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中共勇于自我革命的经验总结

【摘 要】勇于自我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性立场不断清除自身肌体病毒和顽瘴痼疾，不断创新领导中国革命事业所需要的思想作风和体制机制。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亦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之中的历史红线。这三个历史决议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经验总结，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地位。

【关键词】历史决议;自我革命;发展历程;发展规律;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K201;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2-0005-13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奋斗历程，就是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规律和历史地位的统一。就发展规律而言，是指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入认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客观规律，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目标并将其化为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斗争实效。就历史地位而言，是指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措施，不断纠正失误或错误，制定和落实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制定和落实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社会工作方法以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党的自我革命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生死存亡，事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能否取得实效。

中共一大明确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要“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迅速建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组织。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二大通过的党章初步提出“四个服从”的组织原则，强调“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以“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中共三大针对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情况，强调党内绝不容许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的现象，要“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中共四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建立工农联盟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强调“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中共五大提出党的迫切任务“即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建立这些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政权”，要完成这一任务，“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扎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注入了自我革命的血液基因。但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确立正确的道路和路线，则是一个艰难历程。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都是中共奋斗历程和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具有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关联，构筑了中共自身建设与自我革命的整体架构和历史进程。

一、第一个《决议》：坚持思想意识改造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一个《决议》”），深入分析和总结了中共24年奋斗历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指出长期统治党内的三次“左”倾路线是错误的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路线，是主观主义的产物，要求全党“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坚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一）深刻认识三次“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

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致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在“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且造成党内“错误的传统，这就是在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存在”。对于这三次“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第一个《决议》进行了深刻分析。

首先，三次“左”倾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其一，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问题上，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但是由于不能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左”倾路线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阶段，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是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在九一八事变后又把当时要求抗日的中间派定为“最危险的敌人”。其二，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问题上，“左”倾路线由于不能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反对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思想，反对刘少奇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的方针，不顾敌强我弱的斗争状况盲目发动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以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从而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第三次“左”倾路线还提出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导致中央苏区和各个主要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失败。其三，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由于不能客观地分析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左”倾路线反对毛泽东在敌人力量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实施红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反对刘少奇依靠群众“适可而止”的斗争方针，在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组织庞大的党政机关和赤色群众团体，经常无条件地发动组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甚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视失败为“胜利”。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斗争高于一切”的口号，使革命事业不断陷入本不应该或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败。

其次，三次“左”倾路线又是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其一，在军事路线上，由于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左”倾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军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党组织;二是军队必须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实施红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采取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第三次“左”倾路线指责红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要求打“阵地战”“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始则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终则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其二，在组织路线上，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政治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左”倾路线反对毛泽东着重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方针，反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把党内一切对错误路线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通通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而予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并且实施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错误的肃反政策，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纪律而盲目服从和随声附和，以一系列过火的党内斗争严重打击党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再次，三次“左”倾路线更是错误的思想路线。党内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失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理论成果。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的“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者成为教条主义的附庸，两者内容不同而实质一样。“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二）彻底转变思想方法以克服和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个《决议》指出：党内之所以长期难以认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为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思想所蒙蔽和欺骗，就是因为缺乏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方法，难以深刻认识错误路线与正确路线的本质区别和原则不同。

毛泽东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就着重以“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方针引领全党同志改变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统治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以及浓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作斗争。虽然经过中国革命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教训和经验，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也只能批评“左”倾错误是军事路线的错误，而非政治路线的错误。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要改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但到11月太原失守后仍然难以为党内军内高层所认同。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撰写《实践论》《矛盾论》，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批评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左”倾空谈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根据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需要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已经“成为全党亟待解决和亟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党内高层对此仍然认识不深、理解不透。为此，毛泽东又相继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强调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关，强调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决定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道路;全党要认清“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性质，认清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政策和政治、经济、文化实施纲领。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要求全党高度认识主观主义的学风乃是党和人民的大敌，要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取而代之。但党内高层对这个报告几无反应，《解放日报》仅于第一版右下角发个新闻小报道而已。这迫使毛泽东改变思路，他主持编辑《六大以来》，以当时中央文件与历史事实对比，将理论分析转变为党内高级干部曾经亲历的历史事实，说明什么是超越历史阶段和导致革命失败的“左”倾错误，并于6月成立中共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亲自担任组长，领导和组织党内高级干部开展学习讨论。直至在9、10月间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上，党内高层才在什么是主观主义的错误、为什么会有主观主义的错误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可见，要转变当时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认知何其艰难。1941年冬，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展的中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取得了思想方法的突破和思想认识的基本一致。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相继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与《改造我们的学习》一起成为重要的整风学习文献，以继续转变中高级干部的思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实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1943年4月，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和工作需要，颁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强调“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和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由此推进整风运动的重点转向“审干运动”。鉴于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而产生过火的党内斗争，8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但是，群众运动的方式和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极易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视为犯错误者道德品质或家庭出身的产物，而难以分清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历史根源与个人责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