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革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摘 要】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在确立合作、推进革命的进程中，不约而同地引用、借鉴由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这是因为土耳其在苏俄帮助下，民族革命运动取得巨大成功，而中土两国相似的国情和革命目标，自然令地处远东的中国革命者聚焦近东的土耳其。作为国共合作语境中的热门话题，苏俄、中共要借土耳其的榜样效应，努力建构革命联合战线全力推进国民革命，国民党也希望效仿土耳其，一举完成建国大业。但是，由于土耳其转向反共及其与苏俄关系的反复，令中国革命者对联合战线产生忧虑，更成为国民党右派辩解其反革命行径的借口，最终使土耳其革命成为国共合作破裂的一个悲剧性注脚。

【关键词】土耳其革命；国共合作；舆论斗争；中国凯末尔

【中图分类号】K26；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4-0023-12

从外部因素考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论题。其中，探讨苏俄、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影响的专著专文最多。但还有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同时期在近东发生的土耳其革命。一战后，土耳其被迫签署《摩德洛斯停战协定》《色佛尔条约》，国家濒临崩溃。此时，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领导的土耳其革命（1919—1923）取得巨大成功，这对于身为一战战胜国却不能保全领土完整与民族独立的中国而言自然更加震撼，土耳其革命由此成为国共合作进程中各方关注焦点。

围绕大革命时期土耳其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一议题，内地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中共、苏俄对土耳其革命的认识。在台湾及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就国民党对土耳其革命的认识及苏俄如何看待土耳其革命与中国革命关系等问题也有涉及。不过，前人研究多从单方面探讨对土耳其革命的认识，整体性考察较少。因此，本文拟从中共、苏俄、国民党多方互动框架出发，梳理各方对土耳其革命的认识差异及演变过程，探讨土耳其革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一、土耳其革命如何成为最初的“榜样”

苏俄对土耳其革命事迹在中国的传播起首倡作用。苏俄在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时就称，“唯一向土耳其伸出援助之手，并不顾本国的艰苦条件而支持土耳其的国家，就是俄国……中国的命运与土耳其的命运何其相似……只有苏维埃共和国，只有俄国人民愿意中国强盛，愿中国拥有强大的军队”。是次宣言发布后不久，凯末尔的军队开进伊斯坦布尔，并在安卡拉正式建国，土耳其革命的成功活生生地摆在中国革命者面前，成为苏俄及共产国际推动中国革命的金字招牌。

马林多次以土耳其为范例作舆论引导。他在《向导》撰文指出：“土耳其的榜样实给我们不少的教训。我们为民族解放的奋斗不仅是一国的重要，尤其是在中国国民党的领袖易于明白他们的动作决不是纯粹为中国的、中国的统一及兴盛这个大问题实含有世界的意义。”马林还对当时中国舆论对苏俄的误解表达不满，“全世界资本家的报纸没有一个不用卑鄙龌龊的手段，攻击革命的俄罗斯；许多中国报纸，除少数外，也跟着一样的攻击俄罗斯。虽然有些对于苏俄表同情的，知道苏俄曾经赞助安戈拉国民党政府再造土耳其，也知道他会帮助中国反对列强；但是各报纸的议论仍然是从外国报纸上盲目抄袭下来，不分皂白，随便在报上登出”。

尽管苏俄方面大力推崇土耳其革命，却选择性地掩盖了土耳其与苏俄关系的反复性。早在1921年1月，凯末尔政权就捕杀土耳其共产党领袖苏布希。当年3月，苏俄仍与土耳其签订友好条约，但毕竟这种反共行径影响了俄土关系。越飞指出：“土耳其的民族革命运动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或者干脆将他们暗杀，它宣布共产党非法，还指责我们支持共产党人，因此我们的关系十分冷淡。我们同国民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布之际，越飞就急切地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写信，要求全力支持孙中山。他斩钉截铁地称：“孙逸仙远不是凯末尔，他在更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是革命家。如果我们现在同他一起携手并进，他决不会背叛我们。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无论如何不亚于土耳其。”

