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1935年苏联《真理报》对中共态度演进的历史考察

【摘 要】苏联《真理报》是最早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外国报刊。从1922年到1935年，《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希冀、忽视到指责再到支持的演进过程，态度演进背后折射出苏（俄）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评价。对落后国家共产党的轻视、基于实力原则急欲寻找反帝同盟者的现实考量、对孙中山的好感和对国民党革命性的过高估计等，是《真理报》忽视、冷落甚至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苏联《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演进，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国际形象建构而言，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存在消极影响。要打破国民党铜墙铁壁般的新闻封锁，让世界人民认识真实的红区和红军，中国共产党还需另辟蹊径。

【关键词】《真理报》；中国共产党；态度；国际形象

【中图分类号】K26；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4-0013-10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活跃起来。尽管此时的俄国人“不太熟悉这个庞大的独特的东方国家”，但密切关注着东方并急欲寻找革命同路人的苏俄还是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共产党，苏联《真理报》因此成为最早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外国报刊。从1922年到1935年，《真理报》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报道达百篇之多。然而，国内学界对此鲜有关注和研究。所以，本文以1922年至1935年间苏联《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态度演进的历史过程，试图探寻态度演进背后的主要原因，希望能助益客观评价《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国际形象建构产生的双重影响。

一、苏联《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态度演进的历史过程

1912年5月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领导创办的群众性工人报纸——《真理报》在彼得格勒问世。报纸以刊载工人通讯为主，面向工人群众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在俄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1918年3月，报社迁址莫斯科，主编为尼·布哈林，直至1929年4月。斯大林主政期间，《真理报》在苏联12个大城市同日印刷，最高发行量达500万份，当时在苏联“发布消息几乎全靠《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报道，这些报道由塔斯社和苏联广播电台再传播”。可见，《真理报》在苏联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和广泛的影响力。

（一）建党初期《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的希冀

最早在《真理报》上提及中国共产党的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1921年12月，马林前往中国南方考察，在桂林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其他领导人。随后，马林又赴广州走访考察并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回到俄国后不久，马林即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并于1922年9月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在中国南方的革命者那里》一文。文末写道：“在中国南方工会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共产党无疑地将成长壮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苏俄报纸上，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只是一颗等待革命运动滋养壮大的种子。1923年5月20日，《真理报》刊登《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一文，作者是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魏金斯基（又译为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魏金斯基在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革命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虽然目前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比重还不大，还不能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中国社会各界已不得不认真对待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真正吸引《真理报》注目，是国民党一大召开并成功改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1924年2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斯列帕克关于国民党改组的一篇报道，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清醒务实、服从大局表示赞赏。1925年6月7日，《真理报》刊登俄共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署名文章——《上海事件的世界性历史意义》，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表达赞赏和支持。总的来看，建党初期，《真理报》不仅发现并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同时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充满期待。

（二）北伐开始后《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的忽视

北伐开始后，《真理报》把注意力放在追踪报道对各路军阀的征讨上。率军北伐的国民党受关注度迅速上升，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活动则日渐淡化并最终淹没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1926年8月31日，《真理报》刊登伊文撰写的《中国各种力量的分化改组》一文。在这篇分析整个中国政局的专文中，未曾提及中国共产党只言片语。作者在文末写道：“当前中国的局势充满了革命的气氛，这个局势要求所有的中国革命力量，特别是国民党、广州政府，以及国民军，担负起重大的历史任务。”显然，作者并未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担负重大历史任务的力量之一。北伐在军事上的顺利进展，让莫斯科很快开始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真理报》接连发表文章，称赞国民党军队势如破竹，“广州政府和国民党的威望急剧上升”，并乐观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灿烂”，国民党军队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具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1927年4月3日，《真理报》刊登达林的报道——《工人的广州》。文章对广州的工人运动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国民党”在文中被提及26次，而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却只字未提。文章还这样写道：“所有罢工都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举行的，采用的是国民党的口号。”以上都清楚说明，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确实吸引了《真理报》的高度关注，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是《真理报》报道的主角，也不是它关注的焦点。

