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前后《广东群报》与广州地方政治生态

【摘 要】中共成立前后的《广东群报》与广州地方社会互动，呈现出地方党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下的多重面相。创刊初期，《广东群报》与陈独秀、陈炯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等形成了复杂的人际网络关系。陈独秀赴粤后，《广东群报》与广东工人运动、广州无政府主义、《广州晨报》的互动关系，对于形塑广州地方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炯明兵变后，《广东群报》被迫卷入中共中央、陈炯明派和孙中山派三方政治力量博弈中，因其在陈炯明问题上政治立场不明确，加之陈炯明的政治压迫，被迫停刊。通过对《广东群报》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出中共成立前后地方政治社会的复杂格局，还展现了报刊对于地方政治生态的形塑与建构。

【关键词】《广东群报》；陈独秀；广州工人运动；陈炯明；地方政治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4-0089-13

在共产主义组织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政党之前，报刊对于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作用，被列宁称为“集体的组织者”“脚手架”。就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创立与发展而言，报刊同样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比如，上海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就是以《新青年》为中心展开的。然而，既有研究往往只是单方面强调报刊的重要作用，忽略了报刊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人际交往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遮蔽了报刊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有一些研究仅从《新青年》《向导》等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角度考察报刊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对于地方报刊的作用缺少足够的关注。为此，本文以地方报刊《广东群报》为研究对象，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将《广东群报》置于地方社会复杂环境之中，考察地方报刊如何建构地方政治生态，进而影响政党之间的关系。本文之所以选择《广东群报》，主要基于广东早期党组织与上海早期党组织都是以报刊为中心组建起来的，而且共产国际方面、陈独秀都有参与，具有一定的类比性。

一、《广东群报》的创刊及其人际网络

报刊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诞生“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广东群报》作为“五四”时期进步期刊，其诞生自然也离不开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社会环境。据杨东莼回忆：“那时，知识界有着一种狂热的追求真理的愿望，只要是一种比较新的学理，就会立刻有人把它介绍到中国来。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也有人在介绍、在提倡；连武者小路实笃所理想的新村也被人作为主义来信仰了。”对于如何传播这些新文化、新思潮，当时青年学生的普遍做法是创办新报刊，比较著名的有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杭州进步学生创办的《浙江新潮》、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等。所以，当时报刊等出版物常常被时人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代名词。比如，当时有人就写道，提起“文化运动四个字容易令人偏想到杂志上去”。正是在此背景下，1920年10月20日成立的《广东群报》也将自己定位为“担负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方法，虽然不是办日报就可了事，但不能不先有日报做宣传的机关”。所以，从这个层面看，《广东群报》的创刊，实际是顺应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潮流。

除此之外，创刊人的思想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广东群报》的性质与作用。首先，从创刊人的社会经历看，《广东群报》的创刊人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都曾是北京大学学生，而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新旧文化冲突的主要战场，无疑对于陈公博等人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公博在回忆中就写道，当时他们创办《广东群报》没有什么政治欲望，主要动机就是为了介绍新文化，至于什么是新文化，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抉择，只是介绍各种未曾输入广东的学说，而这种思想的来源正是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影响。其次，从创刊人的乡土观念看，当时广州处在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掌控之中，加之地处华南地区，离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上海较远，导致广州新文化运动相对比较落后。张静庐在1920年发表的《广州的文化运动》中就写道，当时的广州是一个烟多、赌多、盗多的“三多”世界，“所谓文化，就只有烟鬼，赌徒，强盗的文化，以言新文化运动，自然距离太远”。广东的落后自然也体现在新文化宣传方面，谭天度在《广东新文化事业之前途》中就写道：“宣传之机关，几如凤毛麟角，偶然有之，亦已具体而微矣。”尤其是广州的报纸，有的“只问广告，不问新闻，更不问社评”，有的“专门大胆描写色情文字”，被陈公博等人批评为“第四等文字”。在此背景下，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回到家乡，试图通过创办《广东群报》来宣传新文化，改变广州在全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落后局面。

