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就义诗》流传历程之查考

【摘 要】以英烈鲜血写就的夏明翰《就义诗》经久流传，影响深远。然而，对于该诗流传经过尤其是最初面世的情况仍探究不够。经翻检夏明翰牺牲后产生的历史文献，从当时报道、湖北省委文件到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牺牲》及写于中共六大前后的夏明翰传略，还有谢觉哉作于延安的英烈生平材料，基本可排除民主革命时期有此相关诗作记载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于1953年所作的《夏明翰同志传略》是最早披露《就义诗》的文献，其真实性无可否认。经有限考证《就义诗》流传的大体经过，其流传环节的部分缺失也是事实，为此文章指出，发掘谢觉哉生前未发表的遗作特别是其日记应是此后的查考方向。

【关键词】夏明翰;《就义诗》;谢觉哉;查考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2-0103-0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1928年3月20日，时年28岁的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在武汉慷慨就义，刑场上留下的这首《就义诗》气贯长虹、经久流传，不仅是其英名风烈的高度凝结，而且堪为中国共产党人持久弥新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的鲜明写照。然而，对于这首诗作的流传经过至今探究仍然不够 ，《就义诗》如何流传下来仍值得进一步查考。

一、夏明翰牺牲后革命同志追忆述及的是另一诗句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需要通过记述、整合与传承，才能化作群体、国家乃至民族的集体记忆。最早笔录夏明翰牺牲经过的，理应是抓捕、审判与刑戮英烈的武汉国民党反动当局。国民党当局在审讯迫害革命者过程中理应会产生案卷、布告等司法文书。然而，时至今日不见当年司法文书的踪影，现今能看到的最早记录夏明翰就义的文字来自当年的新闻报道。1928年3月21日的《申报》刊载了一条来自汉口的血腥消息：“汉口卫戍部二十日枪决共产党夏则生、刘汉模、喻石头、孙少达、李元益、王少仁、余锦懈等七名。”居此七位牺牲者名单之首的“夏则生”，便是夏明翰，夏则生当是夏明翰被捕时所用的化名。关于夏则生即为夏明翰，亦可从当时报道中得以印证。3月25日《申报》又有一则更为详细的报道，分条介绍了汉口3月20日、21日的两次“屠共”罪案。其中3月20日的消息如下：“续讯武汉卫戍司令部本日（二十）晨又在余记里空坪枪决共犯七名，罪状如下：（一）案据本部稽查队拿获共匪夏则生即夏明翰、刘汉模、喻石头、孙少达等四名到部，业经本部讯明，该犯等均系共党重要份（分）子，应即处以死刑。除提该犯等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俾昭炯外，合亟布告，俾众周行……”这条消息当是抄录武汉卫戍司令部的布告。此类报道通常不可能记述共产党员的英雄言行，这是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新闻媒体被管制的体现。郑超麟对此即有揭露：“我在汉口亲眼看见某同志从卫戍司令部赴刑场途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无产阶级终有胜利的一天，我死不为恨！’等口号，然而次日报纸上仅简单的‘昨日枪毙发散反动传单某人’的消息。”当时报纸多是对中共的负面报道。

因此，记录革命英烈的生平事迹，既是对牺牲战友的深情缅怀，也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传战的有力反击。中共党内同志对夏明翰的追述大体经历了从片言记录到专篇传略的跨越，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英烈传记资料汇集的一般轨迹。作为两湖地区的重要领导人，夏明翰的被捕与牺牲，不能不引起当地党组织的震动。当时负责湖北省委工作的刘伯庄因武汉三镇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导致五六十人被捕杀而受到中共中央处分，他为此申诉，其中就提到夏明翰被捕：“[符]向一来向我要钱给穆清打电报，共需四十余元，我身上只有二十元，不足之数他说当晚到明翰处去取，因此，我知道他必去找明翰。但第二天上午知道明翰被捕。”1928年5月，湖北省委向中央报告党组织遭受破坏情况，其中写到从3月5日到4月25日“每日平均在武汉三镇枪决的同志有‘六人’，党团牺牲了的干部同志在三百一十几人以上。符向一、夏明翰、黄赤光（省委常委）……陈宝山（汉市常委）等都在此时牺牲的”，“在这样的当前的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工农都是很壮烈的，不顾一切与敌人奋斗，直到被牺牲的最后一刹那，还是慷慨激烈地向民众宣传自己所信的主义及对中国革命主张。因此，一般民众颇为共产党员及革命工农临死的宣传所感动，反对军阀惨无人道的屠杀，甚至兵士也不愿意向共产党员及革命的工农身上放枪！”这是对英烈群体的总体评述，同样也适用于夏明翰。

