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权威表述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运用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重视战略策略的制定和运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等重大问题为视角，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中，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准确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重大成就；历史经验；权威表述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2-0005-1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以下简称《一百年》）作为在重要节点出版的党史学界扛鼎之作，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运用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以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重视战略策略问题、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等重大问题为视角，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主要经验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权威文本。

一、注重运用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一部成功的史书，既要按照历史本来面貌来书写，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同时又要站在时代高度，研究和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论统一中，形成新认识、得出新结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新认识新论述。《一百年》在编写时，严格遵循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吸收经党中央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权威正史著作的精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分析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一）历史分期及表述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历史分期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政治问题。党的历史分期不仅涉及其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主题、主线和阶段性特征等基础性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于百年中共党史及其各个阶段的总体认识和评价问题。党史学界对于历史分期的认识，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步深化的。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相比，“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个历史阶段的表述出现了变化。“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而在“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说明中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则是这样表述的：“分析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总结党领导人民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以及创立毛泽东思想、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大成就。”这是对“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分期表述的完善。《一百年》根据“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新表述，把《九十年》中的第一、二章合并，并在标题的表述上体现了“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表述——“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以及成立后投身大革命浪潮作为阶段性的重大事件予以强调。这两章合并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个阶段标题的表述分别与四章节的主要内容对应，各阶段特征鲜明、主线突出。

（二）对重大事件的新论述

“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论及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同“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创立的表述相比较，增加了“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的内容。据此，《一百年》把“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评价为“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在此增加这一句表述，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科技文化十分落后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大胆尝试，突破建党以来长期坚持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苏俄革命模式，开始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实践，解决了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问题，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成功开辟出一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一百年》虽然只是增加了简短的一句话，却进一步突出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对毛泽东思想创立的重要意义，也更加突出了毛泽东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中的重大贡献，是对毛泽东思想认识深化的一种体现。

在随后的中国革命探索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中国革命形势又一次跌入低谷。在紧急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对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一百年》强调，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指出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段有关遵义会议的集中阐述同《九十年》相比，概括更为全面、科学。《一百年》依据“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精神，在以往的表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前面，增添“事实上”三个字，这就表明当时毛泽东虽然在名义上还不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但实质上却发挥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对于遵义会议，邓小平曾这样说过：“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一百年》对遵义会议的有关表述，与历史事实更加相符，在表述上更为严谨。而“两个开始”和“一个开启”的论述，充分彰显了毛泽东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出发提出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在同教条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也将对遵义会议的评价提升至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一百年》最后水到渠成地总结出遵义会议的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集中强调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也进一步彰显了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等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内涵。

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以往学界对于抗日战争起点往往是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作为标志的，因此有“八年抗战”的提法。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参与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确定中国抗战起点，首先应立足时间轴线，从抗日战争重大事件的开始时间进行考量。九一八事变之夜，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官兵毅然违抗“不抵抗”军令打响的突围战是“九一八抗战的先声”，北大营爱国军人在强敌入侵的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的还击构成中国武装抗战的起点。2015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2017年初，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十四年抗战”由学术观点逐步成为全民共识。2020年，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号召组织民众奋起抵抗日本侵略。一方面，中共中央及时发布《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领抗战；另一方面，派遣周保中、赵一曼等革命骨干到东北加强组织力量，并通过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坚持以武装斗争克敌制胜。“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抗战的作用予以突出和强调：“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一百年》同《九十年》一样吸收了“14年抗战”的提法，将抗日战争起点确定为1931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全面回顾和总结党领导的14年抗战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同时，在标题的提炼概括方面进一步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及影响力，把《九十年》第三章第四节的标题由“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改为“九一八事变和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并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起和领导抗日的相关内容，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此外，《一百年》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一目的标题中，增加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一过程中，八路军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第一一五师主力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民众中的声望。《一百年》在标题中对平型关大捷的突出强调，同样正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贡献。

此外，运用已有的最新研究成果、权威论断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总结提炼，在《一百年》中也有所体现。《一百年》出版前，中共中央批准发布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其中长征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在《九十年》中已有了初步的论述。《一百年》在《九十年》的基础上，把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予以论述和体现。有些共产党人精神具体内容的表述，限于文体和叙事方式，《一百年》没有采取同已经公布的精神涵义完全相同的表述，或者直接提及相应的名称，但增加了论述的内容，体现了同样的内涵和意义，比如遵义会议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等。

以西柏坡精神为例来看《一百年》对共产党人精神内涵的提炼和总结。西柏坡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关于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有多种表述。其中，“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灵魂，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情怀和执政理念。习近平深刻指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一百年》在《九十年》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个“包含”，对“两个务必”的内涵进一步阐述，强调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两个务必”，中国共产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如此，西柏坡还是“立规矩的地方”。党中央在西柏坡颁布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制度，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一百年》在标题中对“七届二中全会”予以强调突出。

2022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个务必”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一种历史性的升华。《一百年》在《九十年》的基础上对革命精神进一步概括和提炼，充分汲取了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全面、深刻而又权威的阐释，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精神风骨，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增添了崭新篇章和辉煌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