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中共党史研究

【摘 要】随着新史学的勃兴，“身体”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和对象。作为社会存在的“身体”、规训的“身体”和力量的“身体”，可以开拓中共党史研究的空间。当然，中共党史研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自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观作为主体，批判性借鉴中国传统身体思想及西方身体思想。由于“身体”具有政治功能、学术功能和传承功能，以“身体”叙事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范式，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新革命史范式一样，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身体；中共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C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2-0100-13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一些困境。有鉴于此，需要在改进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等传统范式基础上，引入以身体范式为代表的新研究范式。本文将在系统梳理中共党史学科领域中有关“身体”研究的已有成果基础上，澄清与之相关的概念、理念等问题，以更好地运用身体范式来研究中共党史。

一、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身体”研究述评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身体史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人类身体已成为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焦点”，进而甚至“成为大陆社会史研究的第九大发展趋势”，并逐渐影响到中共党史研究，与之相关的论著陆续出版。台湾学者黄金麟在其著作中不但界定了苏维埃身体、阶级化身体、政治性身体和革命性身体等概念，而且对这些身体的技术与规训模式进行了探讨。黄晓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中的身体抒写进行了总结，并按照不同的身体意识，把它们分为人生派、革命派、翻身派。葛红兵、宋耕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身体观念”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身体”进行了论述。

除了上述代表性著作，运用身体史的视角、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史的论文则更为常见，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土地改革的深入研究。满永论证了运用“身体”视角研究中共党史的可能，并以土改为例，分析“身体”在革命中的意义。延续这一理路，崔一楠、徐黎以川西北地区为切入点，通过对土改包括“诉苦动员”“斗争地主”“构建认同”等过程的深入分析，凸显“身体”在土改中的重要意义与在政治认同中的重要媒介作用。杨豪认为通过对乡村传统仪式要素和身体要素的借用与改造，体现出中共领导下农民身体翻身的政治意蕴与合法性基础。

其次，是对妇女解放和婚姻法的新阐释。范子谦不但阐释了妇女身体解放的生理性意义，而且对其象征性价值和工具化、政治化、阶级化特征作了深入探讨。王克霞通过对沂蒙山地区的放足、剪发等行为的研究，具体分析了女性身体如何成为革命身体的一部分，并实现家庭角色向革命角色的转换。侯杰、赵天鹭对中共领导的山东淄博抗日民主政权通过放足运动获取妇女身体解放和政治认同进行了论述。王研霞认为苏区报刊宣传画中的女性图像展现了革命身体的意义，“主要通过发式、身姿、手势、道具等视觉要素进行新女性的形象展现，并体现出一定的造型范式与符号表征”。朱晓东通过梳理中共领导制定的婚姻法，以为其建构起权力—身体—治理的关系。肖爱树和汤水清则关注了新中国初期在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出现的女性自杀现象。

最后，从新文化史的角度诠释中国共产党的身体思想等。伍小涛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新文化同人的身体思想，指出其不但开启了思想上的革命，而且开启了身体的革命，为后来革命身体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支持。他在另一文中界定了“革命身体”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长征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长征的革命身体，既表现为革命的精神性身体，又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性身体，还表现为革命的社会性身体，是多种身体形态的综合”。耿殿龙使用身体洁净这一概念，探讨了中央苏区女性在响应中共政治革命背景下开始的推翻旧伦理的理论和实践。

总体来看，学者运用身体史的理论方法进行中共党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还处于一个初始阶段，还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正如论者指出的：“在中共革命的历史研究中，身体长期以来是隐而不显的，少数的身体讨论很难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实践研究。”因此，有必要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对中共党史研究中与“身体”相关的概念、理论问题进行厘清，以拓宽“新史学”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适用范围。

二、作为存在、规训和力量的“身体”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境域

作为学术概念的“身体”，所指的不只是人的肉体，还包括身体的存在、身体的欲望、身体的美感和身体的力量等。

其一，作为存在的身体，是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共党史当中的惯用话语，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诠释，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下，民不聊生，民众体弱成为“身体”显著的外在特征，乃至于被冠以“东亚病夫”。对此，蔡锷慨叹道：“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计之，又居十分之二。综而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中，复难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观之，即欧美各强弃弹战而取拳义，亦将悉为所格杀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民众“身体”被侵害。要挽救衰弱的中国，就必须重视民众的“身体”，尤其是历经救亡图存的各种挫折之后，这种认识被逐渐明确。学者指出：“身体并不是从一开头就与国家的存亡或民族的兴盛产生密切的联想关系。将身体赋予一个劳役和税赋之外的职责，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决定。而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的发生，国势的颓危与各种改革的失败是其主要的背景原因。”

