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东亚病夫”：奥运会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民族心态

【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追赶世界的脚步加快，体育界急切希望获得成绩并得到世界认可，在此过程中喊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逐渐被淡化。中国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精彩表现震撼了世界，使得中国人的自信心空前提振，相关报道多会联系“东亚病夫”一词加以评说。中国人通过体育首次尝到赶上世界的胜利滋味，但“东亚病夫”的心理影响并未完全消除，折射出中国人追赶世界的紧迫感与时代忧患。

【关键词】改革开放；奥运会；“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东亚病夫”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4-0080-09

改革开放初期，追赶世界、不要掉队的忧患意识渗透在各个领域。当国门打开，国人发现经济领域不如人、科技领域不如人，还有些激进思潮认为制度和文化亦不如人。这一时期，能够率先摘掉落后帽子、带来民族自信心的便是体育。1981年中国排球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北大学生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口号，后来“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口号更是响彻各个领域。奥运会作为各国体育竞技、展示形象的最高体育舞台，提供了观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追赶世界的窗口。目前研究多侧重于对体育政策的分析把握，而较少观照体育背后的社会观念变迁，且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体育报刊资料运用不多。有鉴于此，本文力图观察改革开放初期国人通过体育建立起追赶世界的自信心及背后的微妙心态。

一、急切获得成绩：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而后定型为体育领域的标志性口号，“正确处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关系，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服务”。在这种语境中更多强调以比赛为媒介的国家友谊与体育交往。

改革开放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逐渐淡化，其革命外交的意涵被剥离，更多的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当时，出现了一些值得人们严重关注的不良倾向，有的人不是从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愿望出发，单纯追求名次、锦标，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置之脑后，不顾团结，在场上骂人、打架，不服从裁判，不尊重观众，甚至殴打裁判和观众。因此，国家要求体育战线的广大运动员开一代新风，“坚决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所谓开一代新风，实质上是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仗，是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去抵制和战胜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种抵御资本主义错误思潮入侵的氛围中，《体育报》发文《资本主义体育一瞥》。实际上，将体育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加以评论的文章在《体育报》上很少刊登，此前更多强调体育跨制度的共性，希望中国体育界打开国际视野和促进国际交往是其主要指向，而当国内出现一些不良思想倾向后，则开始着墨于不同社会制度间的体育发展差异。“资本主义制度也给体育运动带来一些不可避免、无法克服的弊病”，比如为钱而练、弄虚作假、动作粗野、收买观众、把运动员视为商品。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同，有教练员说：“我在旧社会打球时窝窝囊囊，谁看得起？你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人民打球，要很自豪，很勤奋，很努力。”因此，有社论文章表示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和互助合作、团结友爱、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体育道德，破只要成绩、名次，不顾集体，不顾大局，不顾国家荣誉，损人利己，相互拆台的不良思想”。不难看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宣传中蕴含着社会主义道德的优越性与高尚性，是对资本主义片面强调奖金成绩与个人努力的反驳。

但随着中国不断参加国际比赛且面临着获得成绩的现实需求，“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号召力逐渐减弱。一方面，担心在国际赛场上总强调“友谊第一”束手束脚。比如1980年在一场上海队对阵乌拉圭大学生队的足球比赛中双方产生摩擦，《体育报》批评赛场上以牙还牙的做法，强调“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我们体育队伍和广大观众义不容辞的责任”。该文一出便引起广泛讨论，除了赞成还有声音说以友谊为重是“怕洋人”。遂《体育报》从8月20日至9月22日以《怎样认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关于“打得好”的讨论》为题组织了六次讨论。人们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认识具化为对比赛中“还不还手”的争议，有人认为“反正友谊第一，输了也光荣”，“对手之间还讲友谊岂不笑话”，“不分场合统统讲‘友谊第一’，妨碍了我国运动水平的提高”。“比赛中应以‘比赛第一’为上”，“所谓‘友谊第一’也不符合正常的心理运动学”。作为回应，《体育报》发文三论如何认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核心观点如：“‘比赛’和‘友谊’本来是统一的，讲友谊并不应妨碍争冠军，争冠军也不应影响讲友谊。”“决不能认为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输赢就无所谓了，就可以任意让球了。”最后定调虽然还要坚持这一方针，但表述中较少触碰孰是“第一”这个形式逻辑的问题，只强调二者都重要，后来大多宣传中也采用了辩证式表述，如“赛场上要比输赢，也要比文明。”后来的《新体育》也组织过关于“还不还手”的争论，争论的结果同样未纠结于“友谊”和“比赛”到底谁更重要，而是说二者并重。因此，上述争论折射出这一口号在脱离革命外交语境后总使人不自觉陷入谁是“第一”的形式逻辑中而面临争议。

