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籍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与身份转换

【摘 要】1919—1923年，安徽相继爆发了五四运动、六二学潮、反对第三届省议会贿选等十数次影响较大的青年运动。作为青年运动的主体，部分皖籍青年在此过程中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思想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随着运动目标从争取学生权益发展到反对当局，皖籍青年进而加入政党以寻求政治力量，在思想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身份转换。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环节并不是单一的线性过程，也不是皖籍青年个人发展的唯一路径。但对这一发展路径的内在逻辑进行探析，可以回溯一代皖籍革命青年的成长轨迹，也可从中映照出安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共党组织发展的历史进路。

【关键词】青年运动；皖籍青年；思想转变；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K26；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2-0026-16

青年运动的兴起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大现象，有关于此的研究成果亦颇丰富，但多基于整体视角，即在全国范围、全时段中阐述其发展过程，基于详实史料的区域研究和具体个案探讨仍较缺乏。在五四运动中，安徽被视为全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19—1923年间，安徽影响较大的青年运动更是多达十数次。然而，既有关于安徽青年运动的研究可谓只有零星几笔，且均微观聚焦于狭义上的五四运动在安徽的具体开展情况、某个皖籍人物在运动中的作为与贡献，未宏观把握1919—1923年间安徽地区青年运动的发展轨迹，亦未考察皖籍进步青年在运动中的思想转变和身份转换，及其与安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共党组织建立的内在关联。

革命青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鲜活体”，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创建发展的实践者。故而，本文以皖籍进步青年为主体，基于《白话书信》《五四》等一手地方材料静态考察青年思想发展与认知进步；以安徽青年运动为窥点，动态考察青年在运动中的决策与行动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身转变，探讨一代青年在复杂时局中主动作为的“前冲力”和“后坐力”，并以此尝试分析安徽青年运动与当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共党组织建立的内在互动关系，以期描绘这一时段安徽青年运动进退升降之全貌及运动中皖籍进步青年的群体画像与个体面相。

一、五四运动：学生主体力量的发轫

清末民初，新式学校和班级授课的出现使学生脱离了农村私塾教育的分散状态，聚集到城市中来，成为一种群体存在。作为五四运动早期阶段的斗争主力，青年学生通过向上请愿申诉和向下发起群众，与社会各阶级产生交集与碰撞，其作为群体存在的主体力量由此脱胎而出，五四运动也就成了这股力量形成的历史场域。各地在响应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基于学生主体的实践差异均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如广东、上海的集会游行规模之大，江西的运动秩序之井然。安徽对北京五四运动的响应极快，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皖籍青年在运动中表现出十分强硬的斗争姿态。

1913年安徽二次革命失败，北洋军阀倪嗣冲踞皖，扩编兵匪、绞杀革命、克扣教育经费。同时，英、美等国在安庆、芜湖等地创办了多所教会学校，奴化青年思想。皖籍青年内受军阀官僚压制，外受帝国主义侵凌。1919年5月6日，北京五四游行的消息传到安徽。翌日，芜湖各校学生2000余人走上街头，喊出“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口号，并向镇守使署递交请愿书，要求支持运动，电请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5月8日，安庆各中等学校全体学生3000余人在黄家操场集会，结队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到5月19日，北京学联发出全国大罢课号召。芜湖学联会得到消息，立即决定响应，并派代表前往安庆联络，以采取一致行动。安徽全省学生团还致电北京大学等校，表示“此次义举，敝省各校学生极表同意，已电致政府力争，务望坚持到底，敝省全体学生愿为后盾”。可见，在五四后的两波全国性学生运动热潮中，安徽的响应都是极快的。

当时在安庆、芜湖、合肥求学的外地青年主要来自寿县、金寨、六安等地，均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江北地区位置偏远，经济落后，故外出求学者较少。学生中，江北青年性格多刚烈倔强。而安徽青年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亦多来自这些地区，如合肥学生会会长喻石泉、安徽学联会会长舒传贤均是霍山县人。青年学生，尤其是学运领袖强硬刚烈的性格特点使安徽青年运动相应展现出较强的斗争性，这在学生群体与各方的交涉中可见一斑。