要动员民众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其对民众“身体”的危害，促使民众觉悟。李大钊对封建专制政治及思想的危害批判道：“盖彼袁氏之虐，不过僇吾人之身体，掠吾人之财产，剥夺吾人家宅、通信、集会结社之自由，其祸仅及于身体，仅及于个人，仅止于一时，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流毒所届，将普遍于社会，流传于百世。呜呼，酷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所生发的。因此，从“身体”的视角来研究中共党史，正是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必然与应然。满永说：“身体不仅可将个人生活政治化的研究具体化，更能激活革命的历史实践，因为只有借助身体之变，我们才能发现革命历史对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切实影响。”这充分说明了“身体”对革命的重要影响。

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改变人民悲惨的命运，解决旧中国人民衣食无着的处境，养成人民健康强健的体魄。以贵州石门坎为例，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的苗民“长期以来，他们住的是杈杈房，吃的是洋芋、野果，文化落后，普遍好巫信鬼，尚有原始社会的痕迹，并深受当地彝族土目、土司和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终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因此，为了改变这种贫困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黄金麟指出：“革命的身体变成中国身体的常态模样。而中国共产党后来也乐此不疲地将这种动员身体的技艺，当作是治国与治理身体的方式。这个源自苏维埃时期的经验产物一直支配着中国，直到共产党人决定以‘现代化’来取代‘革命’的旗帜为止，这个时间超过五十年。”在黄金麟看来，“身体”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技术。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人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身体视角可以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提供新视野。如针对农民工、女性时尚等问题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以身体社会史的视野和方法剖析农民工的身体，能为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广阔的创新空间，特别应关注农民工的‘肉体身体’与‘社会身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理解现代性规训下的‘两栖人’的身体境遇，探寻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研究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美容、减肥等时尚，就能深刻了解女性身体被建构成一大消费文化主体的情形，进而把握审美现代性对于女性身体的调控和塑造。”

其二，就身体规训来说，它贯穿了整个党史。中共不但规训党员的身体，而且规训普通民众的身体，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事业。这成为中共党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史学者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党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也就是说，党员在身体上必须“与那些与我党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从此以后，入党誓词、纲领、党章和决议，都对党员的身体进行了具体的规训。如井冈山时期入党誓词规定：“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不执行上级党部的决议和犯了党内认为有错误的其他过失，应由相当的党部予以纪律上的处分。党部执行纪律的方法，对于团体的是：指责，指定临时委员会，解散组织和党员重新登记。对于党员个人的是：各种形式的指责、警告、公开的指责、临时取消其党的重要工作、开除党籍或予以相当时间的察看。”

除了党章、入党誓词、纲领、决议外，中共还通过布告、条例、训令、纪律和干部学院、党校、学习班来规训党员干部和战士的身体。例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制定了入城纪律来约束战士的身体：

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众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其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十二、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须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横蛮无礼貌。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又制定了大量的有关准则、细则和暂行规定，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共产党员在涉外活动中违犯纪律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对“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行为的处理细则》等。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共一样，有这么多的准则、条例和各种纪律对其成员的身体进行规训。

除此之外，中共还通过模范、先进和英雄人物来树立身体标杆。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对185名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进行了表彰。正如王建华所指出的：“劳动英雄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群众，而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好公民，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群众的领袖。通过他们使党政领导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推进边区建设。”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的行为举止和外在特征均成为人们学习效法的对象。

其三，就身体的力量来说，中共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坚持先进的理想信念来凝聚力量，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克服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取得各种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言：“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身体力量不仅是个体战胜困难、疾病、伤亡的技术工具，也是政党展现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象征资本。

身体的力量包括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两者缺一不可。近代曾有思想家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时，偏颇地指出中国人重精神轻身体，以至身体不健壮，进而影响国势。1926年12月22日的《北洋画报》曾这样说道：“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偏向精神一方面发展；所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属于精神而属于身体。要想中国的农工商发达，非重生中国的身体不可。能重生身体，那自然科学，才有产生的机会。有了以上的原因，所以中国最当注意的，就是‘身体复活’的问题。要知身体的力量就是身体的动力。有了身体的动力，使外界的影响变成有意义的工作或思想。这种工作或思想都是由身体的原动力创造出来的。”这种原动力，就是意志、信念和道德。事实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指导以前，中国民众的精神力量受到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落后思想的压抑，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为主动，进而焕发出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