自己的战斗武器。因此根据地的建设首先是建设政权。”同时还介绍了边区政权建设和改革经历的4个阶段，指出在晋察冀边区“从政治上已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分析现阶段政权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选举运动中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态度和斗争、选举后各阶层人民政治地位的变化、三三制政权原则的执行问题等。最后作出结论，认为“推翻封建政治制度的民主革命不但为抗战所必需，而且可以在我军占优势的根据地内逐渐实现”；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必须“以群众为基础，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照顾到整个民族团结抗战的利益，要用逐步改革的办法，摧毁旧的封建的政权组织机构，建立新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秩序，严格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治权、财产权等各种自由权利，严厉镇压一切汉奸反动派；民主政治采取和平发展的方针，但所谓“和平”只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形式，在政权中必须保障共产党的领导和基本群众占优势，又要实行三三制，以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地主、资产阶级合作抗日；三三制政权是镇压敌伪汉奸和抵抗日军侵略的民族斗争的武器，同时也是在政权中占优势的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但其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是从属的，“不应损害其成为在全民族抗战中民族斗争武器的主导作用”。政权建设还包括，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充分发扬民主，吸收坚持抗日的无党派人士，参加各级政权机关工作，一切抗日的人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及信仰自由，未经法定手续，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都不得逮捕、禁闭、游斗和侮辱他人以保障人权。

经济建设是边区工作和抗日斗争的基础保障

6月18日，彭真作第二次汇报，重点汇报“经济建设问题”。汇报论述了“随着整个政权的改革，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以不同的速度，摧毁着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创造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彭真分析了抗战爆发前后晋察冀边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并指出：“由于敌我经济斗争的尖锐对立，使我们根据地内国民经济日渐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而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很大成果，基本上可以保证边区的军需民用。有这样一个基础，才使边区政府同人民有可能战胜1939年大水灾造成的种种困难，同时保障了边区的物力、财力为我所用而不为敌所用。在经济上同样形成抗日的乡村包围敌占城镇的形式。

由于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等政策的实施，根据地内的封建经济制度和势力已经大大削弱，使经济发展趋势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走向了新的方向。彭真在汇报中阐明晋察冀边区制定和实行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自给自足，调剂各阶层的利益，以支持长期斗争。在此原则下制定和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有：发展生产，这是“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的基础”。其中，发展农业又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以私营事业为主，公营事业为辅；对内实行贸易自由、自由竞争政策，对外依靠群众和关税，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在敌后根据地应该允许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顺利发展，在政策上把它与封建经济制度严格加以原则的区分。

关于土地政策问题，彭真指出：“农民是抗日的主力，所以必须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压迫剥削，才能发挥农民抗战与生产的更大积极性。”同时，抗战和根据地的建设，需要广泛而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地主则是现时不可缺少和丧失的抗日同盟者”，因此，必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彭真还汇报了边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3个阶段，指出：边区执行土地政策的实践表明，根据地创建初期，主要危险是“那种只要农民与地主联合抗日，不要农民对地主斗争的右的倾向”；根据地已经巩固之后，危险则是“左”的倾向，必须及时预防和纠正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不然将危害到根据地的生存与坚持。汇报还就执行土地政策中发生的具体问题，如减租与交租问题、减息还债问题、钱租与实物租问题、永佃权问题、典当地与抵押土地问题等进行了说明。

在实践中，为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财产所有权，人民除按政府规定缴纳赋税以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以另一任何名目勒索或罚款；各级政府机关和团体建立严格的经济制度，肃清贪污浪费；发展农业，积极垦荒，扩大耕地面积，保护并繁殖畜牧，改良种子、肥料、农具等农业生产技术，有计划地凿井开渠，改良土壤；发展军事工业矿业和手工业，争取工业品自给自足；鼓励开展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合作，发展商业保障正当贸易，取缔奸商等。

7月16日，彭真作关于“边区劳动政策和货币政策问题”的第三次汇报。汇报指出：“决定今天根据地劳动政策的出发点是，一方面要改善工人生活，另一方面要使富农和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顺利发展，使资本家有利可图。调解劳资关系的正确办法是实行契约自由和劳动自由，使资本家有雇佣工人的自由，工人有出卖劳动力或‘告退’的自由。”这样，既可以强制富农和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也可以促使工人遵守劳动纪律。彭真在汇报劳动政策中的具体问题时指出：“由于战争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根据地工业生产不宜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以不低于中央提出的10小时工作制为宜，农业生产则应依过去习惯而定；应普遍实行半实物工资，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规定最低限度工资；失业问题不应过分强调政府救济，基本上应依靠发展生产，扩大劳动力雇佣，帮助工人就业，协助工人垦荒，组织合作社，或者动员工人参加抗日部队来解决。”