学生“闹事”，校方必先介入管治。合肥学生筹组学联时，到会的三个中学校长均“劝大家缓行”。当安庆学生准备上街游行时，教育厅长亲自赶到学校“训话”，认为中国积贫积弱，若据理力争，必节外生枝影响谈判。芜湖二女师学监反对女生参加学联，即使加入学联也不应上街游行。如此反对之声，不一而足。然而，“家长们”的指挥都失灵了。芜湖萃文学校校长在学生第一次整队游行时出面压制，言称“你们爱国行动，在我的学校里，我就要管”，学生齐呼“你管不了”而去。一些校长甚至请来军警在学校附近巡逻，监视学生行动，许多运动中的中坚分子都被暗中记下名字。这是青年学生在运动中首先遭遇的反对力量，而当他们走出校门、踏上街头时，面对的则是更为复杂的社会势力。

各校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最直接的行动就是抵制日货，其中以芜湖为首。芜湖早于1876年即被开为商埠，作为屯转基地，芜湖设有三个专运码头，每日都有三到五只日货轮进港，日货充斥市场。芜湖学联在第一次示威游行后，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要求商家停进日货，然毫无效果，往后几月里日货仍大宗涌进。学联继而向上要求行业工会、商会保证“全市商家不再购进日货，如有再进，立即焚毁”，结果遭到芜湖商会会长汤善福反对，学生代表与其多次谈判无果，引起全体学生愤怒，遂捣毁商会，痛打会长，最终逼迫商会签字同意。其实，校方和商界的行动多取向于封建军阀势力。当学生运动深入发展起来时，军阀丢掉了“爱护青年前途”的幌子，对运动采取更强硬的镇压手段。例如，倪嗣冲在复内务部密电中指出，“各校学生亦有全体罢课情事。……如果始终违抗，即将为首各生立予革除”。安徽省长吕调元并令警厅立发布告：“如有纠众滋事紊乱秩序之行动，依法逮惩……遇有学生发布传单违法纪而不服取缔者，一经查出，即行依法严办，绝不姑宽。”但此威胁恐吓并不奏效，“传单密布，且益加多”，可见安徽学生运动斗争之刚强。

当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以主体力量冲击社会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后坐力”。这一时期的青年“大都受过‘五四时代’的教育和训练，而且多因参加这次运动才开展他们一生的事业。这次经验一直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心理”，皖籍进步青年亦如此。五四运动前，安徽青年学生“只是埋头读书，追求知识，希望学得一些本领，将来升学找事，还有可靠的本钱。因之，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群众关系’、‘集体观念’。……那些问题怎样产生，该应怎样去解决，那里有什么出路，什么才是真正的出路，思想上都是模模糊糊的”。周新民也认为自己在五四运动前的思想很落后，对于该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也不清楚。而在运动中，部分学生直观地见识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应和态度，这才真切明白军阀政治之黑暗腐朽，资产阶级之软弱动摇，更改变了对群众的认识。例如，1919年6月3日，反动政府逮捕学生达2000人以上，激起全国愤怒。上海实行罢课、罢市、罢工，表示抗议。对于响应“六三”运动，安徽各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封建买办集团，宁肯出卖祖国，也不肯损失自身利益；中小商人，有一定爱国行为，但动摇性大；店员学徒，大多具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正义感，积极配合学联响应运动，在商店内部组织活动。面对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制止罢市，店员坚决对抗，任凭解雇也不妥协。其中，最积极的是工人。由于受到爱国宣传影响，多数工人已自动结合起来。如码头工人，协助学生检查日货，宁肯失业挨饿，也拒绝为日商运货；旅栈业工人，不到大阪轮船接客，劝阻旅客不要购买大阪客票；黄包车工人，不拉日本货，不接外国人。故而，周新民又说：“到了‘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才为爱国热情所驱使，走出学校大门，参加了学生运动。在学生运动中，使我不断受到教育和锻炼。……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来引导我，我一定要走不少错路，绝不能早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安徽的爱国运动持续了近5年时间，宣传方式和运动形式也逐渐规整。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安徽学联建立起四个组织：设立国货检查所，专门查搜到港货轮，使绝日货来源；开设国货贩卖部，售卖学生手工制品，以示学生爱国热忱；创办义务小学，培育劳动人民子弟，向家长宣传爱国反日思想；组织街头宣传队，轮流上街演讲，以唤起群众反日。到1923年5月，安徽学生为纪念五九国耻、收回旅大决定开展“五九”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由于这是个有组织有准备的反帝运动，使其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总体观之，皖籍进步青年在运动中处理各类矛盾、应对各种问题、接触各式人群，见识得以增长，个人能力素质也发展起来，为在安徽持续发动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周新民后来回忆说：“安徽学联初成立，即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做了上述一系列的工作，主要原因是有一批进步青年如王步文、方乐周等骨干人物。……在先进的思想指导下团结广大青年，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这就为后来教育革新、‘六二惨案’、推翻三届省议会、驱逐李兆珍等斗争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建立组织打下了基础。”

