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华南抗战史研究
作者: 左双文【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华南抗战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1999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开始比较客观、全面地对待华南抗战历史,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正确评价抗战时期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华南抗日纵队及其主要领导人物,二是客观反映和评价广东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在史料整理与专题研究上,都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2000—2023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史料的运用、领域的拓展、分析的深度上,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更为丰富、扎实的成果。展望未来,华南抗战的研究,在史料上,要进一步收集、编辑各级各类档案史料,更多地运用日、英、法等外文史料;在方法上,要更多地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上,要在之前较为广泛的资料收集和较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写出一部有较高水准的华南抗战史。
【关键词】华南抗战;抗战研究;广东战场;华南敌后战场
【中图分类号】K201;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5-0097-16
华南抗战历史的研究和资料整理起步较早。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就有一些资料和著述编印出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都以不同形式发表涉及华南抗战的文献或回忆录,但较为零散。这项研究真正受到重视并涌现较多成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前后,华南抗战历史的研究真正起步,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21世纪以来,研究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取得长足的进步。以下分两个阶段对相关研究略作梳理。
一、华南抗战史研究的第一阶段:1980—1999年
这个阶段是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界开始比较客观、全面地对待抗战历史。
在广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正确评价抗战时期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华南抗日纵队及其主要领导人物。“文革”前的反地方主义以及“文革”时的极左批判,使战时的广东党组织、华南抗日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基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给战时广东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也才能对他们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功绩做出正确评价。
第二个方面是客观反映和评价广东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历史。过去对此极少提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才陆续有文章研究广东抗战国民党及国统区方面的情况。这个阶段的抗战史研究主要是由地方党史研究部门牵头,邀请省内主要高校、省社科院、省档案馆、革命历史博物馆、省武装斗争史办公室等单位的相关教学、研究人员参与,较多的是从地方党史与地方史的视角切入。这一时期的征集与研究,对还原中共党组织和游击武装以及它们的主要负责干部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与贡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开启了华南抗战历史研究学术化的新时期。
这时期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中国共产党华南党组织与华南敌后战场研究
中共领导的华南敌后战场、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文化、重要历史人物是华南抗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学术界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取得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成果。1983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就民主革命时期广东党史的重大事件、重大问题、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列出185个专题,由省市党史研究室、相关高校、省内相关社科研究机构分别承担。抗战时期的课题上,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陈遐瓒、黄建新、袁小伦承担了“省港抗战文化”,刘树新承担了“中共南委、粤北省委被破坏的经过”,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承担了“抗日战争后期广东党组织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情况”。1983年12月2日,中共惠阳地委召开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省委书记梁灵光,原东纵领导曾生、尹林平等参加会议,接着又在广东各地举行纪念大会。“文革”期间,东纵被某些人污蔑为“土匪”部队,广东党组织被某些人污蔑为“叛徒”“特务党”。这些活动的举行,推翻了不实之词,也为华南抗战历史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政治基础。1985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牵头召开“对抗战前期省委工作评价”专题座谈会,为正确评价这时期广东省委的各项工作扫清了障碍。
1985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社科院等单位联合主办了“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广东省第一次召开全省性抗战纪念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广东抗战史研究》主要涉及广东抗日救亡运动、华南抗日纵队、华南敌后战场、粤北会战、华侨和港澳同胞对广东抗战的支援、琼崖抗战等。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也主办了相同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收录论文主要涉及广州抗日救亡运动、华南敌后战场、广州人民抗日斗争、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等。这两本论文集,是反映广东、广州抗战较早的成果。1988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又主办了“纪念东江纵队成立四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
1983年11月,《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写的《东江纵队史稿》出版,并于1985年7月推出正式版《东江纵队史》。1986年9月,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主持编写的《琼崖纵队史》出版,较好地解决了琼崖纵队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纵队领导层在发展过程中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使纵队遭受一些损失。经过广泛调研和召开琼纵老同志座谈会,该书将这些问题归结为工作上的认识偏差和失误,而不是两条路线的分歧。1986年12月,由中共深圳市委党史办公室等编写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六个中队队史》出版。自1990年起,相关机构编写的《珠江纵队史》《韩江纵队史》《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史》《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史》先后出版,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各部分的历史编纂工作都顺利完成。