1927年12月，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从第11期起开设专栏“我们的死者”，向读者呼吁：“各地在白色恐怖下死难的先烈，不论其为共产党员与否，读者如能记述其传略或哀悼之辞寄给本报，本报当尽量登载于此栏中。我们在血淋淋的先烈尸骨之前是不哭的，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路前进。”第21期“我们的死者”专栏刊发“莫同”追悼湖南牺牲同志的文章《一个个的砍头了！》。看到莫同的文章后，典琦（曹伯韩）深有感触：“觉得我所知道的被难的同志，还有一批，不能不将他们的生平略为介绍。这些同志是和两湖尤其是湖南革命运动有关系的。”他撰写了《又一批死难同志的回忆》，刊发于《布尔塞维克》第24期“我们的死者”专栏。文章第一个追悼的烈士便是夏明翰：“最近在武汉工作，不幸被军阀胡宗铎捕获，三月下旬惨毙于汉口余记里之空坪。同时死难者二十余同志，但我都不能举其名。明翰同志忠实勇敢，能耐劳苦，思想绵密，而态度和蔼近人，言词激昂动听，善于深入浅出，故在群众中很有信仰。平生爱好文学，好读诗词，曾作过短篇作品。临刑时，他还读着‘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一九二六年九月与郑□□（原文如此——引者注）女士结婚，生一小孩，现已半岁。”文章提及夏明翰“爱好文学，好读诗词，曾作过短篇作品”，但是没有引述他的自作诗。在今人看来可能有些缺憾的是，夏明翰临刑时吟诵的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此系汪精卫在清末谋刺摄政王载沣不成被捕入狱所作《被逮口占》诗句。汪精卫1927年7月15日在武汉“分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进而实现宁汉合流。然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就在于此，汪精卫在青壮年时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反清志士，其所作《被逮口占》广为传诵，影响到夏明翰亦非偶然。加之为夏明翰作传略的革命同志很可能忘了“引刀成一快”诗句出自谁手，故此照录不遗。

就在《布尔塞维克》第21期出版至第24期付梓的时间区间里，为了减少白色恐怖势力对中国革命领导力量的危害，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前后，为了表达对大革命中牺牲同志的追思之情，并留下他们的英雄事迹以激励党内同志奋斗进取，在大会秘书处的组织发动下，周恩来、瞿秋白等与会代表分头撰写革命英烈的生平传略，共计78篇。其中一篇便是夏曦写于1928年7月21日的《夏明翰同志传略》，文中记述夏明翰牺牲时吟诗细节，引诗完整：“明翰曾经这样说：‘人受了最大刺激的时候，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人被杀是最大的刺激，所以一定是很快乐的’。他临刑的时候，曾经高歌一首旧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本来是如此的：生命之流遇到礁石的时候，起一个大的波浪，这正是最痛快的事。所以明翰同志很愉快地死在敌人枪口之下呵！他现在正在微笑地招引我们前进！！！”

中共六大后，中国革命开始复苏，各项工作渐入正轨。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1929年3月15日出版《牺牲》第1集，内收各地近年牺牲同志的生平事迹。“湖北省”内有《夏明瀚事略》，有关英烈牺牲及诗才的情况介绍如下：“最近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工作，不幸被军阀胡宗铎捕获，于三月二十三日惨杀于汉口余记里之空坪。同时死难者，二十余人。明瀚忠实勇敢，能耐劳苦，思想缜密而态度和易近人，言词激昂动听，善于深入浅出，故在群众中很有信仰。平生爱好文学，好读诗词，曾作过短篇作品。一九二六年九月与郑□□（原文如此——引者注）女士结婚，生一女，现年仅半岁。”与前述典琦的《又一批死难同志的回忆》对比，此文明确了夏明翰牺牲的具体日期（典文作“三月下旬”），其余仅作文字的凝练与缩写。耐人寻味的是，夏明翰就义时吟诗的记述被一删而尽，关于英烈诗文才华只留下其“爱好文学，好读诗词，曾作过短篇作品”的简要介绍。

