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全民族抗战阶段划分述评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全民族抗战阶段划分问题持续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全民族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的主流观点之外，学界聚焦中国抗战有无“战略反攻”阶段、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如何看待“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阶段”等问题，提出全民族抗战分期的“二阶段”说、“五阶段”说等观点，引发新的思考与讨论，有必要详细考察其观点及依据，以对全民族抗战阶段划分问题进行再认识。

【关键词】全民族抗战；毛泽东；阶段划分；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6-0101-09

自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全民族抗战要进行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后，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中共党史以及许多抗战史论著均沿用此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持续关注全民族抗战的分期问题，在三阶段的主流观点之外，围绕着中国抗战是否存在战略反攻阶段，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否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节点以及“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阶段”是否存在等问题提出了新看法，形成了全民族抗战分期的“二阶段”说、“三阶段”论的新观点及“五阶段”说，并一度形成争鸣态势。有鉴于此，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全民族抗战阶段划分的各派观点，分析其依据，并进行再认识，有助于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一、关于全民族抗战“二阶段”说的分析与再思考

全民族抗战分期的“二阶段”说主要认为全民族抗战由“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阶段组成，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反攻”阶段。因此，全民族抗战是否有战略反攻阶段成为“三阶段”论和“二阶段”说的主要差别。

（一）全民族抗战“二阶段”说的主要观点及依据

持全民族抗战“二阶段”说的代表学者主要有马仲廉、李亚平、黄爱军、程乃胜等。马仲廉认为抗战后期世界形势骤变导致了中国将要出现的战略反攻未能实现；李亚平认为抗战胜利前中国军队有过反攻却没有出现一个战略反攻阶段或时期；程乃胜认为中国抗战在尚未能形成全国战场的战略进攻前就急速获得了胜利；王桧林认为在日军投降之后再出现一个战略反攻阶段，不符合逻辑；黄爱军则认为中国军队进行的反攻实质上是国共两党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一种特殊形态。综合分析全民族抗战“二阶段”说的核心，即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环境来看，中国本就没有承担战略反攻的任务。论者认为，碍于中日间实力差距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先欧后亚”战略，中国抗战的主要任务在于有效地“牵制日军，达到使其不敢抽调很多的兵力到太平洋战场的目的”，使反法西斯同盟可优先解决欧洲问题而无后顾之忧。然而，当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优势并开始战略反攻时，中国战场却出现了豫湘桂大溃退，这使中国战场的反攻任务最终只能交由苏军承担。概言之，中国抗战既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没有承担反攻的任务，自然也就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

其次，从中日力量对比来看，抗战结束前双方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决定性的转变。论者认为，日本投降前国民党一直处于消极抗日、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的状态，蒋介石虽高喊进行战略反攻，但直至日本投降都没有一份像样的“战略反攻计划”，豫湘桂的大溃退也证明了国民党实无进行战略反攻的能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在积极抗日，其力量也得到了发展，但无论是在军队数量还是装备、作战形式上，都没有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还未形成“全国战场的战略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在投降前仍存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因此，抗战后期中日敌我力量对比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自然不存在。

最后，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看，日本的投降先于中国的战略反攻。论者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超乎反法西斯同盟的预料，在中国反攻展开之前日本法西斯主义就已经宣布投降，抗日战争也随之结束。因之，在“中国战场将要出现的战略反攻阶段未能实现”的情况下，以往被称作“战略反攻”的历史阶段实质是“国共两党争取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阶段，“抗日战争结束后收复失地的斗争不具有战略反攻的性质”。

（二）对全民族抗战是否存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再思考

学界围绕中国抗战是否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展开了争论。黄烨认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具有发动时间的超前性与不平衡性、过程的短促性、结束时间的延续性与不平衡性；苏盾认为抗战后期国共双方的反攻计划及战略性的军事行动证明战略反攻阶段的存在；贺新城认为1944年初起中国军队的局部战略反攻已经使中国抗战脱出了持续多年的相持阶段；张宏志则认为人民军队的反攻作战与抗日游击军、游击战向抗日正规军、正规战的转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据此否认中国抗战战略反攻阶段的存在。可见，黄烨、苏盾等学者认为中国抗战确实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并对否定的观点展开了批驳，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到新高度。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再思考：

首先，在抗战胜利前，只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具备实行战略反攻的可能与条件，讨论中国抗战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的实质是讨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无战略反攻。其原因在于中共实施的是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全民族抗战路线，真正代表抗战胜利的前途和方向；在于中国抗战的敌后战场在抗战后期已经承担着比正面战场更重的抗战责任，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在于中共始终积极抗日，发动了一系列局部反攻，并在抗战中持续积蓄实行战略反攻的力量。与此相反，国民党在消极、片面的抗战中日渐腐朽，又经历了豫湘桂大溃退，在抗战胜利前实无发起甚至准备发起反攻的可能。因此，讨论中国抗战是否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实质上是讨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是否进行了战略反攻。