1993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选编的《广东党史研究文集》出版。其中,第三册聚焦抗日战争时期,以专题论文的形式,从党的组织、主要游击部队、各抗日民主政权、统战工作、文化工作等不同角度阐述该时期广东党史的内容。《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南委、粤北省委被破坏的经过》的作者刘树新曾负责南委事件的走访复查工作,是关于此一事件了解最为全面的学者。谢毕真、黄建新等的有关论文对潮梅、东江、北江、中共特别支部等党组织,对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以及潮汕、南路等地的武装斗争,对东江、琼崖等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都做了专门论述。1994年,由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组织撰写的《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三卷:抗日战争时期出版,从抗日武装的创建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各主要抗日游击部队的发展壮大等方面,较好地再现了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成长壮大的史实。1999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出版,对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成为研究这时期中共广东党史的权威性著作。
1984年,陆永棣、刘子健合著的《方方》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方方在抗战时期的功绩做了客观的评价。从1991年至1995年,《怀念王作尧将军》《曾生回忆录》《怀念林锵云同志》《怀念杨康华》《尹林平》《刘田夫回忆录》相继出版。1998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抗战时期第一任省委书记张文彬的专题资料《怀念张文彬》。陈弘君、官丽珍论述了周恩来在指导华南敌后游击战争、促进统一战线方面的贡献。莫振山从推动建立广州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海外华侨和香港各界的统战工作、支持华南抗日武装斗争、领导香港抗战文化工作、秘密大营救的总指挥等方面论述了廖承志在华南抗战方面的贡献。卢权则考证了叶挺在1938年12月回到广东短暂出任东路总指挥部副指挥职务、在深圳设立指挥部、积极扩充抗日武装、但因为蒋介石极力阻挠而重返新四军的史实。
这期间,若干阐述中共在华南抗战中的地位、作用的论文先后问世。曾生、邬强、黄业回顾了东江纵队创建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张正论述了东江纵队在抗击日伪、国际反法西斯合作方面的历史地位,黄慰慈等对东江解放区路东抗日民主政权及琼崖纵队的建立与历史功绩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曾庆榴、陈弘君等论述了中共领导下的华南抗日武装建立与发展的历程及其贡献,陈永阶论述了中共琼崖党组织在抗战时期发展壮大的脉络。钟钦正、袁小伦梳理了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史实,李军晓对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性质、作用、地位等进行了探讨。曾傅先、罗永平梳理了抗战初期张云逸在华南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黄振位、郑可益论述了华南敌后战场的开辟及其历史地位。
广东青年的抗日救亡组织与救亡运动是新时期学者们关注较早的选题。《学术研究》对此给予了有力支持,连续刊发了如普文论述1937年至1940年初普宁地区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和黄义祥论述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建立及投身抗日斗争的文章。稍后,陈恩等从更宏观的范围对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宣传和动员抗战、组织抗战进步力量方面的作用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张江明、曾建昭介绍了抗战时期广东青年运动在中共的领导和指导下密切配合武装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黄慰慈、冯鉴川较早关注到华侨参与华南抗战的历史,任贵祥侧重介绍了华侨对中共方面抗日斗争的贡献。钟钦正从组织游击武装袭击敌伪、建立地下交通站、搜集情报筹集经费、对学生工人工作、开展抗日宣传等方面概述了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还有学者和机构论述了广州地区青年、劳工、妇女界参加抗日斗争的情况。
(二)华南抗战的国民党方面研究
广东较早重新研究和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学者是沙东迅,他在1985年广东纪念抗战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试论粤北第一次会战》一文对广东正面战场相对最好的这次战役加以评述,论及会战前华南正面战场的形势、会战经过并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陈阳、林俊聪则提交了研究1938年6月南澳抗战的论文,卜穗文介绍了惠广战役后段的增城正果之战。第一次全面论述广东正面战场作战的是梁山等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正面战场》一文,作者把广东正面战场的战况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华南正面战场抗战的局限性。其后张晓辉的论文则从广东正面战场的作战策略与指导思想、战略相持阶段广东正面战场的特点、广东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作了评析。
关于华南国民党抗战人物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倪俊明主编的《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提供了包括国民党抗日将领在内的许多战时华南地区各方人物的基本情况和线索。沙东迅研究了广东省主席李汉魂的活动及作用。左双文讨论了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后的张发奎在两广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关于民国时期粤港澳经济史,张晓辉考察了日本以各种手段对广东实行经济封锁与广东对敌经济反封锁问题,以及在抗战前期国统区存在的粤港贸易线问题,指出这条以香港为枢纽的南方外贸运输线,对于维持战时国统区的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日本在华南的侵略罪行、战争破坏等研究
曾庆榴、官丽珍论述了日本对广东大规模轰炸与袭扰的史实。沙东迅披露了日军占领广州前在粤的种种罪行及日军在华南进行的细菌战、化学战。1995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符和积的《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一书。
彭梅娇是较早进行关于日军在华南地区经济掠夺、经济统制、走私活动相关研究的学者,从金融、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方面揭露了日本对广州的经济侵略。黄菊艳指出战时日本侵略者在广东沦陷区实现殖民统治,通过对这些地区的工业、商业、金融业实施全面的统制和经济掠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纳入其战争经济体系。作者并对日本侵粤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了初步梳理。
黄增章等对广州沦陷时期敌伪的主要报纸《广东迅报》《中山日报》《民声日报》《南粤日报》等做了介绍,并订正了某些相关回忆录中记忆失误之处。郑泽隆利用相关档案资料对日伪在粤统治的若干问题加以考察,如日军华南宪兵队在沦陷区的宪警统治和日伪当局在广东占领区的奴化宣教政策及其罪恶活动等,并对汪伪政权在广东的傀儡统治作了概述。
(四)抗战时期的香港、澳门研究
这方面较早的成果是马鼎盛、朱生灿等人关于香港战役、省港大营救及香港、澳门同胞踊跃回国参加抗战及其曲折经过的研究。马鼎盛的文章对日军对香港发起攻击后英军抵抗的经过及香港很快陷落的原因做了较有深度的分析,对驻港英军的抵抗努力给予了一定肯定。黄建新等论述了中共在香港的抗战文化活动,袁小伦则是选取了中共与省港抗战文化这一视角。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的临近,学者们对民国时期港澳未能收回的问题进行探讨。关于国民政府收复香港问题,刘存宽、刘蜀永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未能收回香港的原因在于英国顽固的殖民主义立场和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软弱。 左双文对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中央与广东地方当局在澳门问题上的谋划及未能收回的原因做了分析。抗战初期,大量内地难民来港。张丽认为,难民潮的出现,一方面加重了香港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香港社会注入了活力。1997年,陈弘君等主编了《香港与中国革命》一书,其中关于抗战时期的论文有杨建的《“一二·九”前后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组织的重建》,罗修湖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七七”事变后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官丽珍的《港九大队述略》,梁洪浩的《华商报史略》,以及曾建昭、谭力浠等与前述研究接近的论文。莫世祥、陈红出版了《日落香江——香港对日作战纪实》,这是内地第一部较为系统介绍香港对日作战的著述。左双文对抗战时期中共在澳门的活动及定位做了评析,郭昉凌归纳了澳门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