有学者认为，中共是“20世纪中国主要政治派别中，少数对任何版本土耳其崇拜皆不以为然的群体”。但实际上，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就以《向导》为主阵地，宣传联俄和准确地介绍凯末尔及土耳其革命，蔡和森堪称这一时期推介土耳其革命的急先锋。仅1922年，蔡和森就在刚创刊的《向导》发表了5篇专门讨论土耳其的文章。蔡和森高度称赞凯末尔，“现在伟大而有胆识的基玛尔将军，既领导土耳其民族跑到这条伟大胜利的路上来了”，“我们羡慕他们，便要学他们的好榜样：快快起来促起我们革命的政党统率我们与苏维埃俄罗斯联合，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呀！！！”他还不忘拿孙中山与凯末尔作比较，“孙中山之为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革命家，正如基玛尔之为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的革命家而不为共产主义或‘过激主义’运动的革命家一样。基玛尔的新外交，为使土耳其民族独立的惟一适当政策，孙中山的新外交也是为使中华民族独立的惟一适当政策”。蔡和森的这段话显然是说给国民党人听的，一方面用土耳其的范例鼓励联俄联共，另一方面又试图消释对“过激主义”的疑虑，可谓用心良苦。

蔡和森并没有回避土耳其的反共问题。他指出土耳其在洛桑会议中“重新得了一副奴隶的枷锁和行将被迫而签字的投降条约”，“安戈拉政府为什么会陷于这样的境地呢？就是因为他前此所以致胜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之动摇……对于共产党——土耳其民族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真正指导者——翻脸而加以压迫”。他警告“基玛尔这种举动，不但对于共产党为罪恶，对于国民运动也为罪恶，险些儿成了自杀的政策”。不过，蔡和森还是留有余地的称，“土耳其虽然完全失败，但一面给基玛尔政府领略亲近法国帝国主义的新教训，一面给土耳其民族以重新估定前此致胜的对外对内之旧方针，亦未始非土耳其民族解放厄运中之一转机”。蔡和森的批评无疑预示着土耳其革命并不是一面简单的镜像，它的复杂性正是中国革命者需要留意的。

到1923年，面对苏俄及中共有关联俄联共的舆论攻势，孙中山并未表现出太高的热情。蔡和森委婉地批评孙中山：“因为要避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嫌疑，因为要保持‘外交’的面孔，国民党不但不敢与民众接近，更是不敢与苏维埃俄罗斯接近；苏俄革命成功已六年了，土耳其国民党得其帮助（这才是被压迫民族真正的帮助）业已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使土耳其民族朝向解放的路上走了，然而中国国民党至今还未派一个正式代表赴莫斯科呢！”马林更急切地表示：“如若我们拿战后土耳其的民族运动和我国（中国）的比起来，真是要叫我羞死。”

事实上，孙中山对土耳其革命的认识远不同于苏俄与中共的宣传。1922年11月，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孙中山说道：“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藉，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显然，从实用主义角度看待土耳其革命的成功，才是孙中山的基本认识。这种态度，只是到国共正式合作后才略有转变。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重点列举土耳其的例子，热情称赞苏俄，“俄国革命以后……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这种思想宣传到欧洲，各种弱小民族都很欢迎，现在最欢迎的是土耳其……土耳其虽然不能成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但是已经成了欧洲的二三等国。这是靠什么力量呢？是全靠俄国人的帮助”。不难看出，孙中山对土耳其革命的推崇促成了国共合作初期联俄联共的重要共识。