其实，《广东群报》创刊背后还蕴含着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是《广东群报》与陈独秀的关系。早在筹办《广东群报》时，陈公博、谭平山等人就曾通信陈独秀，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指导。陈独秀在给他们的回信中不仅称赞广东在历史上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先驱作用，还希望《广东群报》“能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的精神，肩任开发民智的重任，扫除旧社会一切陈规陋俗，决不能随波逐流，做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资本家之应声虫”。为此，1920年10月20日《广东群报》创刊号还专门刊登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其文章开头就写道：“在广州有我许多已经见面的和还未曾见面的好朋友。”这里“已经见面的朋友”指的就是陈公博、谭平山等人。而他们的关系，还要追溯到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据陈公博回忆，当时他在北大读书时，曾和谭平山一起去见过陈独秀。由此可见，他们与陈独秀，具有师生与朋友的双重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成为之后陈独秀以《广东群报》为中心创建广东早期党组织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广东群报》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相比《广东群报》与陈独秀的关系，《广东群报》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初创时期的《广东群报》在经费方面、人员方面都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与挑战。在经费方面，《广东群报》为了不做封建买办军阀政治的工具，决定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私人集资。但集资效果并不理想，据陈公博回忆，《广东群报》创刊之日，股东很少，不过几个人，集资三千元，结果收股不过半数，有些名为股东，实际到群报关门，还未交股本，也有些只交半数，其余就赖着不交。在此情况下，《广东群报》只能勉强维持着经营，其前途并不乐观。加之广东复杂多变的政局，使得《广东群报》开办不到三日就停刊，直到1920年10月28日陈炯明占领广州以后《广东群报》才得以复刊。

然而，复刊后的《广东群报》仍需要外部支持与帮助。此时，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依靠同学关系找到了陈公博，提出资助《广东群报》。区声白不仅推荐了陈秋霖、陈雁声两位协助《广东群报》，还答应每月拿出三百元津贴《广东群报》。区声白推荐的陈秋霖是陈炯明的亲信，曾在漳州帮陈炯明创办《闽星》，陈炯明的文书也多由他代笔，深受其器重。至于每月三百元津贴，其资助者正是陈炯明。因为当时作为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为控制社会舆论，本要派陈秋霖、陈雁声接管政学系的机关报《中华新报》，但该报被支持孙中山的夏重民所夺，所以陈炯明急需一份报纸作为宣传自己的工具，《广东群报》就成为陈炯明的选择对象。

之后，俄国人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的到来，使得《广东群报》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陈炯明的关系进一步复杂。1920年，为在广州宣传与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指派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等人到广州，并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了“广东共产党”。斯托扬诺维奇为宣传俄国革命，希望在华南找到一份报纸刊登苏俄塔斯通讯社的电讯，以便向世界传播新苏维埃国家政情，陈公博等人创办的《广东群报》成为其选择对象。据梁冰弦回忆，当时陈公博也愿意把《广东群报》作为华南社会主义同盟的准机关报，但条件是梁冰弦向陈炯明取得每月津贴2000元。虽然这则回忆的可靠性有待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广东群众》与无政府主义者、陈炯明确实存在经济上的往来。

除了《广东群报》与陈独秀、广州无政府主义者、陈炯明的关系外，陈独秀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陈炯明的关系也同样值得关注。1920年12月，陈独秀受陈炯明邀请赴粤主办广东教育。对于陈独秀为何赴粤，既往研究多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陈独秀个人意愿、陈炯明革新教育等方面解释。其实，陈独秀的人际关系也不容忽视，一是汪精卫的赏识。汪精卫与陈独秀的关系，可追溯到1919年汪精卫、章士钊筹办西南大学，当时章士钊电请陈独秀来粤共同担任，陈独秀不仅答应此事，还约先行至沪，然后转轮赴粤。虽然筹办西南大学之事最终夭折，但汪精卫与陈独秀就此建立了联系。正因有这层关系，所以在陈独秀赴粤问题上，当时有报纸才会写道“陈为汪精卫所赏识，其来粤亦汪所招致”。二是梁冰弦的推荐。梁冰弦作为广州无政府主义的活跃人物，在陈炯明主政福建漳州时期，就曾向陈炯明推荐由陈独秀担任闽南护法区教育局局长一职，只是当时未能成行，等到陈炯明主政广东时，梁冰弦仍然力促陈炯明邀请陈独秀来主管广东教育。由此不难看出，陈独秀此次赴粤，其实背后夹杂着相当复杂的人际关系，不仅牵扯到地方实力派陈炯明，还关联到以梁冰弦为代表的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汪精卫等国民党人员。

