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作者: 张神根 黄晓武【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三个重要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错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推动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积累的新鲜经验,促进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和进一步发展。这三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关键词】三个历史决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D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3-0005-12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021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形成的三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问题的第一个决议。它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革命的探索、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探索密不可分。
曾经有过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近代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搞革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别的国家也不能提供可以照抄的模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了严重挫折。从革命斗争的这种失误教训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这种认识是一步步得来的。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遇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第五次反“围剿”又遭到严重挫折,经过长征后,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两万多人。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解决了党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比过去更加艰巨、更加复杂。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各方人士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政策,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更是不断掀起反共高潮。中共党内犯过“左”倾错误的王明,此时则又犯了右倾错误,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给党的事业带来混乱和危害。中国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驳斥各种错误言论,争取更多支持。
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起来,深入阐明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有力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和挑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很早就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进入抗战时期后,他的这种认识更加强烈、更加紧迫。1938年,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进行理论学习、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他强调:“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不仅大声疾呼,更是率先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弄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缔造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团结全民族的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发展。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的上述著作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在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上,党内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39年、1940年之交,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不久之后的1940年3月,王明就把他自己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3版,并且在新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上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表明,王明还在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事实上,不仅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使部分地区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时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因而使党的事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王明的做法和主张同时还得到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事实表明,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已经势在必行。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和领导开展了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二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聚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强调的,“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从1943年9月开始,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一步深入到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阶段。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有关方面分别召开总结历史的座谈会。通过这些会议,使高级干部从切身实践经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1944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实际上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
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决议的时机成熟了。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长达11个月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主要内容和最重要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第一,决议旗帜鲜明地肯定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第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第二部分指出:“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第七部分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第二,决议总结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决议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对照着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决议在第四部分指出,在政治上,“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既是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军事上,“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在组织上,如毛泽东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思想上,“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