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中的“张凯”并非张太雷

【摘 要】关于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中的中国籍委员“张凯”是谁这一问题，任牧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是出席该会的中国代表张太雷。经深入查考共产国际相关档案史料，可证实“张凯”并非张太雷，而是另有其人。张太雷系执委会下设的一个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成员，而并非执委会候补委员。

【关键词】张太雷；张凯；共产国际三大；共产国际执委会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1-0103-10

《党的文献》2022年第3期刊发任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国籍委员“张凯”是谁——兼谈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当选执委一说》一文（以下简称任文），重点围绕“相关资料”中出现的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张凯”是谁这一问题展开考证，论定其为出席该会的中国代表张太雷。该文考证论点较为创新，具有一定价值，值得肯定。适恰笔者从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对张太雷与共产国际关系亦有极大兴趣与研究心得，在认真研读任文并深入考证后，提出不同意见，即“张凯”并非张太雷，而应该是另有其人。现不揣浅陋，向任牧提出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一、任文是如何得出“张凯”即张太雷的

任文首先提出引子，即共产国际执委会有一中国籍委员“张”，依据是1982年《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期A.季维尔1924年编的《共产国际的五年》（原文为俄文），其中“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执行委员会成员”统计表一栏，在“有发言权的”一类中，标出了“中国 张”。随后任文指出：“在另一份与共产国际有关的资料中，这位张姓中国籍委员再次出现”，依据是1985年《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期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维勒姆·卡汉于1976年发表的《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的组成人员》（原文为英文），其中梳理了共产国际三大执委名单，在“候补委员”中出现“中国：张凯（假名）”。据此，任文认定“共产国际三大产生的执委会内有一位叫‘张凯’的中国籍委员”，也就是A.季维尔提到的“张”。在得出“张凯”即“张”的结论后，任文转而从“依据共产国际三大制定的执委会选举规定，新一届执委会中应该产生一位中国籍的候补委员，而张太雷是最有可能进入执委会的人”“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佐证”“共产国际三大后，张太雷所进行的革命活动也都与他共产国际执委成员的身份有关”三个方面展开探究，并由此推定“‘张凯’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张太雷”。

二、张太雷并非“张凯”

乍看之下，任文论证是比较清晰的，但历史学之复杂性，决定了考证必须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功夫，且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论证逻辑过于简单，有目的地选择史料就容易留下漏洞、偏离史实。纵观全文，任文不足之处在于过于信任和依赖中译文，忽略了外文原文引证和查证档案（亦有可能是资料有限，难以获取），对张太雷以外的史料缺乏了解。研究党史，尤其是转引外文资料的二手文献，务必慎重斟定，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查证原始资料，否则极容易出现南辕北辙、考证不实的情况。笔者现考述如下。

（一）从张太雷的译名与化名使用情况来看

查阅原文，季维尔文中之“中国 张”为“Китай Чжан”，系俄中直译。季维尔在1921年至192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秘书，1922年至1923年任季诺维也夫秘书处处长，1923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杂志部编辑部书记。他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三年后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的记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张”确有其人。再追索维勒姆·卡汉原文，“张凯”为“Chan-Kai”，其援引的依据是《Die Tätigkeit der Exekutive und des Präsidiums der E.K.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13 Juli 1921 bis 1 Februar 1922（Petrograd，1922）》，“张凯”处为共产国际官方工作语言德文的“Tschschan  Kai”，俄文版为“Чжан Кай”。因此，“张凯”也是确有其人的，“张”等于“张凯”的推论是成立的。

任文判定“张”即“张凯”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张凯”并不等于张太雷，这正是笔者要罗列俄文、德文、英文原著中的“张”及“张凯”用意所在。任文指出：“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代表团登记名单上的名字登记为‘CHANG-TAI-LAI’，从发音来看更接近张太雷的字‘泰来’，‘张凯’这个名字的发音与‘张泰来’大致相近。所以，‘张凯’的出现可能只是当时对张泰来或张太雷进行俄文或英文音译时所出现的一种译法，并被一些苏俄和共产国际文件所采用，于是出现在前述的资料中。”

此种推测难以立足，张太雷其名在共产国际文献、亲友回忆或是自我书写中，从未使用过“张凯”及相关外文译名。一是从共产国际文献来看，1921年3月23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张太雷为中国科临时中方书记，用名“Чжан-Тай-Лей”，即“张太雷”俄文直译。1921年5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签发给张太雷的代表证明上写的是“Чжан-Таи-Лей”。1922年，张太雷当选青年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委员时名字依然是直译的“Yang Ta-lai”。1922年5月4日，张太雷列席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高丽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会议记录中被称为“张同志（тов.Чжан）”或简称“тов.Ч”。远东书记处提及张太雷时，也是称“张同志”或“张太雷同志”。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中，“张太雷”用名“ЧЖАН ТАЙЛЭЙ”。二是从亲友来看，与张太雷有过直接接触，且担任过他的上级领导的舒米亚茨基是直用其名“Чжан-Ta-Лая”，或简称“Чжан”。1924年，罗章龙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时找不到住宿的地方，通过《真理报》中国部联系张太雷时，用名也是直译缩写“T.L.Chang”。三是从自我书写来看，共产国际三大会议期间，张太雷和俞秀松联名致信共产国际资格审查委员会，抗议江亢虎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其中署名即为“T.L.Chang”，即使其俄文名也是“马托春木（Maточуньму）”，均非“张凯”。