二、新文化运动：主义探索与思想转变

五四运动不仅是学生主体力量的滥觞，亦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通常认为，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逐步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指导作用。这说明青年学生在初始组织起来时，即面临着思想上的转向问题。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1904年《安徽俗话报》的创办是陈独秀“开通民智”思想的试水。其中内容所及，大体可归为四个方面：一是反帝反封建，二是提倡文学改革，三是主张改良国民教育，四是呼吁发展实业，富国强兵。对于《安徽俗话报》的出版，社会评论各别，“同人皆颇欢迎，而局外则多訾议”。少数开明官吏利用它来开启民智，绩溪县“捐廉购办，随同官报发行，听人采取，并望大家传阅”。进步青年最为欢迎之，“尤可感者，桐城崇实学堂同学诸君，集资月购本报百余份，以分送其乡人”。高一涵后来追叙：“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

陈独秀、章谷士、汪孟邹等人是青年运动的先行者，“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从上下求索的少年成长为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陈独秀等人作为在世纪之交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其思想经历了由资产阶级改良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过程。安徽的新文化运动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由内向外到由外向内的过程，即陈独秀早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以批评时事、开启民智，从芜湖发行至全省而至全国，总体来说还带有鲜明的本土性，体现的是一代皖籍青年的革新志向；11年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以提倡民主、科学，继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上海、北京传至安徽，此时已具备强烈的引导性，体现的是一代思想先驱对青年的指引和推动。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亦是皖籍出身，这使皖籍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平添了一层地缘联系。如在接触进步刊物方面，1913年，汪孟邹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后，将科学图书社事务交由陈啸青主持，实际上就是亚东分店。除经售除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出版的新书外，凡上海、北京出版的杂志，几乎都有，更是《新青年》的第一批“代派处”。诸如《中国魂》《明治维新史》这一类书籍，安徽多数学生均已看过。科学图书社每到新书杂志，则争先抢购。此外，陈独秀与安徽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教师联系密切。陈独秀在离开安徽时，曾对刘希平、高语罕、朱蕴山等人说：“我去搞全国性的运动，你们在安徽搞反军阀运动。”当时，刘希平和高语罕在芜湖五中任教，一致认为“当前的任务应该争取在校机关长期埋头下去，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通过普及国民知识，提倡新文化，竭力而慎重地介绍新思潮，去提高青年们要有社会责任心的觉悟”。因此，与他省青年主要通过阅读进步书刊接触新文化、新思潮不同，皖籍青年在接受新思潮的过程中更多受到进步教师的直接引导。

五四运动前，各种思想、各家学派、各类主义的书籍，都从国外介绍过来，学生辨别能力有限，读完不免一时思想混乱。例如，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蒋光慈与胡苏明、吴葆萼、李宗邺等人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并编印社刊《自由之花》，猛烈抨击军阀统治，鼓吹无政府主义。蒋光慈还曾一度沉迷于宣传俄国虚无党暴力主义的《夜未央》，并写诗表白书中女主角：“此生不遇苏维亚，死到黄泉也独身。”五四运动后，科学图书社虽积极经销《共产主义ABC》《辩证唯物论》等马克思主义书刊，但统治当局对此检查很严。为使学生能直接读到社会主义书籍，高语罕将河上肇所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和克卡朴所著《社会主义史》等书带回五中给学生们阅读。1920年，恽代英到宣城四师任教，亲自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各种进步书刊，并要求学生读后撰写心得，定期举行社员会议分享读书感想。同时，一些学生也开始主动收集革命书刊，如安庆一师王步文就在宿舍办了一个秘密图书组，使《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湘江评论》等书刊在进步青年中得到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