另一方面，虽说“比赛第二”不代表人们在比赛时真的不重视成绩，但这一表述与人们夺取奖牌的紧迫之需存在心理上的错位。有人即说，“当务之急是提高我国已经非常落后的运动水平，而方针却是‘比赛第二’，不能不影响运动水平的提高”，“对于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显然缺乏强大的号召力”。为了取得成绩，人们逐渐公开表达“奖金”“锦标”这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词语。1978年4月，已有声音讲“对于打破世界纪录，获得世界冠军，在体育工作上成绩突出，确有贡献的，要给予奖励。优劣不分，干不干一个样，干得好坏一个样，这不是马列主义，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发展”。到该年10月，《体育报》评论认为“怎样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更好地结合起来，在以政治鼓励为主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必要的物质奖励”已经成为体育界所思考的问题。但当时这些声音还不普遍，主要是从思想解放层面尝试破除对物质奖励的错误认识，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尚未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还未普遍参加各种国际比赛。而到1979年上半年时，《体育报》文章中还在批评“奖金”，比如，“有的抛掉革命精神，只讲物质利益，赤裸裸地说：‘我要的就是奖金，别的都是空话’”等现象，所以体育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放松。“他们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搞锦标主义，我们不搞这个”。当然，这与错误思潮入侵的大背景有关，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指向，但将“奖金”“锦标”等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属品而谈其色变则难以适应世界体育舞台上的新角色。因而此后的报刊在谈及“奖”字时多联系到国家荣誉，追求“奖杯”“锦标”“奖金”得到了国家荣誉的合法性背书。有社论《为奖杯平反》即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奖杯与“锦标主义”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但不敢提奖杯、奖章，就是一个‘奖’字都不敢出口”，而现在要认识到“为了祖国荣誉去夺取锦标的人，是最受人民尊重和爱戴的。在奖杯前边，能够出人才，在奖杯面前能够出速度，在奖杯面前能够出成果”。人们从顾虑“奖”背后带来的资本主义思想侵害到大胆直白地追求“奖”，反映出当时中国在世界体育舞台上迫切需要成绩与荣誉，可见“比赛第二”的宣传与人们对比赛的认知存在心理上的错位。1982年2月1日，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在国家体委扩大的务委会上指示，“一切国际体育活动都要做好友谊工作，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可不再多提”，该口号虽没有明令禁止，但已从官方层面淡化。

中国人民希望获得成绩得到世界认可的雄心壮志需要一种更具战斗色彩的话语表达，“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便适应了这种语境。1979年9月8日，陈肖霞赢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第一块金牌。为此，《体育报》在9月10日发表短评文章《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国各项运动健儿都应像跳水小将们那样，把战略眼光放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上”，“并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使我国大部分运动项目都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9月15日的《体育报》在头版有大字标语“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为祖国争取更大荣誉”，“我们要理直气壮搞竞赛，夺锦标，再也不能让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捆住手脚了”。而且“就是要在体育战线上树立起敢比、敢赛、敢争的精神。这样才能早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鲜明的竞赛夺标指向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服务于革命外交的话语表达有明显分野。

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更显紧迫。1979年11月28日，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两天后，便有社论说：“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是体育战线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严肃的政治任务”。对于这一政治任务，此时谈“走向世界”主要不是基于中国体育当时既有的竞技力量，而更多的是从中国有机会以崭新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来谈的。邓颖超的话比较客观：“我们大部分项目的水平还不高，大概还难以‘一鸣惊人’。”在这种条件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一种政治任务，引领中国体育发展。“走向世界”即成为中国体育前进方向的必然选择，要求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难免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功利色彩，这恰恰也是上述“要不要奖”争论的背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直指金牌与国家荣誉，人们更加大胆地谈“金牌”。外媒的观察更直接，“中国运动员曾一度大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现在该把这个口号忘掉了。他们现在改变了，目标只有一个：取得胜利。”进一步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直观反映了中国追赶世界的现实逻辑，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已在形式逻辑上无法承载这种民族心态。因此，在相关争论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逐渐淡化，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不断得到强化。

