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人民军队：南昌起义军两支余部的发展历程

【摘 要】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对其意义和影响的认识，绝不只是在打响第一枪和对起义时机的决断、举义地点的选择、部队的发动等组织决策方面，而主要在于南昌起义军存续期间，围绕如何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而进行的实践与奋斗。这包括起义军在举什么旗帜、进军方向、党的领导、军事指挥体系、军队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等方面的得失；包括其余部之一董朗部队开辟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与教训；包括其余部之二朱德部队在赣南、湘南的努力与创造。分析南昌起义军失败的原因，比较董朗和朱德两支部队后续的斗争历程，对于丰富和深化关于人民军队创建史的认识，对于更深刻地领会人民军队的宗旨与性质，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南昌起义军；余部；打造人民军队；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1-0038-19

从南昌起义开始，中国革命“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南昌起义失败后，剩余了两支有组织的队伍，一支是以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为主体，由董朗率领，后和彭湃领导的农军会合，辗转开创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另一支是以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和原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主体，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湘粤边，发动湘南暴动，最后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会师。剖析这两支队伍的成长历程，有助于深化对人民军队建设历史经验的认识。

一、孕育：从铁甲车队到叶挺独立团

中共领导的第一支武装是1924年11月下旬组建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由中共广东区委创建并领导，人数只有150多人，主要职责是拱卫广东革命政府、苏联顾问团及其他中枢机构。整整一年之后，1925年11月21日，仍是由广东区委领导，以铁甲车队为基础，扩充组建了由叶挺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后改称第四军独立团，被各界称为叶挺独立团（以下简称叶团）。编制人数只有2100多人的叶团，已经具备了新型人民军队的主要元素：中共独立领导，设有干事会（即党支部），营有党小组，连排级以上军官多为中共党员；周恩来“从铁甲车队、黄埔军校毕业生、安源煤矿工人和农民运动干部中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到独立团当骨干”，士兵主要成分是工农群众和进步学生；认真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全团纪律严明；逐步形成官兵一致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并养成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执行党赋予的政治任务，积极支持和保护工农运动与工农群众等。

作为北伐先锋，1926年5月20日叶团北上进入湖南，占领攸县，首战渌田，以一个团战胜敌人六个团，打出了军威，也坚定了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决心。随后，叶团进攻醴陵，参加汨罗江会战，奇袭汀泗桥，攻克咸宁，决胜贺胜桥，血战武昌城，一路势如破竹，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贡献巨大。据《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追悼阵亡将士大会特刊》记载：“入湘以来，叶团每战皆列先锋，其作战之勇，军纪之佳，牺牲之巨，为各军冠。”

叶团作为中共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对后来人民军队的诞生和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北伐军进行了扩编，叶团所隶属的第四军被扩编为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个时期，中共对独立掌握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有了愈加深刻的认识。为了增强在国共合作中推动大革命深入发展的话语权，保证广大工农群众的地位和利益，中共决定利用叶团在北伐中的战功和声望，以其为基础扩充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最终，叶团被扩充分编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第十一军副军长朱晖日兼师长，叶挺任副师长实际主持，李硕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每个团都有叶挺独立团的骨干，如在叶挺亲自兼任团长的第七十五团，一营营长孙一中（即孙德清）和三营营长练国梁，以及一度任副营长的袁也烈和蔡晴川，均来自叶团。其中，第七十三团保留叶团的底子最多，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一个团，据张发奎所说：“在二十五师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团，多数军官加入了中共，叶挺把这个团移交给周。”1927年3月25日，叶挺由第二十五师副师长转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该师下辖第七十团、七十一团、七十二团，一批原叶团军官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以及中共选派的党员、进步青年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被充实到这个部队，如派刘明夏为第七十一团团长；派许继慎由第七十三团参谋长转任第七十二团团长，宛旦平、袁也烈、黄克健分别担任该团的三个营长；派董朗为第七十团一营营长，并成立第二十四师教导队。朱德在1944年回顾这段历史时，明确指出“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这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被逼上绝路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首先就是倾其全力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当时由中共控制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有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7000余人，有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一个营和南昌公安局警察队400余人，有蔡廷锴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十师4500人，有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5500余人和由周士第率领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3000余人。可见由叶团扩展的这两个师，在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中，中共的影响力最大、人数最多、装备最好又久经战阵，因而是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

二、诞生：南昌起义的波折与缺憾

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共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参加起义的全体将士，在起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机智果敢、坚定信念、牺牲奉献、团结协作、愈挫愈勇等高贵品质和斗争精神，其蕴含之深厚、珍贵和伟大，值得永远铭记和秉承光大。但是，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成立仅仅六年时间的中国共产党，面对颠覆了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初临战阵，不免有许多的遗憾。在敌强我弱的大形势下，仓促举事的南昌起义，失败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1927年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根据中共中央预定方针，分批从南昌南下，剑指广东，期望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在南下途中，迭遭挫折。9月上旬，起义军前委在长汀制定了“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的行军路线。9月19日，起义军占据三河坝，此时全军“除叶挺之二十五师约二千五百人尚在上杭途中外，到大埔与三河坝者全体约八千五百人，而战斗兵员只六千余人”。按照在汀州时的决策，实行了第一次分兵：朱德率第九军和刚刚归队的第二十五师共计3000余人驻守三河坝，警戒梅县方面的敌军；起义军主力向潮汕进发。

