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到自觉：习仲勋群众观点的历史演进

【关键词】习仲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群众路线；历史演进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民群众①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共产党人制定一切纲领、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热爱人民，心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实践者和探索者，在76年革命生涯中逐步形成具有特点的群众观点，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习仲勋广泛调查研究，注重吸取民意，尤其是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不断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实现形式与路径。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特别是主政广东期间，他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所思所需，把中央决策和广东地方实践紧密结合，酝酿、提出、推动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为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打下坚实基础。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习仲勋心里始终装着广大群众，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关于习仲勋群众观点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的学者虽然从某一维度作了简要的论述，但系统论述其群众观点的研究较少。①本文以档案、口述史料、地方文献等为依据，对习仲勋群众观点的演进过程试图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以厘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其群众观点的主要内涵和实现路径，并以期以小见大，透视百余年来中共群众观的“变”与“不变”。

一、始终根植于劳动人民之中：习仲勋群众观点形成于革命斗争年代党局部执政的环境下

作为由农家后代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群众尤其对劳动人民，习仲勋怀有深厚的阶级情感。在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关中特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和西北局书记期间，随着革命任务和形势的变化，从深耕基层到主政一方，习仲勋把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朴素情感上升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同，不断践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这种实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观的组成部分。

（一）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1934年11月，习仲勋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开始了主政一方的探索。在就职讲话中他表示：要进一步壮大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峰。②由此，他的主要精力由军事工作转到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着重思考如何担负起组织领导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更好地保障游击战争胜利的重任。他经常走村串户，深入群众中，了解苏维埃政府政策法令贯彻执行情况。时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蔡子伟回忆：“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③习仲勋非常重视研究和解决苏维埃政府措施法令在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提出处理各种矛盾的政策策略。他组织制定的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各种社会政策等十大政策，对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指导农村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习仲勋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作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他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树立了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府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节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④

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认为，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自然追随共产党闹革命，就必须深入人民群众中，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解决问题，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习仲勋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关心人民群众生活，体察人民群众疾苦，满足人民群众需要。1934年6月，他带领游击队没收了华池县土豪胡克申的500余石粮食、100多头牛、2000多只羊、1000多块银圆，并将没收财物的大部分分给贫苦农民。他还一村一村地作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先后深入到二将川南梁堡、豹子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等地的贫苦农民中，扎根串联，热情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分粮食、牛羊和财产，提高了群众觉悟，激发了群众革命热情。并且，习仲勋还注意群众纪律，要求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群众留下纸条。①从1936年起，习仲勋两下关中，驻守中共中央驻地南大门。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来开展。但是，发展生产、保证军粮供应和解决好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同样是关键大事，这成为习仲勋思考的重大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支援长期抗战，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方针，实行“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本色，以其模范行为带动影响身边人员。由于条件限制，关中分区机关人员每人每天仅有三分钱伙食费，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地方。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给习仲勋任职关中分区特委书记的鉴定指出：“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②这份鉴定中还列举了若干习仲勋同人民群众拥有亲密关系的例子，并得出结论：“由于这一切，使得习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③这是对习仲勋赤诚帮助群众，从而得到群众爱戴、信任的真实记录。事实确是如此，这位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领导干部，始终把自己根植于劳动人民之中，以炽热的赤子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

（二）“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

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习仲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为群众服务。“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④，是习仲勋在绥德工作期间经常用来告诫自己、告诫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同志的一句话。

绥德地区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的政策试行地区之一，从1944年9月起许多县乡建立了统战性质的民主政权，习仲勋为民主政权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要求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时刻不要忘记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必须站稳群众立场。1944年秋，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他一语中的地指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这是旧司法的一套，这一套在我们这里吃不开。我们的司法工作的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过去检讨警备区司法工作，曾有个别司法人员硬搬《六法全书》①，侵害老百姓不少的利益，值得我们所有司法工作者大大地警惕。不当“官”和“老爷”。我们的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千百件事件整天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

（三）“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以后，在遴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人选时，毛泽东特意强调：“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底，习仲勋开始主持西北局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转变和考验。习仲勋加倍努力，尽快地缩短从担负局部领导责任到指导全局工作之间的距离，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这一时期，他关于群众立场和群众路线的认识不断丰富，开始形成系统性。

其一，鞭辟人里，深刻阐述群众路线不仅是理论且更是方法。1946年8月，在西北局系统召开的“各个组织部长们”会议期间，习仲勋在全面总结主政西北局的经验基础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从情感到立场再到方法，深刻阐述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极大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内涵。在他看来，群众观点，就是立场和方法问题。立场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方法是发动群众，经过群众方法、群众路线去搞我们的事情，就是当老百姓的勤务员。他着重批评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理论与实际、想法与行动脱节的现象，认为一些同志，往往事与愿违，虽然心肠是很好的，群众却不拥护他，因为他只有群众观点，而没有群众方法、群众路线。概括起来，习仲勋群众观点有双重含义：立场是指必须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为实现群众的需求而斗争；而且只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疾苦和需要，才能把群众的需要与党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这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然而，解决了立场问题只是第一步，还要有符合群众利益的工作方法，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达成目标。因此，方法则是指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群众在党的指导下能够围绕共同目标而斗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习仲勋讲的不是“大轰隆”式的工作方法，更不是任由群众自发运动的方法，而是符合群众利益、适合群众需要的工作方法。这两方面都要求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实际上，从多年的实践来看，立场和方法是一体两面，任何一面都不可偏废。习仲勋阐述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不仅是立场问题，同时也是方法问题的重要思想，不仅对纠正党内当时的不良的群众路线倾向，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

其二，实事求是，动态把握“贫雇农”“中农”的界定。在陕甘宁边区土改初期，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起来了，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1948年1月4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指出：当前土地改革存在的问题，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8%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①写完信后，习仲勋立即到边区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进一步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1月19日，针对边区土改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习仲勋列出解决方法。提出：边区中大部分都是中农，不是贫农，因此不能平分中农的土地；地主、富农，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该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贫雇农中存在着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他再次强调：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②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依据大量翔实可靠的事实，对各类材料、数据分析研究、归纳梳理。他不仅客观地反映土改运动真实情况，而且对从阶级成分划分群众立场，提出了富有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性的真知灼见。

其三，辩证地对待群众运动，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绥德分区事前虽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发动群众运动的策略和方式方法有明确决定，但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都存在过“左”问题。对此，习仲勋强调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在选择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