二、土耳其革命在国共合作初期的复杂面相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世界革命”形势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及地区并不乐观。在土耳其，凯末尔不仅打压土耳其共产党，还组织由自己操控的“共产党”。到1922年，凯末尔解散沦为傀儡的“共产党”并继续加强反共。罗易如此评价土耳其的现象，“这一切证明，有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军人集团虽然可以领导民族革命斗争，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肯定要叛变运动，转变为反革命势力”。罗易的这番话确有先见之明，但中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已令苏俄视中国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继续坚持其对土耳其“内冷外热”的宣传口径。

尽管苏俄在接触国民党高层或作舆论宣传时，仍声称“凯末尔现在的胜利就是俄国的胜利”，绝口不提凯末尔早已反共。但在苏俄内部，凯末尔已从榜样变成反面教训。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一些人意识到，土耳其就是前车之鉴，必须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免重蹈覆辙。以加拉罕为代表的一些人则认为，不能过于谨慎小心，以至于“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

与苏俄类似，中共一方面对土耳其革命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则忧心忡忡。恽代英指出，尽管凯末尔式的革命并不彻底，“但是在未能使各弱小民族联合奋斗，以促成英美社会革命的时候，我们亦欢迎一个基玛尔式的革命”。显然，恽代英并非无视土耳其的反共事实，而是基于革命需要，展现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郑超麟认为，苏俄此时的策略就是“如何将中国造成初期基玛尔式的土耳其”。毕竟凯末尔向共产党人挥下了屠刀，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为了安抚党员，陈独秀甚至说：“不要怕共产党有消灭的危险，我们去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假使是有危险也是历史的危险。”这种“历史的危险”自然令人联想到土耳其革命。

中共不仅要面对这种“历史的危险”，还要面对国民党右派的非难。1924年6月至8月间，国民党右派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以一份意外获得的中共党团文件为由，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其间，张继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上向谭平山发难称：“国民党不可能与共产党人联合，这有例证：土耳其与共产党人有过联系，但现在有几十名共产党人被土耳其共和党枪杀了，由此可以得出：与共产党人合作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宣传而已。”对此，谭平山只能以“我们还不知道”作回应，并一再表达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

尽管谭平山在那次会上对土耳其反共一事轻描淡写，但他其实对土耳其发生的反共事件是有了解的，而且对国共合作重蹈土耳其覆辙深表忧虑。谭平山在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坦言：“我们最终只有两条路：要么消灭反革命的右派，根据国民党的纪律把他们开除去，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党。不这样，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日益壮大，会拖着国民革命向后倒退。即使国民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也会出现土耳其那样的局面……”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和谈，中共对孙中山的北上持反对态度，对“联合战线”充满忧虑和失望。同年底，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国民革命之土耳其》一文，系统论述土耳其革命。他在描述凯末尔的转变时这样写道：“国民运动派对于左派——哈勒党和共产党的好意，一直到他们自己地位稳固和战胜了希腊人之后才变更的。战胜了希腊，国民运动派渐渐有和协约国妥协的趋势，便想各种方法摧残左派。”瞿秋白表面上纯讲土耳其，与中国无关，但事实上离不开当时国共合作危机重重的真实语境，即土耳其的“国民运动派”就是今天的国民党，它想向北洋军阀妥协。

实际上，国民党人对苏俄政局及土耳其革命都有自己的认识。1921年12月，马林在桂林会见孙中山期间，胡汉民就认为“中国国情与苏联不同，不能学习苏联，中国革命应仿效土耳其”。1925年9月，胡汉民赴俄考察，其回忆称：“我到了俄国，看见反对派托洛斯基（Trotsky）正在反对干部派史达林（Stalin），他们的互相反对，都是以中国的问题为争执之目标。我看了这种现象就很不高兴……”但胡汉民从代表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以求直接与苏俄对接的意图考虑，又特意将土耳其作为反例向俄国人表态。他称：“我们应当特别提防国民党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或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老路”，甚至说：“必须使国民党最终并入中国共产党。”胡汉民前后相左、表里不一的言论，是国民党对俄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作为国共合作最初“榜样”的土耳其革命，此时的“榜样”形象已悄然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