1936年，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筹办中共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当时议定编写出版“为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的传略文集”等，这是中共六大后又一次成规模地搜集编撰英烈传记活动。其成果便是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烈士传》（第一集），撰写者基本采用化名：成刚、李明（李立三）、中夏、玉德、伯林（潘汉年）、李明、杜宁（杨之华）、梁朴（饶漱石）、康生。该书汇集李大钊、顾正红、向警予、苏兆征、彭湃、恽代英、蔡和森、瞿秋白、方志敏、刘华10位烈士传记。夏明翰虽不在其内，但其英名事迹未被淡忘。1937年5月2日，为推进全党尽快适应国共关系在西安事变后开始重大调整的政治形势，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十年的斗争经验，尽快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张闻天作题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指出10年来的“伟大收获与成绩”的取得，“首先是我党同志的努力奋斗、自我牺牲的精神所造成的”，为“纪念在各线战线上英勇牺牲了的战士、我们的最忠实的同志、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他以“李大钊”为起始，宣读了整整60位烈士名单，夏明翰名列第九位（当然不应以此排名论定历史功绩）。

1945年初，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再次征集死难同志的材料，夏明翰的英名事迹又一次被人记起。中共七大闭幕大会作出《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会后举行中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等纪念活动。征求死难同志史料应是中共七大筹备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谢觉哉在1945年1月9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撰写的8人生平事迹：毛简青、柳直荀、夏明翰、夏尺冰、吴永康、李求实、李×珍、萧×升。他多以见证者的视角记述，详略不一。其中，对夏明翰牺牲情形有了新的介绍：“明翰同志被捕的先天，到我处，说：‘省委机关差不多都破坏了，我已搬到中央旅馆某号，有事可到旅馆找我。我每天在街上走，碰人！’他问我熊瑾玎同志、徐老同志住在哪里，我告诉了他，翌日我至瑾玎处等他，不见来，第二天我又去等，周酉林（“林”字为“村”字笔误——引者注）来说：‘今天杀了人，口号叫得很凶！’我心大惊，第三天看报：枪毙一批共产党员，头一句即明翰同志。——明翰同志说，中央旅馆有一茶役，原在我党开的旅馆里服务的，认得他，大概就是那家伙告密。过几天其妻兄郑伯翔来收尸，没有找着。明翰同志妻郑家均，有一女。”夏明翰被捕前后的历史细节得到全新的补充。不过，该篇文字知者甚少，仅是作为英烈生平资料提供给中共中央，并未真正意义地发表。

二、1953年谢觉哉撰文首次披露夏明翰《就义诗》

正是在伟大理想的指引与革命先烈牺牲精神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历尽艰难崎岖，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弘扬革命先烈事迹势在必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1952年推出的《湖南革命烈士传》是其时宣传系统的建树之一。该书为夏明翰在新中国的英名弘传作了客观上的有益铺垫。

编纂《湖南革命烈士传》是中共湖南省委下达的政治任务，旨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不过，该书问世延后了一年，其编纂的艰难程度在“后记”中有所揭示：“鉴于三十年来，湖南籍的和在湖南境内牺牲的革命烈士为数极其巨大”，编者确定了两个编选标准，“一是对中国革命有重大贡献，在党内担负过重要工作责任的先烈;二是在各地有重大影响的群众中的领袖人物”，且英烈事迹必须“具体确实，并富有教育意义”。通过组织发动，各地党委和有关方面上报材料120余件，但普遍存在“过于简略，内容不够具体生动”的缺点，而有些重要的革命事件和革命人物，却因为“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反革命的恐怖摧残和各种变乱，历年来革命史料极难保存，如今搜集更是不易”，只能付诸阙如。而史料汇集“还必须依靠大家特别是参加革命时间较长的同志们动手记述”，最终形成27位烈士的19篇材料。所收人物主要有：任弼时、蔡和森、邓中夏、左权、向警予、郭亮、黄公略、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方维夏、涂正坤、田波扬、潘心元、柳直荀，以及新民学会3名会员（张昆弟、罗学瓒、陈章甫）（以上各篇均为作者个人署名），后殿以贺尔康的日记文章与“编者辑”的湖南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任树德、仇寿松、朱友富、李耀荣、刘昌炎、刘东轩、刘安益、谢怀德）。所收人物通常是一人一篇，亦有数人合并于一篇的，还有一人数篇的，记述任弼时生平的就有2篇，仅此一例。所收文章有数篇出自同一作者的，共有两位作者：一为田晃，共撰2篇，一写田波扬，一写潘心元;另一为谢觉哉，共撰3篇，分别写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所记的这27位烈士中并无夏明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