其次，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不可分割。碍于中日军事力量的差距，中国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承担牵制日军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在时机成熟时借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反攻的浪潮进行中国的战略反攻，毕竟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任务不是某一个国家所“分配”的，而是中共领导中国人民主动争取并完成的。从战略上来讲，毛泽东所规划的战略相持阶段本就蕴含着开展战略反攻的任务，敌后战场就是其实施战略反攻的准备。毛泽东最初提出战略相持阶段的表述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毛泽东首次承认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表述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从现在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中国人民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就包含着进行战略反攻的一切准备。为了将“准备反攻”变为实际，中共在正面战场相持的情况下，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敌后，广泛地建立根据地，发展敌后战场。1944年，根据地的人口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并已经着手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将城市工作提到了相当的战略层面，此举不可不视为中共为战略反攻所做的准备与发动反攻的前兆。因此，中国抗战有做战略反攻的准备，也有实施战略反攻的一定力量，且这种力量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在发展着的，只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反攻的浪潮席卷而来就可迅速发挥作用。

再次，中日力量对比已然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虽然日军在投降前还保留着相当的军事实力，但是经过相持阶段的发展，中国抗战力量确实在中共的领导下不断增强，已使得中日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改变。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就以中共为中心说明了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他指出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在经过“上升、下降、再上升”之后“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发展了党和军队”。此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下，中国人民的抗战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并不是孤立的。毛泽东指出，“世界不可分割，革命不可分割，胜利也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必须从世界反法西斯与法西斯两大阵营整体力量对比的框架下考察中日间的力量对比，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紧密联系着。毛泽东在一开始就主张要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并把国际局势视为影响中国抗战进程的重要力量。1938年5月，在论述抗战第三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时，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准备的完成，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的困难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1938年6月，毛泽东在谈及缩短抗日战争时间时指出要加强的“三个要素”，“一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这是基本的；二是日本国内人民的援助；三是世界各国的帮助”。此外，也正是对世界环境和国际力量的重视，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基于“苏英美同盟国今年战胜希特勒及其欧洲伙伴，是有充分把握的”之判断，提出争取实现在1943年战胜日本的目标。因此，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浪潮席卷到中国时，中国借世界大势开展战略反攻不仅合乎逻辑也合乎情理。

最后，从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来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此之前，特别是在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后，毛泽东即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中国抗战力量在国际环境成熟的情况下迅速开展了对日的大反攻，这也是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日民族矛盾，故1945年8月9日至8月15日应当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综上所述，全民族抗战存在中共领导的战略反攻阶段，这是中共领导的抗战力量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反动势力长达八年艰苦斗争中得来的。因此，1945年8月9日至8月15日是中国人民对日开展的战略反攻阶段，是中日矛盾的最终解决阶段，其存在是不应该否认的。

二、关于全民族抗战“三阶段”说新观点的分析与再思考

学界对全民族抗战“三阶段”说的新观点是在承认全民族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对“战略相持阶段何时到来”这一问题持有不同观点，这也成为全民族抗战“三阶段”说新观点的核心。

（一）全民族抗战“三阶段”说新观点的主要观点及依据

刘益涛、刘庭华、吴晓晴、隆武华、陈标等学者认为广州、武汉的失守不是全民族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标志。其中，刘益涛认为战略相持阶段前有个“过渡时期”；吴晓晴认为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阶段”，直到1939年底、1940年初才完全地处于战略相持阶段；隆武华认为1939年后期，经过湘北大捷到昆仑关对峙这一时期，中国抗战才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陈标认为中国抗战是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于1939年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的。综合分析其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关于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论述来看，广州、武汉的失守并不是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标志。广州、武汉失守后，毛泽东认为抗战仍处于“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阶段的过渡时期”。1939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指出，中国抗战的战略形势“仍旧是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基于此，论者认为“1939年上半年的抗战形势仍处于向相持阶段的过渡之中”，认为广州、武汉的失守仅意味着战略相持阶段“将要到来”。

其次，广州、武汉失守后，日军并未停止战略进攻。论者认为，在实际作战中，在华日军并没有完全遵照日本大本营制定的“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的时期”计划，其在攻占武汉后仍在正面战场进行了如南昌会战、潮汕会战等一系列战略进攻性质的会战，属于正面的“伺机进攻”。同时，在正面“伺机进攻”之外，日军并非单纯被动进行“确保占领地”的军事活动，而是对后方进行再次战略进攻，意图在于解决后方问题后进一步在正面战场上推进。因此，广州、武汉的失守并不是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标志。

最后，从国际环境来看，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国际环境并不利于中国，直至1939年以后国际环境才发生了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论者认为，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判断中国抗战是否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依据，但是广州、武汉失守时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直到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以及欧战爆发，才使得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所以“中国进入相持阶段的时间应当是1939年8月底9月初”。隆武华综合考量中国、日本和国际三方面因素，认为经过自广州、武汉失守至昆仑关对峙的“过渡时期”，中国的抗战力量进一步加强，日本的困难进一步加大，外加国际上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订以及欧战爆发对日本的打击，最终推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

（二）对全民族抗战相持阶段是否始于广州、武汉失守的再思考

论者关于战略相持阶段何时到来的不同观点，对1938—1940年间的国际国内局势及毛泽东、中共中央的论述进行了分析，深化了对抗战阶段划分的认识。但中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不以广州、武汉失陷为节点的观点也有可商榷的余地。王凤青认为毛泽东讲的抗战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了”是一种较为灵活的说法；李蓉、杨双珠认为中共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问题有一个逐步的认识过程；田江认为确定战略相持的起点只能以日本决定开始停止战略进攻的时间为起点；金伯文认为以武汉失守为相持阶段的起点是合乎中共持久战理论与政治现实的历史总结。上述学者已经对战略相持阶段始于广州、武汉的失守这一论点做了较为扎实的论证。为了更好地理解战略相持阶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