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平衡：美国调处东江纵队北撤

【摘 要】1946年初，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遣第八执行小组到广东调处东江纵队等中共武装部队北撤问题，因国民党广东当局拒不执行停火令，不承认东江纵队合法地位，致使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的调处过程几经波折。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苦心周旋与马歇尔等美方代表的积极干预下，历经半年交涉与谈判，东江纵队终得以成功北撤。东江纵队成功北撤是在美国调处国共冲突的大背景下实现的，中共与美方代表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美国调处国共冲突的努力因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而最终失败，但东江纵队的胜利北撤却在中共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关键词】东江纵队北撤;三人委员会;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三人委员会代表团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2-0080-09

美国调处东江纵队北撤问题，始于1946年初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粤，止于6月30日东江纵队武装人员乘坐美军登陆舰北上山东烟台，历时半年之久。在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政治背景下，东江纵队北撤问题具有特殊性。停战令颁布后，广东是执行停战令受到顽固阻碍的全国少数地方之一，国民党广东当局拒不承认广东辖内的中共武装以排除停战令在广东生效，以“清剿土匪”为由掩饰内战阻挠“调处”，致使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的调处过程极为艰难，在经历多次争执甚至几经陷入僵局的谈判后，北撤问题方才得以成功解决，这在当时中国各地军事调处中都极为罕见。当前，学界关于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的研究较多关注东江纵队北撤军事战略意图及周恩来、叶剑英、方方、曾生等中共人物在北撤谈判中的作用，论及美方在东江纵队北撤谈判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较少，运用美国档案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未见有所发表。本文拟将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置于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冲突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利用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等进行研析，详细梳理与还原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的缘起及美国参与东江纵队北撤谈判的具体经过，力求再现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广东军事调处的复杂面相，并对美国调处东江纵队北撤问题作出相对客观评价。

一、东江纵队北撤之缘起与美国调处之肇始

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之间的矛盾开始升温。中国未来的道路选择、民主建国的方案以及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社会各界的翘首期盼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全国和平，中共重要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会谈，经过43天复杂尖锐的谈判斗争，最终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中，双方确认必须避免内战，实行和平民主建国方针。双十协定第九条规定：“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顿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谏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提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愿意在国民党政府“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等前提下，主动让出广东等8个解放区，将上述地区的武装部队逐步北撤，东江纵队作为广东地区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故在北撤之列。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主动让出广东等8个解放区，既是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和平，也符合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然而，双十协定并未带来国内的和平。国民党政府拒不履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边假意和谈一边积极抢占地盘，准备发动战争。双十协定签署第三日，蒋介石就向国民党的各个战区发出“剿匪密令”，要求“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接着，蒋介石又主持军事会议，妄图在半年内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于是，国民党部队纷纷出动，进攻各解放区，致使国内战争阴云密布。此时，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对蒋介石“剿匪密令”响应最为积极。双十协定签署仅10天，张发奎便在广州召开了“粤桂两省绥靖会议”，召集广东、广西两省的军政首脑，布置3个月内将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清剿”完毕的任务。12月12日，国民党调集新一军全部，五十四军两个师（第十八师、三十六师），六十四军一五九师一部，六十五军一五四师全部，六十三军一五三、一五二师一部等武装5万余人对广东东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迫使东江纵队退出路西地区。至1946年1月初，国民党又调集六十三军一五二、一五三师一部，六十五军一五四师全部等武装力量“围剿”路东地区，企图一举消灭东江纵队。在双方实力差距甚大与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进攻下，东江纵队生存日益困难，处境异常恶劣。

