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起义：习仲勋对革命斗争策略的卓越运用

【摘 要】革命斗争策略对土地革命时期西北地区中共武装斗争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两当起义的准备过程中，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克服教条主义的干扰，制定并运用有效的革命斗争策略组织领导了两当起义，展现了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扎实的组织动员工作才能。习仲勋在两当起义中所运用革命斗争策略积累的宝贵经验促进了此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和游击战的发展。两当起义中习仲勋对革命斗争策略的探索和运用过程，也是习仲勋等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关键词】习仲勋；两当起义；革命斗争策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4-0102-11

两当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开展的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斗争实践。两当起义展现了习仲勋的军事领导才能，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此前学界对两当起义的研究多聚焦于对事件本身的考察，较少对其斗争策略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尝试探究习仲勋在两当起义所运用的革命斗争策略及其影响，并力图阐明习仲勋在两当起义实践中对西北地区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历程。

习仲勋在两当起义中所运用的革命斗争策略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兵运工作紧密联系。对中共兵运工作史进行追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已经指出兵运工作是“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需要利用敌军士兵与将领之间的矛盾开展工作，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兵运策略。中共六大出台的《兵运策略》成为党制定运用兵运策略的标志性文件。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西北地区的兵运工作，《兵运策略》中就提到中共中央可以为陕西等省的兵运工作提供特殊津贴。1928年1月12日，陕西省委在通告中提出：“派同志进去（敌军）当兵，用各种技巧或形式宣传一般兵士，给他们指出正确的出路”。可以看出，“进行有组织的兵变”，已经成为土地革命时期西北地区中共开展革命斗争的一种基本策略。尤其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建立，促使西北地区中共把动员敌军投入游击队作为重要任务，因此如何灵活运用兵运策略成为对习仲勋的一项重要考验。

两当起义中习仲勋所运用的革命斗争策略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西北大小军阀派系林立，连年征战，在疲惫懈怠的地方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对其分化瓦解，打下组织基础是合理有效的思路。再者，由于陕甘在20世纪20年代末因旱灾爆发了大饥荒，民不聊生，在饥荒背景下，西北地方军阀的盘剥极为严苛，“剥削情形。赈款、团捐、保安公费，……有加无已”。由此中共在灾荒区开展革命斗争群众基础更加牢固，“杨虎城和各小军阀的统治是非常动摇的，因为财政完全没有办法”。地方实力派的松垮为习仲勋革命斗争策略的运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不断地突破局限进行创新是习仲勋在两当起义中运用革命斗争策略的显著特点。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兵运实践起初也以遭遇挫折居多。习仲勋曾总结道：“那时兵运工作是艰苦的，兵变后游击活动也是艰苦的，既无经验，又是星星之火，很容易失败。”两当起义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策略运用的典范，习仲勋坚持针对实际情况创新有效策略，革命经验逐渐转向成熟，为西北地区武装斗争工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反对歧视“杂牌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进行革命斗争工作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西北地区各派政治势力间的倾轧较为激烈，尤其是地方实力派军队不断收编地方武装，而将领又并不对这些收编的军人加以信任，因此往往在军队内部产生“嫡系”军队和“杂牌”军队之分，从而导致这些部队中山头林立，内部关系十分复杂。“嫡系”和“杂牌”的矛盾往往能够为党组织打入敌军内部提供极为便利的条件。杨虎城的部队内就存在着典型的“嫡系”和“杂牌”矛盾，利用这一矛盾开展争取工作，成为两当起义中共的重要斗争策略之一。