（三）大革命危急时刻《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真理报》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从1927年4月15日到1927年7月31日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共产党”在《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的25篇文章中，共出现了400处。遗憾的是，此间大革命遭遇严重挫折和失败，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追究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成为《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报道的主题。1927年6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情况介绍。布哈林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犯了一系列错误，而且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违背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阻碍了土地革命”。7月10日，《真理报》再次刊登布哈林的长文——《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文章充斥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和指责，并极力为共产国际路线政策的正确性辩护，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是无比正确的，它十分及时地发出指令，要求共产党员立即退出武汉政府”，但“最近一段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顽固地抵制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一些地方组织的工作人员因带领群众进行战斗而殉职，而党的政治局则公开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16日，《真理报》刊登《中共领导为何失败》一文，深入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文章认为，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执行的是唯一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的则是一条直到最近还用极左词藻掩盖起来的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与布尔什维克毫无共同之点的分子，从无政府主义者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应俱全，理论一片混乱，策略摇摆不定”，这是将中国共产党拖入机会主义泥坑的根源。文章不仅斥责中国共产党是一群思想混乱、行为摇摆的“非布尔什维克”，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还将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推给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四）土地革命时期《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大革命失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还是“始终不懈地注视中国事态的发展，关心我们的战友中国共产党的成败，对中国革命的威力充满着坚定的信心”。从1928年至1935年，《真理报》除了一如既往地关注远东局势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苏维埃运动以及农民斗争，开始成为《真理报》报道的主角。

1929年7月24日，《真理报》刊登《彭德怀》一文。这篇千余字的短文简要介绍了彭德怀的主要革命活动，塑造了一个带领人民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革命者形象。1935年9月12日，《方志敏——中国人民的英雄》一文刊登在《真理报》上。作者哈马丹用生动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私忘我、英勇善战、意志坚定、受到群众热爱，连敌人都敬重三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12月6日，《司令员朱德》一文刊登在《真理报》上。作者哈马丹称赞朱德是“天才的指挥员”“无所畏惧的勇敢战士”，通晓军事学术和多国语言，享有无可争议的威望，“给一切穷人、无家可归者、善良的人们带来解放”。12月13日，《真理报》再次刊登哈马丹撰写的人物传记《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文章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的成长经历和革命活动，盛赞毛泽东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是“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经他手制定的苏维埃政权的许多法令，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夙愿”，他一心为人民谋求安宁而幸福的生活，同时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追随和爱戴，“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把他当做亲人对待”。一个拥有非凡天才且感情炽热、学识广博、深知人民疾苦，一心为民，深受人民拥戴和热爱的传奇领袖形象跃然纸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也是这一时期《真理报》报道的重点。《真理报》刊登了9篇标题中包含“苏维埃”一词的文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这篇报道中，作者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8个苏维埃政权分布情况和管辖范围进行了列表介绍，并对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报道，意在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也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谋出路。这是外国媒体第一次详细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纲领草案，为外国读者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真理报》还刊登过2篇专门纪念广州公社的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给予肯定和赞扬。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和农民战争也是这一时期《真理报》的报道主题，如1930年6月13日刊登的社论《农民战争和中国的军阀混战》以及1935年7月3日的《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等。

二、苏联《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态度演进的主要原因

梳理1922年至1935年间《真理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希冀、忽视、指责再到支持的演进过程，态度演进的背后折射出苏（俄）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评价。

建党初期，《真理报》对中国共产党充满希冀和期待，这并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革命手段，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与俄共（布）有着相同的革命目标和革命信仰，就连革命道路也是“以俄为师”。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同时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就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的那样：从此，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亲手播下一颗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火种，期待它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做出贡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值得被期待。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成为共产国际反帝大本营中的重要成员。为帮助国民党改组以推动国民革命，中共三大决定服从共产国际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国内革命形势出现新局面。

但令人不解的是，北伐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长时间被《真理报》忽视、冷落，在大革命危急时刻甚至遭到公开指责。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对落后国家共产党的轻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应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无产阶级的组织斗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土壤，共产党应该是根植于无产阶级群众之中并且是其先进分子组成的组织。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中国诞生了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共产党组织。但列宁认为，殖民地和落后的东方国家产生的共产党只能算是“名义上”的共产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列宁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和领导人的认同，比如马林、拉狄克等。1922年7月11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认为将中国共产党“仍然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1923年5月31日，马林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中重申，中国共产党还“谈不上是一个政党”。这种看法同样体现在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的发言里。拉狄克在发言中指责中国共产党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甚至毫不客气地对中国共产党说，“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不难看出，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在落后国家诞生的共产党是否为真正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心存怀疑，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认识不足，是中国共产党被《真理报》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当苏联和共产国际投入了大量心血和金钱的中国大革命遭遇失败时，斯大林等人不是认真总结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的经验教训，而是出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文过饰非，推卸责任。对落后国家出现的共产党是否为真正纯粹无产阶级政党的怀疑，就像一根陈年旧刺被再次翻出，成为指责和批判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依据，也成为苏联和共产国际为大革命失败开脱自身责任的有力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