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

【关键词】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学术编辑；基本职责；“学术”本质

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较特殊的研究领域，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之路以及更为广泛的学科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历经多次转折，既取得了显著的学术化进步，又潜蕴着内在的结构性问题。但无论如何，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在此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若从一个长时段的学术史视野来看，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晰。比如，相较于作者和读者，学术期刊及其编辑需要更多地考量党史研究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及其关系问题：“一般性”代表着党史研究的基础学术性和普遍科学性（大致包括最为基础的历史学化取向以及更为广泛的多学科视域），可谓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生命线”（完全没有学术性或一般科学性程度不高的党史期刊则无法被称为“学术期刊”）；“特殊性”则承载着党史研究在政治、学理和功能等方面区别于其他领域或学科的身份识别系统①，可谓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稳定器”（完全不讲求党史研究的特殊性或特殊性本身的科学性程度不高的期刊，既无法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中立足，也无法被称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40多年来，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就是在探索与调适一般性和特殊性关系进程中实现自身的学术积累和文化转型，其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步的意义和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21世纪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随着学术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学术评价体系的主导性增强，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在推助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方面的贡献愈益凸显。当前，“中共党史党建”已升格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格局迎来一次重组再出发的良好机遇。在此情势下，学术编辑工作以及对于编辑工作的学术研究和反思调适，将为党史研究的深度学术化发挥独特显著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编辑群体理应付出更多艰苦努力，在不断坚守学术标准、提高组稿水平、扩大期刊影响的同时，注重编辑工作本身的学术研究、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将编辑工作提升为党史研究的特殊对象和内容，进一步培育学术自觉和主体意识，不断深化学术编辑工作实践和理论的科学性，进而逐步形成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学术编辑共同体”，推助“党史研究编辑学”论域的形塑，丰富和深化党史研究的基本范畴与学术体系。其中，关于学术编辑的职责与使命，无疑是编辑研究的一个“元问题”，直接关系学术编辑自身工作理念和风格的选择以及学术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安顿。笔者拟基于十余年来从事党史研究学术编辑工作的个体经验和自我理解，就此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编辑学议题，并努力观照一段时间以来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求教于编辑同行，共同推进“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

一

无论如何定义，“学术编辑”首先是“编辑”，主要工作是发掘优秀的学术作品，与作者（学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共进关系，消除学术作品中的硬伤错误（通常包括明显的文字错漏、史实错误、缺乏逻辑或逻辑混乱、结构设置不合理、政治立场偏颇等），等等。但作为修饰词和限定词的“学术”对于“学术编辑”而言，显然更具有根本的规制性意义。现代学术编辑身份认同与转换的一个基本标识在于他们不再是文字作品的简单“技术处理者”，而是对各种研究作品之“学术意义”的发现者、评判者、促进者和创造者。从单纯的“文字编辑”成长为有追求、有思想、有情怀的“学术编辑”——专门为“学术”和学术界服务的编辑，不经过有意识的艰苦磨砺，是不可能自然实现的。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本质上属于学术活动，无法脱离学术研究以及整个学术共同体而独自存在。“学术编辑”的职责和使命必须在这一意义上进行定位与阐论，“学术编辑”的身份认同也必须在这一意义上进行扬弃与重建。

之所以作出如此认识与强调，根本上取决于学术期刊及其编辑所承载的“学术”本质。无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如何变动，无论学术研究所处的文化语境如何迁衍，无论学术研究者自身的心态和品性如何起伏，“学术”的精神意涵及其本质是相对稳定的，“学术”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天然的超验性。笔者近年来在相关问题研究中，一直强调“创新求变”“追求真理”“回应时代”构成“学术”无可分割的三个重要维度。学术编辑需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研究风气中，学会坚定地维护、自觉地反思以及适时地调整编辑原则与职业操守，其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把握“学术”的根本精神。换言之，凡是符合“学术”根本精神的编辑原则和职业操守，就是应当坚守与发展的，反之则应作出改变。如何将自己的个性习气、研究喜好和组稿考量置放于“学术”的律则与精神之下，是学术编辑“以学术为志业”“以科学为志业”的使命所在。“学术”及其精神对于编辑而言是极高的“善”，必须透过对人性弱点和自我中心意识的克服与超越来不断追求。

