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抉择：青年陈公博与广州新文化运动

【摘 要】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之一的青年陈公博，面临着思想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难题与考验。起初，陈公博受到民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重影响，主要青睐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他提倡民主选举与地方自治、强调教育改革要面向社会、发展工会团体并从事经济上的工人运动。与此同时，广东党组织推动着社会主义在广州的传播，并对广州工人运动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与实践，为广州带来了“后五四时代”的一场“新文化运动”。然而，陈公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底色使其难以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其书生气息也令他无法彻底服从革命政党的铁律，这是其日后脱党的思想根源所在。

【关键词】早期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组织；陈公博；五四青年；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1；D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6-0081-15

陈公博年少时曾随父从事反清革命，后发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创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脱党后留学美国，担当国民党改组派领头人物，最终以“汉奸罪”命丧黄泉。他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世中的若干重大变动，他每一次人生道路的选择都充斥着矛盾、冲突。毋庸置疑，他做出了错误的政治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陈公博全部的人生阶段都不存在“另一种”讨论空间。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陈公博的硕士学位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是研究青年陈公博的重要史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学界试图以历史传记的形式突破禁区。日本学界以柴田哲雄、新地比吕志为代表，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指出陈公博奉行的是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虽然目前学界逐渐认识到研究中共创建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的陈公博，对书写国共两党历史具有一定价值，但是相对于后者，考察青年陈公博与早期社会主义关系的成果寥寥，传记文学和传统革命史的研究取向突出且较为单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一个人处在世上，必定要受到时势和环境的一次次重塑，其每一个辗转易辙的决定背后，都是更为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时代。青年陈公博切身经历或体悟了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件波澜壮阔的转折大事件，他的思想与实践也难免会随之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变，他的个体思想宜置于社会语境的考察中。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曾以施存统为个例，指出他从“尊儒”到“反儒”，又从无政府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变，反映了五四青年们满怀理想的激进化转向。可是，在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之间，也曾出现了一些脱党现象，他们的“保守化”转向是自我认同受挫的另外一种表现。作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青年陈公博也同样面临着思想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难题与考验，并为其日后的脱党埋下了伏笔。因此，从思想史、社会史、政党史的路径去重新审视青年陈公博的思想履迹、政治实践是可能的研究路径。

一、孕育：“后五四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潮

陈公博原籍福建上杭，后迁至广东乳源，直至祖父一辈才迁入广州。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出生于广州，即受到西潮冲击最甚且会党与革命党活动繁多的南方中心城市。陈公博的家庭足可称得上暖衣足食，其父陈志美早年从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任职广西高级武官，在陈公博6岁时解职回到广州。1903年、1907年陈公博两次随父从事反清起义，虽均遭遇失败，但却给了陈公博对革命切身的观感与经验。辛亥革命后，陈公博本可倚借其父资深的革命履历而获得理想的仕途，却由于自身、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原因，一反常规的人生道路而弃武从文。1917年，陈公博如愿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又亲身经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他在此时获取的思想资源、结识的人际关系成为其日后行动的重要根基。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主义”从西方、苏俄纷至沓来。这一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近代中国舞台上一股新生力量，知识青年与“主义”二者的汇聚也为重振近代中国铺设了一条条探索之路。五四学生运动后，一方面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占据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市场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是左翼知识分子即提倡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彻底改革的激进知识青年蜂拥而起。美国学者周策纵曾将“后五四时代”复杂多变的思想界划分为四个主要类型：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部分国民党党员、部分进步党党员。前两者是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但二者的分歧却逐渐扩大。自由主义者更关心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避免陷入政治纠纷之中，并倾向于从事教育和文化运动；而左派知识分子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情与日俱增，并有意于从事政治运动。

陈公博也意识到，在五四运动后，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愈发激进，“知道要使中国摆脱压迫，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自己”，“到民众中去”。他观察发现，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放弃听课，开始进入到工厂组织劳工团体，酝酿罢工。女学生另外组织女权运动联合会，在继承遗产、政治权利和受教育权等方面要求男女平等，并呼吁废除一夫多妻制。此外，学生们还组建了许多平民学校，白天、夜晚都教工人读书，更有甚者已深入到工人中去活动，准备成立革命组织。陈公博将这些活动的性质概括为：虽然“组织分散”，但都趋向“社会革命”。

“后五四时代”思想转型的直接表现便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称得上一个关键性事件。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正式开始。对于中共来说，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都是由五四知识青年组成。孙中山也观察到彼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流行，慨叹多数青年都对马克思主义太过崇拜。