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场斗争，随着边区政府的成立和边区银行的建立而开始。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较量，最后以边币胜利、伪钞和杂钞被挤出边区而告终。旧中国的货币一向是极为紊乱的，许多省有自己的票子，所谓统一的法币也不能流通全国。这种紊乱状态，在晋察冀边区显得更为严重。抗战之前和抗战之初，这一地区流通的有察哈尔票、河北省票、伪蒙疆票和山西的各种晋票，名目繁多，杂乱无章。为活跃边区经济，打击敌人的掠夺阴谋，边区政府仅成立一个月，就建立起边区银行，同时发行边币。

彭真说明了晋察冀边区金融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在各个阶段实行的政策，认为边币在边区流通领域已经实现独占发行，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其主要经验是：发行时首先要在党内外作充分的政治动员，造成拥护新币的热潮，党政军民步调一致，全力支持，特别是公营企业、贸易局、合作社、税收机关等，必须严格坚持既定的政策。其次，经过短时期的信用纸币阶段，自由兑换使社会熟悉，建立威信。继而在信用提高之后，停止一切外币流通，只允许边币流通，使边币不仅成为流通手段，而且成为储藏手段。

在打击伪钞过程中，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执行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在同敌占区相接的地方，设立伪钞兑换所，把群众手里的伪钞按一定比例兑换成边币。兑换来的伪钞，由政府贸易部门掌握，用于从敌占区购买必需品。由于边区政府和银行采取合理的兑换办法，群众很支持排除伪钞的工作。边币的基础日益巩固，信誉日益增强。边区广大群众自觉拒绝使用伪钞，积极支持边币，他们把边区银行看成是自己的银行，有些群众还把过去埋在地下的金银首饰取出来，送到边区银行，换成边币，边区银行的储备保证金也就日渐增多。当然，边区银行最可靠的基础还是生产，如边区每年所产出的粮食和各种土特产品等。边区银行还发放低息贷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渡过灾荒，活跃农村经济，发展合作事业，完成各种农耕运动，为巩固边区发挥了力量。

就如何发行边币，彭真还指出：“要陆续地慢慢地发，不能一下子把市场胀饱，以免造成膨胀。钞票在地区的分配上必须保持适当的平衡，以免造成局部通货膨胀波及全局，大小票之间应配备适当，否则会影响部分钞票的比值。发行额不能超过市场的需要量，平时输出入应力求平衡，外汇须严格管理，以免币值跌落。”由于边币的信誉一天天好起来，敌占区人民也欢迎边币，虽然敌人利用各种手段迫害使用边币的人，但仍然不能动摇边币的市场信心。因为边币的发行极为慎重而无通货膨胀的恶性症状，这是伪钞所不能相比的。

7月23日，彭真重点作关于“边区财政问题”的第四次汇报。汇报边区实行财政税收政策的3个阶段，具体阐述了统一累进税的征收原则、公粮管理和制度、根据地税收机构的基本单位是村等问题。汇报总结了边区实行财政政策的经验，主要是：“根据地财政建设要能健康的持久。”为此要统筹统支，切忌无计划地乱征滥支；要先量出为入，然后要量入为出，鼓励发展生产，调节金融，繁荣贸易，蓄养民力，照顾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行统一累进税，即规定适当的免征点以照顾贫苦群众，又规定累进最高率以照顾统一战线，“保障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共同合理担负抗日经费”；由于农村缺乏货币，加以货币不断跌价，所以累进税除征收必要的现款处，应征收农民所有的实物；应依照有钱者出钱的原则征收直接税、累进财产税和所得税；健全的村政权、代表会和健全的支部是村财政和税收的可靠保障，征收方式应该是进行政治动员，使群众按照全年的税率自愿缴纳；依法制裁个别抗缴分子。

7月30日，彭真第五次汇报晋察冀边区工作，重点汇报“抗战勤务问题”。他指出：“抗战开始时，抗战勤务很乱，民众很苦。后来规定由政府出运费，现在改为义务制度，取消运输费，规定无论战斗部队和机关，在30里内自己驮运；主要交通线组织运输队；所有牲口、壮丁、妇女每月有5天出差，放哨、破路等不在内；交通要道农民运输临时的东西。”通过这些规定和措施，抗战勤务问题基本得到有序解决，交通运输紧张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党的建设是边区党组织领导人民斗争的核心工作

8月6日，彭真作第六次工作汇报，重点是“党的工作问题”。他指出，晋察冀边区创建初期，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和条件，采用“行政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大刀阔斧组织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扩大党组织，使党组织得到迅速大量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只追求数目而忽视质量的“严重拉夫主义的倾向”和“关门主义倾向及地下党的狭隘作风”。因此，在革命根据地巩固时期，边区党坚决集中力量从事党组织的整理与巩固工作。并加紧克服工作的不平衡，采取分期分类整理，主要抓住审查干部、整顿支部、健全党的领导3个环节。审查干部首先要从检查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着手。检查的主要项目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掌握、党的组织原则性的掌握、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干部政策、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党对政府中党团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党与群众关系等。对干部个人进行审查鉴定的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意识的锻炼，政治立场的坚定程度、对党的政策的了解掌握能力、组织原则的掌握、工作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精神与自我批评精神如何、关心群众联系群众如何、主要优缺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