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新探

【摘 要】一般认为张太雷曾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但此说法并不符合史实。事实上，张太雷主要是因俄共（布）党员、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成员等特殊身份而被共产国际选为代表的。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选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正式代表，张太雷报告亦不是中共早期组织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共最终被共产国际正式认可，主要是由中共的性质、坚定的信念、强大的凝聚力等自身因素所决定的。

【关键词】张太雷；俄共；共产国际三大；中共早期组织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3-0017-11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召开。一般认为张太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当时中共尚未正式成立，代表从何而来？已有成果大多将张太雷所代表的中共等同于中共早期组织，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将就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史实探析，以期深化对张太雷以及中共早期历史的研究。

一、张太雷特殊的身份

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张太雷的中共代表身份应源自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简称远东书记处）及其负责人舒米亚茨基。材料一，1921年5月16日，远东书记处签发了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共代表的委任状。这应是张太雷的中共代表身份的最早出处。材料二，1921年6月《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该报告关于张太雷是中共代表的记载，成为学术界认定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最重要的证据。但该报告关于张太雷是中共代表的记载不能确信。其一，该报告存在明显与史实不符的地方：一是关于张太雷、杨和德（即杨明斋）二人与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结果决定建立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记载。而实际上，杨明斋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时间是1921年7月，中国支部建立的时间不会迟于1921年3月。二是关于张太雷和杨明斋离开伊尔库茨克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记载。而实际情况是，杨明斋因错过了开会时间，并没有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其二，该报告标注的时间是1921年6月，但并不是当时形成的文献，而是出自1928年舒米亚茨基悼念张太雷的回忆文章。该报告和舒文均刊于苏联刊物《革命的东方》第4—5期合刊，前者页码是216，后者页码是194—230。材料三，1928年舒米亚茨基撰写的《中国共青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该文说：“张太雷同志到伊尔库茨克以后，接到中国共产党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委任。”在1921年5月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张太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了发言。参加远东书记处工作、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亦是学术界认为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代表的两条重要依据。简而言之，关于张太雷中共早期组织代表身份的记载，主要出自舒米亚茨基1928年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既然是几年后撰写的悼念文章，可信度就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该文翻译成中文后，译者在文后以附言的方式特作说明：“舒米亚茨基在这篇文章里有记载失实之处……望读者注意”。日本学者石川祯浩通过对该文的考证认为：“舒米亚茨基所作的回忆录有恣意窜改之处”，“把多少带有革命性内容的事迹都归在了张太雷的名下”。总之，舒米亚茨基悼念文章涉及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代表方面的内容不可尽信。

远东书记处及舒米亚茨基认定张太雷中共党员身份的信息来源，基本可以确定不是来自中共早期组织。因为在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前，中共早期组织根本就不知道远东书记处的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向远东书记处派出代表的问题。此外，也基本可以排除张太雷随身带去有关材料的可能。因为张太雷随身带去了不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方面的材料，似乎没有涉及中共早期组织方面的材料。

当然，远东书记处及舒米亚茨基对张太雷中共党员身份的认定，并非杜撰或空穴来风，而应与张太雷的两个特殊身份有关。

特殊身份一：张太雷是俄共（布）党员。据瞿秋白牺牲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一文后所附的《记忆中的日期》记载：1921年5月他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是年9月“始正式入党”。而瞿秋白当年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所填履历表“何党派代表或成员”栏目中，填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有论者据此认为，张太雷赴俄前当然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但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的是俄共（布），而非中共。首先，中共草创阶段，入党手续相对简单，既无入党介绍人，亦无预备期。李达回忆：1920年夏，“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我参加，做了发起人”。周佛海回忆：1920年9月，陈独秀就建党之事约其谈话两次，第二次谈话“请我加入，我便答应了”。林伯渠回忆：“那时小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经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没有什么章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虽然有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的规定，但明确规定“考察期限最多为两个月”。这显然与瞿秋白经过近四个月的预备期不同。其次，195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上的讲话中，说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1922年，这是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的最权威说法。在此后历次纪念瞿秋白活动的讲话中，中央领导同志均坚持此说法。既然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1922年，他此前加入的就只能是俄共（布）。再次，涉及瞿秋白入党问题的研究成果均认为，瞿秋白1921年5月加入俄共（布），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笔者认为，只要瞿秋白加入俄共（布）是确定的，作为瞿秋白入党介绍人的张太雷，其俄共（布）党员身份就同样是确定的。

既然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的是俄共（布），何以瞿秋白在共产国际三大的履历表中填写的却是“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笔者推测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在张太雷、瞿秋白等人的观念中，俄共（布）是比中共更高层级的组织形态，加入俄共（布）不仅等于加入中共，甚至比加入中共更荣光。其二，张太雷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自认为就是中共党员，瞿秋白亦自认为加入的就是中共。其三，共产国际有关机构人员要求瞿秋白填写中共预备党员。