中国国内的局势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美、苏、英三国外长于1945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其中，美国尤其关切中国的动向。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希望国民政府继续统治下去，而又能让共产党等民主势力参与政府活动，以避免内战。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张中国各政治力量的代表召开全国会议，商讨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一周后，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在中国期间，马歇尔与国共双方及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马歇尔的斡旋下，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三项协议，根据协议第二条“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1月7日，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后改为张治中）组成“三人委员会”（又名“三人军事小组”），于当日举行首次会谈，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正式介入国共停战谈判，从此国共双方谈判转到三人委员会内进行。至1月10日，三人委员会共举行了6次会谈，就停战各项具体内容进行磋商，最终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关于停止国内冲突命令的了解事项》《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4个文件。同日，国共双方最高统帅向各自军队下达了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火命令，中共于1月10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规定：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为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和武装部队的整编，根据《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1945年12月初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三方代表分别为：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兼主席、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罗伯逊（Walter S. Robertson）。军调部执行处处长为白鲁德（Henry.Byroade）。军调部受三人委员会领导，“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1946年1月15日，军调部开始在北平办公，并成立由三方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小组主任由美国军官担任，各小组的任务是实地调查双方争端的真相，就地解决问题，制定地区性的协定使双方部队共同遵守，保证实现停战。执行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报军调部处理;军调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报三人委员会决议。其中，赴广东开展调处工作的是以国民党代表黄伟勤、中共代表方方、美国代表米勒为首的第八执行小组，主要负责调停国共双方在华南等地的冲突。派遣该小组赴广东由叶剑英提出，郑介民曾向蒋介石报告“中共方面提出向广东派遣执行小组”，蒋介石指示郑介民“以广东无战事为由反对派遣执行小组”，但由于美方罗伯逊支持派遣小组赴广东调处，并反复强调 “停战系全国停战”，郑介民迫于压力最终妥协。1月25日，第八执行小组一行6人（除国共美三方代表外，还有美方翻译冯辑秋、共产党秘书陈华、国民党上尉凌志名）由沪飞穗，此为美方直接介入东江纵队北撤事宜之始。

二、僵局中迎转机：促成三人委员会代表团赴粤

由于广东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极力阻挠，第八执行小组在广州的调处工作并不顺利。第八执行小组抵粤翌日，广东军事当局就发表言论称：“广东没有中共军队，只有些‘土匪’，对调执组来粤表示惊异。”直至2月初，第八执行小组仍未能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国民党军队对东江纵队的“围剿”仍在继续。在此期间，第八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方方致电北平军调部，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也多次致电中共中央，揭露“顽军背信向我进攻”“顽仍不承认广东我军”等事实并要求“取得合法地位”。对于广东军事调处的复杂形势，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密切关注，2月8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致备忘录，请马歇尔指示军调部协调广东局势并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9日，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电催罗伯逊“速用飞机由北平送共产党员三人至广东”，但被郑介民拒绝。郑介民不仅否认广东中共部队的存在，还要求军调部撤回第八执行小组。美方人员坚决反对，并戳穿郑介民的谎言，称“如政府以为该方面与共军无冲突或谓该方面仅零星土匪，何以阻止小组前往调查，可见政府已存心消灭该方面之共军”。无奈之下，郑介民只好电请蒋介石“能否允许执行小组前往大鹏湾”。12日，重庆美方人员又电饬第八执行小组米勒设法赴大鹏与东江纵队联络，亦被张发奎拒绝。15日，在周恩来的推动与马歇尔的施压下，蒋介石电令张发奎允许第八执行小组前往大鹏半岛调处。18日，第八执行小组从广州抵达大鹏半岛，但此时大鹏驻地的东江纵队早在第八执行小组出发前一周被国民党军队打散，第八执行小组的调处工作再度受阻。因始终无法联系上广东中共武装方面人员，第八执行小组只好向民主党派了解情况。3月5日，第八执行小组约谈民主大同盟南方总支部负责人李章达，李章达如实承认“曾生是中共的部队，希望八小组迅速调处广东区域内的冲突”。对此，张发奎继续狡称“李章达所述毫无事理足资佐证，对第八小组当不发生作用”，同时饬令黄伟勤驳斥李章达的证词。