（二）从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方面来看

一是共产国际三大没有明确给予中国一个委员（候补委员）席位。任文认为“张凯”是张太雷的理由之一是“依据共产国际三大制定的执委会选举规定，新一届执委会中应该产生一位中国籍的候补委员，而张太雷是最有可能进入执委会的人。具体来说，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的委员名额分配和产生的原则是比例配额制，即按照各代表团在大会上享有的表决权票数和发言权情况分配相应的委员名额”。具体依据是，按照1921年6月25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建议“享有表决权的代表团按票数细分为五小类”，每一类享有不同票数，而中国“享有发言权”。任文随后指出：“上述各代表团的分类和票数就是后来执委会名额分配的依据。”因为7月12日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克南作的《关于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其中明确“执行委员会必须大为增加自己的成员。在代表大会上有40票表决权的那些支部以及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各自在执行委员会中有2票表决权。在代表大会上有20～30票表决权的支部，则在执行委员会中各有1票表决权。和从前一样，俄国共产党在执行委员会中有5票表决权。其他支部的代表只有发言权”。由此，任文判定：“按照上述分配名额进入执委会的人员即是享有表决权的委员，其余则是只有发言权的候补委员。依据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名额分配与产生办法，中国代表团属于在执委会内享有发言权的类别，则新一届执委会理应产生一位代表中国的候补委员。张太雷正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享有发言权的代表，并且还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科长。……所以他也是最有可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人。”这里，任牧先生对共产国际文献出现了理解错误。执委会委员享有表决权，候补委员享有发言权，但是享有表决权、发言权者并不定然就是执委会委员、候补委员。比如，表决权方面，拥有代表大会40票表决权（执委会2票表决权）的法国、意大利，均只有1位委员；发言权方面，享有发言权的希瓦、布哈拉、日本等，均未有列候补委员者。此外，出席共产国际一大的中国代表刘绍周、张永奎，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刘绍周、安恩学，均享有发言权却并非执委会候补委员。因此，任文的“有发言权者=候补委员”公式是难以成立的。

二是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中的任职。享有发言权且在会上唯一代表中国发言的张太雷，究竟在执委会内担任何种职务？答案依然要在共产国际三大文件中去寻找。据珍妮·德格拉斯选编的《共产国际文件》中所载：“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举行的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出了一个小的执行局。……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去筹备有关远东问题的会议。”舒米亚茨基曾回忆共产国际三大以后，张太雷参与了筹备和召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且正因张太雷筹备之功，马林才和日本同志联系上。这是符合共产国际三大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成立的委员会中心工作的。因此，张太雷并非是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候补委员，而是执委会新设的一个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成员。

（三）从任文所提及的海外学者研究成果来看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玛玛耶娃和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都曾在文中指出“张凯”是张太雷，任文引述上述文章以为确证，但两位学者的说法存在诸多瑕疵，引证时需要慎重对待。

玛玛耶娃一文写道：“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俞秀松（俄文名：那利曼诺夫）的个人情况。他与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凯（张太雷）、李达、周恩来、瞿秋白等担任党内较高职务的同志一样，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源头的人。”这里要注意的是，玛玛耶娃文中研究的重点人物是俞秀松，引用的“个人档案”多是俞秀松的活动情况。玛玛耶娃并没有对“张凯（张太雷）”作出引证，因此，文中提到的“张凯（张太雷）”是没有证据支持的。

再看潘佐夫一文，在胡炜翻译的中文版中提到“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两天后，1921年7月14日，共产国际领导层推选张太雷为第一位中国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拥有咨询性投票权。不久后张太雷的书面报告又被刊登在远东书记处的刊物上”。据此，任文认为，潘佐夫采用了“RGASPI”暨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因此，张太雷成为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委员是可信的。但据笔者追溯俄文原文，胡炜译文漏了一个关键的注释，只在中文版此段末尾引用了“Narody Dal’negeo Vostoka （Peoples of the Far East）， no.3（August 1921）：321-336.”，即张太雷的报告刊登在远东书记处刊物的注释。但俄文原文在张太雷当选为委员处还有一个引用，即“Адибеков г.М.，Шахназарова Э.Н.，Шириня К. 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1919-1943.С.38–39.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то время он значился Чжан Кай”，即前文提到的《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 1919-1943》一书，书中载录的是“Чжан Кай”，而并没有说明是张太雷。因此，潘佐夫也是由Адибеков г.М.一书中的“Чжан Кай”想当然地推断为张太雷，而并非是根据“RGASPI”的档案考证出的答案，胡炜不知何故隐去了这一注释，故而误导了任文。

胡炜译文误导之处还有一段，即“同时，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一张文件显示，在前述大会结束之后的1922年2月末至3月初，张太雷应该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并再度入选执委会”。这则史料能否证明张太雷当选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委员（候补委员）呢？笔者虽遗憾未能看到档案原件，但认为根据潘文表述依然难以确证。一是潘佐夫自身并不认同。在胡炜译文版里，潘佐夫引用史料说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期间，张太雷还在陪同马林，对于共产国际档案这则史料，潘佐夫认为“尚需考证”。2021年，潘佐夫对此文作了修改，在张太雷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一句中加入了“похоже”（似乎）一词，表明潘佐夫对张太雷此时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是持保留态度的。二是引用问题。潘文2019年俄文版此处有一个注释70，位置是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并不在再次当选执委会委员后，表明张太雷只是“似乎”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档案中并没有说明其再次当选执委会委员。那么，为什么是“似乎”？除以上说的此时张太雷并不在莫斯科外，笔者推测，档案此处应该还是“张”或“张凯”，并不是张太雷名字直译，因潘佐夫认同“张凯”是张太雷，故作此论述，但其自身也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