从“学术”本质观之，“追求真理”“回应时代”的实现与发展又完全取决于“创新求变”，“创新求变”可谓学术研究的第一特质。学术期刊及其编辑身处学术生产和传播的第一线，对学术论文的“新意”更为渴求，毕竟“求新求变”乃现代学术期刊的终极生命线，选题、观点、方法和材料等要素是否具有创新性，乃评价学术期刊水平与价值的第一标准，这也早已是编辑学界的共识。同样，“向史而新”自然或必须成为所有历史学期刊及其编辑秉持的核心价值观。①而任何“创新求变”又必然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对于党史研究这样的历史学科而言，研究者越是熟悉掌握相关研究进展乃至整个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就越有可能发现以往党史研究的结构性裂隙，从而透过新的问题研究或理论建构达致学术前沿水平。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学术编辑工作，毕竟任何一本专业学术期刊的编辑一般都会面对超越单一问题研究语境而具有“学科性容量”的多元化来稿结构。如何在熟悉研究进展甚至掌握和体认一种学术传统和思想脉络的前提下完成有效审稿以及后续的组稿设计，直接决定着专业学术期刊的整体水准以及在“创新求变”维度上的独特性和先进性。就此而论，熟悉研究进展就不得不成为学术编辑最为优先的基础职责和使命。掌握研究进展的途径和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可靠的方法就是扎实地进行最新学术论文的索引和阅读。近十几年来，每隔两个月，笔者都会在200多种学术期刊中收集和整理业已发表的党史研究论文，并在保证基本泛览、泛读的前提下，甄选若干篇在选题、观点、视野或方法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论文，概括出基本论点或简略评述其学术创新价值。这项工作直接服务于“中共党史研究篇目索引”和“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等栏目，为笔者及时跟踪和密切关注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提供了基础资料来源，其中论点摘编工作还极大地提高了笔者的思想概括能力，可谓获益良多。当然，如何通过索引掌握全面的研究信息、判定有效的学术进展，每个编辑的认知则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典型的开放性问题，值得引起编辑学界的专题讨论。但无论如何，坚持进行论文索引以及相当数量的学术阅读，假以时日，必然会提升学术编辑的知识、思想和学术水准。

与此同时，就全面把握研究进展而言，学术编辑拥有天然优势。在目前的学术体量语境下，无论是专业学术期刊还是综合学术期刊，每年收到的稿件数量以及学术编辑的审稿数量都较为庞大，可以有效涵盖大部分研究选题和论文形态。稿源具有“学术大数据”的性质和价值，对于学术编辑而言乃一大“富矿”。也许一名研究者用一生的时间只研究一个问题、只写作某一类论文，但学术编辑一般都有机会通过自然来稿、专门约稿以及全面细致的审稿和编辑等流程，接触到更多研究主题、研究领域、研究形态和论文风格。通过对这些稿件的统览、审阅和整理，学术编辑可以从宏观上判别出一段时期以来特定学科的整体状况、选题结构、写作水平、研究进展、发展趋势和不足之处以及由此呈现的学术思潮和社会镜像。依此而论，严格意义上的“研究状况”“学术进展”应该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已经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二是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被学术期刊采用的大批量学术论文。其中，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只占千万论文生产数量中的很小一部分，且大多经过期刊编辑的斧凿和修饰，很难精确反映学术研究的缺憾以及学术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不足。通行的研究综述和学术述评等论文形态基本无法触及这些层面，故而无法真正解决困扰年轻研究者的很多现实问题。因此，仅仅依据业已发表的论文来评判研究进展尤其是党史研究的“实然”状态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善用学术期刊收到的大量来稿，获得对于学术发展脉动和学术思潮更迭的直接准确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编辑的日常审稿数量和质量。直言之，学术期刊收到的自然来稿，既是学术编辑的工作对象，又是编辑工作的研究对象。

正因如此，学术编辑可以较早感应到不同学术思潮的浮现和变迁，往往对特定研究形态和论文风格产生更快的边际效益递减之感，对学术界出新求新的冀望更为强烈，有时甚于学术界，这无疑是学术编辑的一大特殊优势。比如，基于地方档案史料的中共地域史研究逐步兴起后①，一度成为很多学术期刊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研究的重要载体，颇受编辑欢迎。但这一研究形态存在着天然的局限性，尤其是历史哲学基础不清晰，相关研究者也未及时对其展开理论反思和学术重建。随着时日推移，中共地域史论文出现了诸如堆砌史料、重复叙事、微观与宏观脱节、“问题意识”匮乏等一系列结构性弊端。根据工作笔记，笔者在日常审稿和编辑的过程中，对于此类文章不足之处的感受与日俱增，至少在2015年底就判断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学术边际效益显著降低，已经到了必须要加以反思的地步。