鉴于张发奎顽固拒绝调处的态度与我行我素的破坏行为，远在北平军调部的叶剑英不得不电请周恩来协调三人委员会直接介入广东军事冲突的调处工作。3月9日，在周恩来的外交努力与马歇尔的支持下，三人委员会就承认东江纵队合法地位与路线转移问题进行首次会谈。会议达成以下初步意见：东江纵队从海上北撤烟台，人数2000～3000人;国民党政府同意指定一个登船港口，马歇尔当场承诺美方为北撤部队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并于当日致电盟军中国战区第二参谋长魏德迈，请求“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通过水运将东江纵队3000余人送到烟台，选取离广州不远的港口集中登陆，另外还要准备医疗检查等”。与此同时，第八执行小组也将在广州调处工作受阻的情况报告北平军调部。3月11日，北平军调部美方代表罗伯逊致电马歇尔陈述“第八执行小组在广州的困境”，并建议马歇尔“在启程前往美国之前，请三人委员会采取行动，打破僵局”。当日，马歇尔紧急回国述职，离华期间，国共美三方谈判工作仍在进行，马歇尔的调处工作暂由吉伦代理。3月15日，周恩来专此致吉伦备忘录，就广东中共武装撤退事宜提出四项具体意见：

1.要求广东国民党军队停止对广东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的袭击……

2.为曾生、林平、冯白驹等人提供安全地点，让第八执行小组通过他们与已被围捕和分散的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取得联系……

3.在上述人员与中共部队建立联系后，执行小组应派代表前往曾生、林平、冯白驹所在地，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分散四处的东江与琼崖纵队集结大鹏半岛，等待美国海军舰艇到来并撤离，撤离之前，广东军事当局需要保证为这些单位提供安全措施……撤退时，特此要求广东军事当局不发动任何军事袭击行动，不得以任何理由封锁食品购买、贸易、通讯、电报、邮政服务……

4.除了将要北撤的三千多人外，出于年龄和身体不适的原因，还有三千余人复员，广东军事当局为其安全提供全面保护，禁止任何借口的迫害……复员人员享有充分的居住和就业自由……

此份备忘录中所提意见基本考虑到广东中共武装部队北撤问题的各个方面，奠定了解决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的主基调。3月27日，张治中、周恩来、吉伦于重庆马歇尔官邸再次召开三人委员会会议，讨论广东地区及汉口北部中共军队的转移和复员等具体事宜。会上，周恩来将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具体措施提上议程。张治中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正确的调处程序应自下而上，即由第八执行小组将调查信息反馈军调部，军调部在不能解决困难的情况下再提交三人委员会讨论，北撤具体措施应交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讨论执行。”周恩来对此作出反驳：“因张发奎的阻挠与不承认广东中共武装的合法地位，广东小组的工作已遭到困难，更无法与中共武装自由接触……建议从重庆方面派一中共代表（笔者注：该中共代表为尹林平，当时对外公开的名字是林平，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东江纵队政治委员，为了破解僵局，在周恩来指示下，林平此时已经到达重庆）前往广州，会同第八执行小组与中共军队接触。”周恩来的立场得到美方的支持，吉伦称：“虽然张治中的解决办法很合理，具体调处工作应交执行小组负责，但是广东的情况是不寻常的……停火令适用于中国各地，包括广东地区，从已有情报中看来，张发奎将军并没有完全执行命令。”此外，吉伦还要求重庆政府直接指令张发奎明确承认广东中共军队的地位，并由美方上校柯夷陪同重庆方面派出的中共代表前往广东与张发奎面谈。因张治中认为此做法会危及北平军调部的威望，三人委员会经商议后决定向军调部发出指令，由三人委员会再派遣一代表团（即“三人委员会代表团”）前往广州协助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开展调处工作。3月28日，国共美三方最终选出国民党代表皮宗阚、美方代表柯夷及中共代表廖承志（林平陪同，并带随员2人）等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广州与张发奎谈判东江纵队北撤之具体措施。3月31日，代表团飞往广州，广东中共武装力量北撤问题迎来新的转机。

三、分歧中谋共识：协调东江纵队北撤最终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