综上可知，创刊初期的《广东群报》因朋友关系、报纸生存与发展、政治利益诉求、革命经验输出等诸多因素，与陈独秀、广州无政府主义者、陈炯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而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不仅为之后无政府主义、国民党、共产党在共同推动广州工人运动方面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广东群报》不得不卷入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博弈之中。

二、唤醒工人：《广东群报》与广州工人运动

1921年5月到1922年6月，广州工人运动曾掀起一波高潮。然而，对于这次工运高潮，既往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经济社会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如工人生活困苦、帝国主义经济压迫、国际工人运动高潮、广东军政府和党派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其实，广州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掀起，还离不开报纸的宣传动员，尤其是《广东群报》对于当时国内外工人运动的相关报道，在唤醒工人阶级意识、推动广州工人运动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栏目设置上，《广东群报》的“华俄通讯社”和“世界新闻”两个栏目所刊登的世界各国工人政党、工人运动信息，对于广州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有着一定的作用。以“世界新闻”栏目为例，从1921年1月到4月，该栏目就先后介绍了澳洲船役罢工、法国北海岸华工状况、德国工人思想变迁、英工人与航业界之恐慌、世界机器制造工人拒绝制造军器等关于世界工人运动的信息。也正因如此，《广东群报》被《新青年》称之为“绍介（介绍）世界劳动信息的总机关”。

那么，《广东群报》刊登的这些关于世界工人运动的消息，是如何影响到广州工人的呢？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认为，虽然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落后，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从邓中夏的论述可以看到，报纸对于工人的影响，其实更多是一种舆论上的引导，或者说是一种阶级意识的启蒙。正如当时有记者写道：“世界工界每起一次风潮，吾粤之工界亦多受一度之教训。”正是基于此，当时粤海关报告将中国报章“详载近年欧洲之罢工情事”看作是广州工人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除了世界工人运动消息影响以外，《广东群报》刊登的广东工人运动消息，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广东群报》栏目设置的变化予以说明。最初，广东工人运动的消息主要出现在“特别新闻”栏目。如粤路罢工风潮，从1921年1月5日到11日的连续几天内，几乎一直作为该栏目的头条新闻。之后，随着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罢工数量的不断增多，广东工人运动消息开始从“特别新闻”栏目转向“本省新闻”栏目，其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广东工人生活状况、就业状况、工人罢工、工会成立等情况。如1921年3月24日“本省新闻”就刊登了影相工人组织工会、理发工人要求加薪及减少时间、牙擦车骨行工人罢工等消息。然而，到了1921年6月，随着广州工人运动走向高潮，《广东群报》为此又专门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工人消息”，用于介绍广东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如1921年6月1日，该栏目刊登了理发工人因价涨而增薪、各工团纷纷加入总工会、香港永安公司工人发生暗潮、癫狂医院工人大罢工。不仅如此，《广东群报》还专门开辟了副刊《劳动与妇女》来宣传有关工人运动方面的消息，如《劳动与妇女》第6期就刊登了《工会法与劳动前途》《你们“公妻梦”还没有醒么？》等文章。

上述《广东群报》对于广东工人运动报道的变化，不仅呈现了其发展过程，同时还展示了报纸如何通过栏目设置来介入读者的阅读，形成广东工人运动与“特别新闻”“本省新闻”“工人信息”等不同栏目相互交织的局面。所以，从这个层面看，《广东群报》对于广东工人运动的影响是具有双层意义的：一是反映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二是将广东社会和广东工人引导到工人运动之中，让工人运动成为整个广东社会的焦点，为整个社会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