9月24日，起义军主力占领汕头，并在此实行了第二次分兵。周逸群率第二十军第十师1000余人警卫潮汕地区，革命委员会各机关也一并驻此；参谋团则随主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第一、二师6000余人的战斗兵力进占揭阳。28日，主力在进军汤坑途中与敌军遭遇，奋战两昼夜，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普宁方向退却。与此同时，在敌军近万人的围攻下，潮州、汕头同时失守。10月3日，周恩来和叶挺、贺龙等人到达普宁县流沙，同先期撤到这里的革命委员会机关会合。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然而，会议刚结束，起义部队就在乌石地区被敌伏击，指挥机关和第二十四师被打散。几天后，担任前卫的第二十军残余部队，由于军心涣散，在敌军的包围下于10月10日被缴械。至此，南昌起义及其南下行动彻底失败。南昌起义的失败，除去敌强我弱的决定性因素外，从中共的领导方面看：

第一，武装起义仓促上马，准备不足。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成立中央临时常委会后，根据苏联顾问加伦的建议，决定组织动员一批党已经掌握或拥护中共主张的部队，主要是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一军叶挺部和由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借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名义，集结于九江、南昌，“依张回粤”，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占据出海口，以获得苏联的支持，再行北伐。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举行谈话会，初步讨论了起义事宜；24日，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召开第二次九江谈话会，会议决定7月28日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随即，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在南昌实行武装暴动，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这次起义。25日，周恩来由武汉前往九江，随后，举行了第三次九江谈话会，传达了中央关于武装起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25日和26日，叶挺部和贺龙部由九江抵达南昌。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宣布党的前敌委员会成立，并决定把起义日期由28日推迟至30日。30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要争取暴动成功就必须依靠张发奎，起义必须征得张发奎的同意，致使当天举行起义的计划被迫推迟。31日，前委扩大会议继续召开，在前委的一致坚持下，张国焘被迫同意举行起义。会议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实际打响第一枪是在凌晨2时）。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发动，仅有半个月的时间。

而秋收起义自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和长沙周边10万农军扑城失败后，即开始酝酿，到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其酝酿准备工作长达三个月。广州起义酝酿发动的准备期更长，至少在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已经开始布局，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其酝酿准备期在三个月以上。

在中共中央直接部署领导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最雄厚，但准备时间却是最仓促的，这无疑严重影响到其结局。中共中央后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特别指出“因为前敌的指挥机关，在八一革命前，既未能得到中央完全的指导，而本身的指导又犯了很多错误”。

第二，作为最早发动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虽然在实际上完全是由中共独立领导的，但在酝酿和发动之初，在举什么旗帜问题上“举旗不定”。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不肯放弃国民党的旗子，试图通过“国民党左派运动”，重新建立一个“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利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和影响，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宁汉政府，以号令天下。因此，南昌起义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进行发动，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周恩来等25名委员组成，作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同时成立以宋庆龄、邓演达等七人组成的主席团。当起义军到达汀州后，依然认为“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可以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并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军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由革命委员会分别任命贺龙、叶挺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代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全军。之所以称为“代总指挥”，就是要虚位以待张发奎。实际上在起义发动前，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就已经对张发奎不再抱有幻想，但却在名号使用上仍要避免“僭越”之嫌。

秋收起义则不同。毛泽东在筹备起义时就坚决主张要高举共产党的旗帜，虽然由于中央的一再反对，秋收起义仍是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发动，但是秋收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后来，中共中央根据南昌起义以来的实践，于9月19日发布《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决议案》才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的旗子。从此，中共必须独立行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成为全党的共识。南昌起义军失守汕头以后，“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10月3日，起义军在流沙召开会议，决定革命委员会“去掉国民党头衔，分散各省活动”。10月15日，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宣布：“改用红旗，以前只限于宣传苏维埃，以后便要真正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军队一律改工农革命军，指挥在参谋团，实则直接受南方局指挥”。可惜为时已晚，南昌起义实际上已经失败了。

第三，在南昌起义过程中，中共的党组织在军队中薄弱，党的统一领导未能很好落实。南昌起义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由中共中央指定，受中共中央管辖。这是中共在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初的一大创举。毛泽东后来强调是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并在制定人民解放军军旗的方案上，明确要求在军旗添加“八一”二字，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南昌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端这一史实的认定。对于前委的作用，刘伯承说：“各同志处理紧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开会决定的，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统系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而且，当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前委成员便都加入革委中，前委也变成了革委会的党团；但是，由于前委成员在南下途中较为分散，难以集合到一起开会，前委本身组织也较弱，以致前委“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