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并非有着一个明确、完整且标准的理论体系，反而多呈现出一种内在竞争、多元发展的脉络。在中共一大正式将马克思主义奉为纲领前，青年知识分子趋向于一般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即着眼“到民众中去”和批判私有财产制度，并未在具体观念上做出精细的区分。即使是创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取向也并非一元化的。在社会主义大旗之下，实掩盖着具有较大差异的不同派别，譬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

陈公博在谈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时，也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多歧传播现象。他追溯至1912年民国初建时期，当时“大约有三十个社会主义者被选入中华民国的国会”，还“产生了四十多种社会主义的报纸，建立了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学校和工会，广泛传播了社会主义文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剧团”。其中，有两个社会主义团体最具声势，据陈公博的描述，一个是江亢虎在1911年11月5日于上海创建的中国社会党，党纲提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的主张，其后沙淦另组新社会党。另一个应是刘师复在1914年7月于广州创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但陈公博对它们批评道，前者“无纲领，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俱乐部，与工会没有任何联系，它的成员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劳工问题”。后者则“什么都不主张”，只提倡“公产和自由恋爱的原则”，“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的思想，我们最好还是把他们看成是乌托邦主义者，而不要看成是共产主义者”。

为探析青年陈公博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构成要素，有必要先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义进行一个基本梳理和概念界定。杨奎松和董士伟曾将近代中国同情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主张改良的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是近世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主义学说，早于1903年就在梁启超翻译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便得到介绍。但直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真正得到广泛且有效的传播。此时，李大钊陆续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推手。1919年下半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刊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成为近代中国第一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风靡一时之际，首先是与列宁式的苏俄革命联结起来，以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面貌。

然而陈公博对马列主义尤其是过于突出的苏俄色彩并不完全信服。在他看来，中国与苏俄的国情并不相同，俄国是“一个绝对独立的国家”，而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即是半殖民地”，“一切港口都为列强占有，经济生活和政治都控制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中，一切活动都受对中国不利的条约的限制”。此外，“中国的军队薄弱，舰队的力量等于零”。因此，中国是否能像苏俄一样实行暴力激进的社会革命是存疑的。此思想深处的裂缝为其后对中共与马列主义的疏离埋下隐患。

无政府主义又翻译为“安那其主义”，也是在中国最早形成有体系的社会主义学说之一。它本源于18—19世纪的欧洲，主张无政府、无法律、无家庭、无宗教，追求个人的绝对解放，平均贫富，取消劳心和劳力者的差别，取消私有财产权；由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20世纪初，它以社会主义新思潮的面目进入中国，先后在知识青年与劳工阶层中广为传播。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的青年信徒尤多。当时的广东军政首脑陈炯明也具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知识。

青年陈公博早期活动最活跃的场所——广州，是无政府主义发展最为迅速的地方之一。1912年5月，刘师复在广州创建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晦鸣学社。在《晦鸣录》周刊的发刊词中，他阐明了晦鸣社的宗旨，“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1914年7月，刘师复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奉克鲁泡特金为大师，宣言“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也”。

广东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组建。陈公博回忆道，“俄国便有两个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到了广东，说也奇怪，那两个俄国人当时首先在广东往来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区声白是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遂连带和我们往来” 。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后，起初仍希望与无政府主义者继续合作。陈公博主编的《广东群报》上也多有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文章。但在一段时间的接触后，陈独秀与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于是陈独秀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商谈重新组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两方也随之发生一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社会主义学说中一元化的地位后，无政府主义慢慢退出政治舞台。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对改造社会愈感失望，挫折感演变为激进化，开始相信现有社会制度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只能彻底地改推翻现有体制，走向了拥抱马列主义之路；另一部分人则在论战后，被清除于中国共产党之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列宁式政党的肃清与统一。

社会民主主义因其自身理论的温和性，同样收获了不少不太激进的社会主义信徒。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广义上说来源十分丰富，而在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德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考茨基（Karl Kautsky）和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的理论。考茨基强调只有当无产阶级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组织性，能够在国民构成中占绝大多数，才有可能实现革命，即“无产阶级是否足够强大和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足以由自己来掌握对社会的管理”。因此，在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培养工人阶级的心理智识是实现革命的前提，如在工人团体中训练工人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发展职业教育使工人的素质提高。考茨基反对以突然的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他认为目前任务应是民主动员更多的无产阶级做好革命准备，并且民主也是衡量社会革命时机是否成熟的尺度，如通过议会竞选，无产阶级清楚地了解各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伯恩施坦则主张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来实现社会主义。他以为无产阶级应当利用和发展民主制度而无需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它，“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因此，“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于是，伯恩施坦把希望寄托在了议会与普选权上。他认为随着普选权的扩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人代表进入各级议会，不断地推动各项社会主义措施的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就能够和平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