习仲勋在1930年春由中共陕西省委指派来到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纵队王德修部开展兵运工作后，锋芒初露，凭借过人的胆略，充分运用了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展开争取这一策略。在王德修部1930年11月被杨虎城部收编为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后改为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后，“时常发生官长间的冲突”。旅长唐子丰因并非杨虎城的“嫡系”而被架空，“（二团团长）曹润华是杨虎城的亲信，他对王德修及原有军官并不信任”，因此王德修对营的管理受到制约，对营内士兵“不敢十分压迫”，并不多加管束。据参加起义的中共党员回忆，王德修“实际上也是同情我们，我们搞啥他都知道，这就是想利用我的势力，保住他的营长”。中共利用长官之间的矛盾，对第三旅二团开展了渗透争取，“我们这些从随营步兵训练班调去的学兵，就当做沙子掺到各连去”。

基于此种背景，习仲勋采用了多种有效的对敌争取方式。一是健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党组织活动。习仲勋在来到王德修营队后，即由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等三人建立了中共的领导小组，在长武西门药王洞举行第一次小组会议。1930年5月习仲勋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各连队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建立营委。在“促进士兵更加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为起义积蓄了力量。二是积极建立与陕西省委的联系，在省委指示下开展工作。1930年4月，“三人领导小组”派遣刘书林到陕西省委汇报工作，从此王德修部的地下党员建立起了与省委的联系。习仲勋等此后根据省委的指示建立了党的组织，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三是提出革命方针，促进士兵逐步革命化。在王德修部被杨虎城部队收编后，习仲勋在营内提出了“反对杂牌军，待遇平等”等方针，反对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以期达到“团结士兵”的目的。至1931年春，为了避免军阀之间的混战造成部队无谓的牺牲，习仲勋在连队又提出了“力争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的口号。习仲勋对以上斗争谋略的成功运用为起义的发动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二、“红军之友”：建立进步组织，广泛开展革命动员

西北地方实力派军队的士兵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存在着同乡、同学、亲属等人际关系网络，中共利用以上关系联络感情，传播进步思想，建立起各类被称为“辅助组织”的进步组织，策动士兵进行集体斗争。在1930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首次强调了要在兵运工作中建立各种进步群众组织，提出：“士兵群众组织，应先运用许多辅助组织——技术团、 体育会、兄弟会，然后在斗争中成立兵士委员会。”其中，最易联络的就是同乡关系。西北民众普遍注重“乡党”关系网络，为革命者开展动员提供了便利。如李子洲在北大创办杂志《秦钟》，创刊宗旨即提出“唤起陕人自觉心”以求社会进步。十七路军骑兵第三旅二团的大部分士兵为乾州、礼泉人，有先天便利之处。因此，习仲勋采取了运用熟人网络建立进步组织的有效策略。此类组织可分为兄弟会与红军之友社两种。

兄弟会是仿效传统秘密结社的辅助群众组织。这一组织起初源于农民运动，“事实上是农民协会的雏形”。如1930年陕西省委文件中提到农民运动所成立的辅助组织就有渭南的兄弟会。此后省委提出要将兄弟会形式拓展到兵运活动中。由此，习仲勋进入营队后即在各连成立了兄弟会对士兵进行鼓励教育，包括召开兄弟会议，拥护苏维埃政府纪念写信等，鼓舞了士兵们为土地革命斗争的热情。

红军之友社属于中共的外围革命组织，起初是在兵运工作拥护苏联和苏维埃红军的指示中成立，目的是激励士兵进行反帝斗争，拥护中共的土地纲领。在两当起义的准备过程中，习仲勋敏锐地意识到了需动员士兵们在思想上向红军看齐，“使士兵群众必须有创造工农红军新苏区的决心”。因此，习仲勋创建了红军之友社进行宣传，提出了拥护红军的口号。红军之友社有力地促进了起义士兵在思想上做好向红军战士转变的准备。

