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新生活运动态度变迁探究

【摘 要】近代思想文化界不乏使用“新生活”的话语。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一方面旨在改造社会风气，另一方面目标在于“剿共”。中国共产党最初认为新生活运动是“法西斯蒂”“奴隶式的”，但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又将其作为工人运动中可以利用的策略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以新生活运动为中介，在节约献金、妇女运动方面开展了合作。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始终同国共关系及革命大环境密切相关。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生活运动；工人运动；民族危机；全面抗战

【中图分类号】K26；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6-0050-08

自20世纪90年代中华民国史研究在大陆学术界逐渐兴起以来，有关新生活运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梳理既有研究来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将新生活运动置于近代以来整体民族复兴的大历史中作整体研究；二是从运动发起者的视角，研究新生活运动的发起、落实推进和成效评价；三是聚焦地方个案，以社会史视角还原该运动的贯彻过程；四是考察新生活运动的专项工作。然而，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国民党最大的对手、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看待和应对新生活运动的——至今尚未有专门的系统性研究。本文试图以中国共产党对待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为考察对象，呈现变迁过程，丰富既有认识，得出若干启示。

一、新生活运动的提出

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剧变，使得时空观念在国人思想中空前加强。在主词之前冠之以“新”，突出其同前代的断裂性，这一行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1919年，名为《新生活》的周刊在北京大学创办，胡适在发刊文中说：“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一段时期内，工读主义、新村主义都曾被看作“新生活”。例如毛泽东曾评论工读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标志着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发起。九年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将其作为五项建设运动的总运动，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运动”。直到1949年，新生活运动才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溃败而无疾而终。尽管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中正式提出“新生活运动”的概念，但在1934年2月12日，即该演说发表的前一周，蒋介石来到南昌行营，发表了“复兴民族”的主题训词。他在总结部分指出：“我们要建设国家，复兴民族，就要努力于‘教’‘养’‘卫’三件事”，“关于‘教’，要以‘礼义廉耻’为根本要义；关于‘养’，要注重‘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的修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关于‘卫’，要从‘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在这里，新生活运动的基本范畴——礼义廉耻、衣食住行，基本都已提出了。

南昌行营最早设立于1930年，几易更迭。1933年6月，国民政府在重设南昌行营的大纲中规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及监督、指挥匪区内各省党政事务之便利起见，特设南昌行营。”江西、福建、湖南、湖北都建立起了苏区，因而蒋介石所谓的“匪”并非一般土匪，而是特指污名化中共的“赤匪”。1935年2月，南昌行营取消，也同蒋介石的战略转向“堵截红军长征和统一西南三省”有关。结合南昌行营定位，可以认为“复兴民族”的主旨演讲及其后的新生活运动，是以消灭共产党为目标的。在1934年2月12日的训词中，蒋介石特别提到了江西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国家的存亡，差不多完全要看我们江西做关键，如果江西能将土匪剿清，使社会安定，各种建设能够真真实实做起来，那末，江西就可以做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一个基础。”这表明，新生活运动并不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单纯社会建设运动。

尽管在国民党首脑们在公开场合都强调新生活运动改造社会风气的目的，但仍旧无法抹杀其鲜明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1935年，作为蒋介石一向得力的助手、运动的主要推行人之一的宋美龄在写给美国《论坛杂志》的一文中谈到了新生活运动的缘起，更为直接地指明了运动同“剿匪”的关系：“新生活运动的概念，是蒋委员长在剿匪期中所悉心考虑而成的，他以为用武力收复匪区，尚不能视为完成使命，必须在那些饱经蹂躏的残破之区，继之以社会的和经济的复兴工作才行”，“剿匪和新运工作，两者都是扫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一切人类败德的开创工作”。按宋美龄的说法，新生活运动的具体构想，缘起于蒋介石戡乱“匪区”，且“剿匪”工作和新运工作在性质上都是拯救堕落、济世救民的。宋美龄还谈到：“我们在江西，每收复匪区，第一步先遣派名为别动队的青年军官团，到那饱经蹂躏的地域，帮助复兴工作，这些青年军官曾在总司令部受过严格的训练，训练要目是教导他们应有的责任与新生活运动的目的。”由此可见，在“围剿”共产党的战争中，国民党也力图通过新生活运动，争夺更多民众的服膺，与共产党争夺群众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对新生活运动的最初态度

1934年3月初，江西、浙江、江苏、天津、河南等地都已响应新生活运动，表现为大学里举办讲演、成立组织等。然而，受信息传播和运动受众影响，新生活运动发动伊始并未立即能和共产党建立的苏区发生联系。据目前可见资料，最早见诸共产党方面有关新生活运动的记载是1934年4月3日的《红色中华》，该日的第4版刊发了题为《国民党欺骗宣传的新花样 剥削群众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一文，文章开篇即对新生活运动定性：“最近国民党在各大都市举行了所谓‘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充分的表现出国民党正在厉行他的法西斯蒂政策，正想更进一步的去奴役工农大众，正在替他的主子帝国主义作欺骗宣传，以蒙蔽民众的反帝意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最早接收到新生活运动的信息时，就直接判定其为国民党法西斯主义政策的延续、派生物之一。一周后，即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中也认为新生活运动是“法西斯蒂”“奴隶式的”。这份告民众书中这样写道：“国民党法西斯蒂在中世纪的‘文化统制’和‘新生活运动’之下，进行了‘学校剿匪’”，“法西斯蒂用奴隶式的‘新生活运动’来转移你们的反帝斗争，使你们在野蛮的‘礼义廉耻’与反动的孔孟学说束缚之下，做亡国顺民与法西斯蒂牺牲品”。