二、树立起自信心：奥运会上超出预期的表现

1983年12月23日，国家体委正式宣布参加1984年的冬季和夏季奥运会。从时间上看，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首次参加的是在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奥会，但“由于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中国运动员的各项成绩未进入前十名的行列”。“正如赛前预料，中国队并未取得较好成绩。”实际上中国当时把重心放在夏奥会项目上，“所以那届冬奥会是以参与和学习为主”。因而，从重要性和规模上来讲，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通常被认为是中国首次正式全面参加奥运会，也有外媒报道里直接说这是首次，“中国将结束与奥运会隔绝的时代，派出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人的庞大代表团，参加洛杉矶奥运会除拳击和马术以外的全部项目的比赛”。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尤伯罗思对中国参赛“表示欢迎，并感到兴奋”，“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一个席位”。其在22年后解释说：“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从内心感谢中国，感谢中国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在苏联等退出本届奥运会的形势下，我们的地位更加突出。美国在苏退出的第三天，就派特使来了解我国的态度。”“中国选手邹振先被选为第一个进入奥运村的运动员。”先不论成绩如何，中国队的出场便已成为焦点。

对于中国派出庞大代表团进军奥运来讲，外媒给予了很多关注。“我国正式宣布派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引起国际舆论和世界体育界的莫大兴趣，并纷纷预测我国第一次正式全面参加奥运会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泰国《中华日报》预测中国在奥运会上将获得前六名的成绩。捷克斯洛伐克报纸分析了各国在上一年世界比赛中的成绩之后预测中国在奥运会上将名列十四。“西方记者普遍认为，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等不参加这次运动会，对中国选手大为有利，按目前参赛各队实力分析，中国队总分进入前六名当无问题。一些国外体育界人士甚至预测，如果中国选手能克服国际比赛经验不足等弱点，技术发挥正常，也有可能跃居总分第三名。”“现在，中国人终于要出来比赛了，他们的目标是打败我们，夺取金牌。”外界多会预测中国的成绩，但中国代表团自己很少对外谈及对于成绩的预期。

中国队出征前有社论《展示走向世界的形象》认为“我们已从闭关锁国的狭小天地中走出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走向世界。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是我国体育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在奥运会上，展示出中国人民全面走向世界的光辉形象”。李梦华同样嘱咐：“十分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中国人民向四化进军中的那种朝气蓬勃、发愤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带到奥运会上去，进一步塑造中国运动员走向世界的良好形象。”事实上，出征前的中国队多公开强调塑造良好形象，而较少主动公开提及对成绩的预测，对于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以往的参照，对成绩没有很好的把握，“比较有把握拿到的就是精神文明的金牌”，李梦华在内部讲话中期望“超过预定达到和接近总分第6名的总目标”。有体委官员对记者说：“我们的最低限度是突破‘〇’。”当时“‘零’的突破”在报刊上大量出现，成为中国队出征前的誓言，“零”的突破承载中国人摆脱“鸭蛋冠军”的夙愿，中国人希望借奥运会证明自己。

比赛中最引国人关注的是许海峰为中国拿下第一枚金牌与女排实现“三连冠”。虽然其他项目夺冠也有相应宣传，但《体育报》对这两件事报道尤多。7月29日，许海峰在射击项目为中国拿下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零”的突破。“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上，率先为中华民族突破了可悲的‘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也发文庆祝“零”的突破，比如：“在现代奥运会的史册上，还没有获得过金牌的记录，有的只是在旧中国时受到的‘鸭蛋冠军’的屈辱。我国人民梦寐以求的‘零的突破’，随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终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得到了实现。”第一枚金牌由中国人夺得且是“零”的突破让世界体坛始料未及，其所产生的空前自信延展至民族精神文化的高度，“具有五千年光辉文化和优越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人民，是有志气、有智慧、有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