在敌军中建立士兵委员会，是土地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所运用的一项重要斗争策略。1930年4月陕西省委文件指出，组织士兵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加深兵士与军官的对立”，在兵变后能够“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关”。在1930年6月陕西省委要求“各地至少建立一个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在两当起义结束后陕西代表团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到上级党组织要求二团在起义前应成立士兵委员会，商议使之成为“中心领导机关”。之所以士兵委员会受到如此重视，究其原因是在这一时期“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中共在制定斗争策略中出现了“要兵不要官”的思想倾向，片面强调基层士兵在起义中的领导地位。有研究认为，这一偏差往往会导致起义的挫折和失败。习仲勋曾回忆道：“这时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坚持所谓士兵路线，只要是长官，不加区分，一概反对。”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围绕着是否有必要建立士兵委员会在中共内部发生过一系列争论，这也反映出习仲勋等人从实际出发运用斗争策略的特点。由于两当起义在组织过程中始终未建立起士兵委员会，因此，当时中共在总结两当起义经验教训时，就特别注意到士兵委员会与起义成败的联系。一些观点认为，缺乏士兵出身的领导者是导致起义失败的因素之一，“不建立士兵委员会，不从士兵中选拔官长，没有破坏原有系统”，强调应建立士兵委员会。然而中共在起义前的巡视文件证明这一结论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1931年11月，中共巡视工作大纲指出“在士兵中讨论士兵委员会的工作是空洞的脱离日常斗争的”，表明士兵委员会在缺乏现实条件支撑下，并不能起到主导兵变的关键作用。不建立士兵委员会体现出习仲勋对革命斗争策略的灵活运用。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摒弃了不顾现实条件设置士兵委员会的教条主义方针。

三、“拥护苏维埃”：反对等级欺压，扩大革命宣传

西北地方实力派军队中存在着严重的等级欺压，这正是士兵产生革命思想的最佳催化剂。由于连年战争，地方部队士兵“时不时要开到前线，去当炮灰”，平日要忍受长官的任意打骂。部队不发军饷已经成为经常现象。后勤保障也存在严重问题，官长克扣伙食菜钱。“士兵的斗争和哗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将士兵的痛苦和愤怒转化为高涨的革命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首要策略。1930年4月4日陕西省委提出要求“揭穿官长的黑幕，鼓励士兵的革命情绪”。两当起义前第三旅二团一营因为其特殊性质，士兵与官长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该部队的士兵因非杨虎城的嫡系且大部分是从土匪收编而来的，吃不饱饭，拿不到军饷，甚至连鞋袜铺盖都没有，“许多士兵在冬天都是赤足”。士兵不仅很难保证基本的战斗力，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难以保证，因此为习仲勋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在习仲勋的卓越领导下，起义的宣传策略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高效贯彻宣传任务。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兵运工作中，上级党组织和兵运工作者的联系往往并不紧密。陕西省委曾在给某部队支委的函中抱怨说：“几个月得不到你们的报告，省委亦无从作详密的指导。”在中共对两当起义部队的巡视中也提出宣传品需按时寄来。在习仲勋成为营委书记后，这一局面彻底得以扭转，在习仲勋的高效联络下，陕西省委的宣传任务被迅速传达。1931年11月20日，陕西省委提出了纪念广州起义，拥护苏维埃临时政府等宣传任务。这一任务很快被习仲勋落实。1931年11月24日陕西省委在巡视报告中提到一营决定开展“广暴纪念与拥护苏维埃运动周”，明确提到宣传工作的中心布置，等营委拿到省委的宣传品后，便决定日期举行。这说明了在习仲勋的领导下，营委与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开展宣传工作时效性强。二是中共的党组织在培育士兵革命意识方面讲究实事求是。由于大部分士兵入伍前都是穷苦农民，又受尽了官长的压迫。故习仲勋宣传开展反对官长压迫的斗争，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告士兵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经济方面“重新算伙食帐”“发动要维持费”。组织纪律方面要求民主管理等。由此具备了开展思想政治宣传的条件。习仲勋通过个别谈心、联络感情等方式向士兵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核心即是穷苦士兵最关心的“士兵要土地”，在士兵中传播扩大游击战的信息。正是由于习仲勋扎实有力的宣传动员，大多数士兵具备了较高的革命觉悟，“半年之内，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个”。习仲勋在各连培养出了革命骨干，为起义奠定了革命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