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政策延续性来看，新生活运动被冠之以“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义”的帽子，确实事出有因。1932年开始，国民党政府主办的《政治评论》开始发表《德意志法西斯主义与希特勒》等文章，甚至直白指出：法西斯蒂是“最积极最勇敢最强烈的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而在1933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明确下了判断：“法西斯主义与国民党是相互联系着的。”

另外，从中共历史进程来看，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共中央在政策研判和决策上，不可能不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通过《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底任务决议案》，在谈到中国问题时，特别指出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围剿”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后台。1934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就共产国际会议提纲进行讨论，认为：“‘以礼义廉耻之提倡为复兴民族之武器’及清洁整齐朴素等原则的‘新生活运动’之实际的意义：就是在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面前散布失败主义，企图使广大的群众离开真实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拯救中国的道路——武装民众民族战争的道路；而培养封建的复古的奴隶道德，替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准备顺从的殖民地奴隶。”被认为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忠实执行者之一、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博古，也曾在苏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讲上激烈地谴责：“国民党用法西斯蒂的‘新生活运动’来麻醉民众。‘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是‘复兴中国民族’，不是用民众的武装的抗日战争，而是用提倡礼义廉耻，走上复古的旧道路，提倡旧的奴隶顺从的道德，使全国人民安稳的做奴隶。”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设立的初衷在于加强一般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备，其存在期间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公开演讲、对现实问题的学术讨论三项学术研究活动”。博古的演讲自然也将其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一般群众，他指出：“‘新生活运动’不是蒋介石所发起的，而是帝国主义所发起由蒋介石来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才是‘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与组织者。”

从共产国际作出判断，到中共中央讨论共产国际的提纲，前后大约四个多月的时间，而蒋介石以江西南昌作为大本营，其宣扬的衣食住行、礼义廉耻背后处处指向中共，加之对日态度暧昧消极，中共中央自然认为此时出台的新生活运动，是“奴隶式的”“法西斯蒂式的”。事实上，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当然不单单是愚民奴化或围剿“赤匪”，确实应当同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复兴、国家建设等大背景相联系，甚至同蒋介石本人的思想资源结合研究，但就当时的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出现如此的认识和判断，自然是不难理解的。

三、从戳破谎言到加以利用

在提出“礼义廉耻”等人伦道德的层面，新生活运动被看作是精神运动，这一点是国共两党的共识。对共产党而言，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的“奴隶”道德和蒋介石的军事进攻甚至具有同等地位。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毫无问题的，蒋介石所谓‘精神建设’即是新生活运动所提出的奴隶道德，所谓‘物质建设’即是进攻红军用的堡垒马路与交通的建筑。”自然，中共中央也首先是从“精神污染”的角度防止“奴隶道德”，特别是在其抗日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核心目的就是要戳穿国民党欺骗群众的谎言。如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郑州的党组织就发出了《告郑州革命群众书》，启发民智，指出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在于让“大家不声不响忍受饥饿死亡”，其性质“原是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方式”，号召工人、士兵、农民、学生一致团结起来，“揭穿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鬼脸”。

同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秘密指示各级党委开展反帝反日运动。指示信中认为，由于国民党复兴民族、宣传所谓实业建设计划、农村复兴等，“造成一部分群众对于国民党新的幻想”，必须“除了继续努力揭穿国民党一切武断宣传的欺骗外”，还“必须给广大民众一个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制定这一政策的基本思路是一“破”一“立”：“破”即是揭穿包括新生活运动、民族复兴运动在内的种种“武断宣传的欺骗”，继续以共产党的纲领目标启迪群众，继续革命。这实能说明，中共中央确实十分注意在群众工作中“新生活运动”“民族复兴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并将之纳入其战斗策略的层面予以考虑。“立”即是宣传中共所制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值得一提的是，在宣传这份纲领时，中共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色彩已经相当浓厚了。以纲领的签署举隅，中央要求各地方在数量上要寻找“一切所谓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同时在类型上“不要尽是色彩浓的，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只要他同意这个纲领的”，以求最广泛的人来共同支持抗日。

由于新生活运动在国统区一度产生较大影响，共产党在其白区工作中，尤其是组织工运活动中不可避免要与之打交道。共产党又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呢？从1936年中央对白区工运工作的指导中可见一斑。遵义会议后，李德和博古已不在中共核心领导决策层，中央工作由张闻天负总责，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提出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左”倾路线有所纠正。毛泽东在会后更加明确指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这样，中共势必不能再对新生活运动如出台伊始一般采取激进拒斥、全盘否定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要纠正“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使新生活运动转化为能为工运所用的斗争策略。在这种背景下，1936年春，刘少奇前往华北恢复白区工作。

4月，刘少奇在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上发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指出：“国民党在工人中进行的其他许多运动，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运动、民族扫墓运动、纪念节的运动，以至儿童节运动、植树运动、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利用这些运动，一方面使国民党与资本家更难反对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使我们更能取得公开的地位来领导工人的斗争，更易于使工人的要求和斗争得到胜利。”这说明，此时刘少奇对待新生活运动的态度已然发生变化，要教导工人合理利用新生活运动，即根据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的“清洁”“朴素”等要求，争取所谓新生活的具体规定，以争得工人的权益。刘少奇还就此举例：“唐山工人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开窗户、设澡堂、发新衣等得到胜利，就是很好的经验。因为他们不是采取关门主义的简单的‘绝对反对’新生活运动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