特殊身份二：张太雷是俄共（布）在华成立的北京革命委员会（亦译作革命局）的成员。有必要先对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作一简述：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来华，开启了俄共（布）在远东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维经斯基来华后取得的最主要工作成果，就是先后成立了由他领导的上海革命委员会和由鲍立威、斯托杨诺维奇领导的北京革命委员会。将威廉斯基1920年9月1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列举的奠定了共产主义组织基础的六地，与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信中提到的已经成立或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地相比照，革命委员会即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也应是准共产党组织。因为威廉斯基的报告明确提出：“近期内就应该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此处的“代表大会”应该是指各地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学术界关于革命委员会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此不赘述。笔者认为，革命委员会隶属于俄共（布）组织系统，具有共产党或准共产党性质。因为革命委员会由俄共（布）在华党员组织和领导，吸收中国革命者参加，然后通过召开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方式实现在中国建党。由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委员会持排斥态度，各地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并不顺利。如被维经斯基派到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米诺尔，到广州后被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包围，导致最后参加广州革命委员会的几乎全是无政府主义者。正因为各地革命委员会组建的不顺利，威廉斯基报告中提到的召开各地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以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设想一再延期，直到维经斯基离开中国时也未能召开，最后实际是不了了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也随之停止。

张太雷参加北京革命委员会，具有多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其一，早在1918年下半年，鲍立威就从《华北明星报》找到张太雷任其英文翻译，开始了二人之间密切的互动。1920年夏，鲍立威酝酿组织北京革命委员会之际，适逢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故鲍立威邀请张太雷参加北京革命委员会是完全可能的。其二，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拒绝参加广州革命委员会，除了与无政府主义者“观点不一致”外，还可能与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也“观点不一致”。笔者推测受邀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中国革命者，除须是社会主义者外，还应接受俄共（布）领导。上述张太雷的俄共（布）党员身份，意味着其接受俄共（布）领导不成问题。其三，根据张太雷女儿张西蕾和他的中学同学李子宽的回忆，1920年6月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后，没有去谋取社会职业，而是投身京津一带的革命活动中。张太雷虽然参加了北洋大学毕业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但是没有回学校领取毕业文凭。这应该与张太雷观念转变及觉悟有关。1921年1月他在赴俄前夕给妻子的家书表示：“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因此，张西蕾、李子宽二人的回忆应符合历史实际。也就是说，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后，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按照一般认知，当时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就意味着参加到建党建团活动中。由于京津建党建团活动发生在1920年10月、11月间，而张太雷1920年6月毕业，其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不太可能是参与京津建党建团活动，只能与鲍立威在京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相关。其四，根据俄共（布）有关文献记载，作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的张太雷，也应该是北京或天津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最后，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张太雷于1920年8月参与北京革命委员会工作。

在远东书记处及其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看来，张太雷无论是俄共（布）党员身份还是革命委员会成员身份，无疑是地道的、十足的共产党员或中共党员。

二、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正式代表

张太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但他却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派出的正式代表，因为他的委任状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签发的。有论者认为，远东书记处作为共产国际在远东开展工作的最高机构，自居是中、日、朝等国已有的共产党组织的上级。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和惯例，上级机构和领导对某一同志的身份认可及任用，通常比下级机构的正常组织程序更有效。对此论点，笔者不能认同。因为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尚未确立，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中共二大作出加入共产国际决定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远东书记处的委任状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委任状，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不少学者认为，张太雷的中共代表资格，得到了中共早期组织的批准和委任，是中共的合法代表。此说的依据是中共早期组织代表杨明斋在远东书记处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他说：“收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并得知派遣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和批准张同志的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兴。尽管张同志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笔者认为，杨明斋所说的“批准了他的委任状”，应该是张太雷任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委任状。其一，远东书记处对张太雷中国支部书记的任命有“暂任”二字，即具有临时性。张太雷任中国支部书记一职，需要得到中国国内组织的同意。其二，1928年舒米亚茨基悼念张太雷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中共早期组织所批准的是张太雷“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委任”，而未提及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代表的委任状。舒米亚茨基的悼念文章，极有可能是在参阅了上述联席会议记录等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

杨明斋所说的“批准了他的委任状”，不太可能是批准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委任状。第一，如果远东书记处所发电报中有批准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的内容，这与报告建议中共早期组织派遣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内容相矛盾。按照后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团由张太雷、俞秀松二人组成的情况来推断，中国代表团的限定人数当为二人。如果张太雷已占用了一代表名额，就应建议中共早期组织再派另一代表与张太雷组成代表团。而实际情况是，中共早期组织收到电报后“决定派遣两同志前去代表大会”，这“两同志”显然不包括张太雷。第二，如果远东书记处所发电报中有批准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的内容，即意味着远东书记处给张太雷的委任状在前，给中共早期组织发出电报在其后，这显然有悖正常的办事程序或规则。正常的办事程序或规则，应是给中共早期组织发出电报在前，在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代表迟迟未到的情况下，远东书记处相机行事，任命张太雷为参会代表在后。第三，如果张太雷的委任状在前，随后又要求中共早期组织批准对张太雷的委任状，这不仅存在越俎代庖的问题，更意味着远东书记处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中共早期组织。这种凌驾于中共早期组织之上的做法，不太可能被具有强烈独立自主意识的中共创建者们所接受。第四，即使杨明斋所说的“批准了他的委任状”，是批准了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的委任状，那也属于事后追认。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期间的身份，仍不能算是中共的正式代表。第五，中共早期组织选派了自己的正式代表杨明斋，只因错过了开会时间未能参会。中共既然有自己选派的正式代表，其他人应不能称为正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