职是之故，学术编辑理应以不断改善和提高期刊的组稿水平与整体质量为圭臬，在审稿过程中对学术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等作出科学分析，及时清晰地反映和总结特定研究形态的某些天然缺陷。就上文所涉中共地域史研究而言，诸多自然来稿存在非常显著的普遍性问题，比如缺乏宏观历史观照的“就事论事”，孤立地研究地方性事件；从地方档案史料及其承载的地方性叙事中，并未开掘出新的历史发展逻辑，亦未提出新的更具冲击力的学术观点和思想理论；以个案研究的学术本质，轻易否定以往宏观叙事的基本框架和历史逻辑，亦即“以偏概全，”“以小搏大”；缺乏有效的学术对话，理论建构不足；等等。②就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而言，很多自然来稿存在着以下明显弊端：一是史料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多元性不足，对于中方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相对弱化，尤其对易见史料的忽视较为突出；二是对史料的选择性和批判性不足，堆砌史料的现象较为普遍，明显削弱了论文的“历史性”“历史感”；三是对历史的解释不足，理论性和思想性有所欠缺，尤其对外交事件的整体历史影响估判不足；等等。③显而易见，这些具有学术批评性质的审稿意见，既是学术编辑今后判断来稿质量、提出修改意见、提升组稿质量的基本理据，也是相关研究者修正研究思路、改善写作水平、提高学术水准的基本方向。当然，编辑提出的意见不一定正确，有时还非常偏颇、偏执甚至错讹，这就不仅需要学术编辑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评价能力，更需要学术编辑及其所属的编辑部与学术界展开充分沟通，及时向相关研究者反馈审稿和编稿过程中的困惑，共同探讨解决之道。设若如此，当会取得更为实际和积极的学术进展，更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近些年来，笔者参与举办的“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中共制度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百年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展望”“推动中共西北地区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历史学科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等一系列学术座谈会和工作坊，即为切实解决学术难题、共同推动学科建设的有益尝试。

二

循上所论，学术期刊的自然来稿是衡量党史研究现状以及学术进展的一大来源，特别是其中绝大部分无法通过审稿程序、无法正常发表的论文，更值得引起学术编辑的高度重视和切实利用。通过对此类文章在选题的科学性、学术史评析的建设性、史料收集与利用的多元性、叙述结构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学术写作的规范性等诸多方面的分析与解读，可以研判出绝大多数研究者在一段时期内的研究偏好和学术水平特别是值得改进的问题，而这些“绝大多数研究者”及其作品又在事实上关联和反映着整个学术界的基本生态，故而可以成为总体把握学术研究情态和未来改善路径的基础材料。比如，随着近年来各种报刊检索数据库的建设与上线，研究者快速查阅和利用报刊史料的途径得到极大拓展，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单一报刊史论文的批量生产和大量投稿。此类论文的基本写作思路就是依次叙述特定报刊或某一报刊特定问题的基本背景、所载材料的内容概要或结构分类、民众读完报刊就“迅疾”发挥了作用等等。但必须指出，这种基于单一史料来源以及由此引致的历史面相被极大简化了的研究形态，与基于单一地方档案史料的中共地域史研究一样，本质上都属于同质性的个案研究，很难在实质上推动党史研究的持久学术创新。它们所映照出的很多年轻研究者热衷于“快速写作”“套路生产”等思维，理应引起党史学界的警觉和反思。针对类似情况，学术编辑可以在审稿环节投入更多努力，通过对自然来稿存在问题和不足的总结与研析，主要从“什么才是好的历史学研究”的“理想”“应然”角度，仔细厘清和系统总结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负面清单”，至少提出一段时间内学术论文写作中“哪些情况是应该或最好避免的”，以此深刻反观并逐步建立起党史研究的写作规范和学术规范。在此过程中，学术编辑需要广泛地与学术界尤其是年轻研究者展开更多交流与沟通，不断验证这些“负面清单”对于改善学术写作的有效性，并据此调整审稿标准和组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