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国共合作：马林与中共三大史事探析

【摘 要】1921年至1923年，马林三次来华。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在中共创立及大革命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召开中共三大，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马林在华工作期间，共产国际、俄共（布）及其来华使者之间对中国政治问题各有不同的认识与主张。在中共三大的会前、会中和会后，他一一突破中共中央迁粤、中共发展方向、争取共产国际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促成“党内合作”、推动中共三大召开等难题，为达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扫清障碍，开拓道路。但是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与判断，也有片面性，存在若干失误与不足。

【关键词】马林；维经斯基；中共三大；“党内合作”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5-0061-13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而有深远影响的会议。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中共三大，对大会的召开及各项主要决议的形成和通过，有至深的关系。本文根据马林在华期间的工作报告、笔记、书信以及共产国际、俄共（布）有关人物的资料，就马林在中共三大前后的活动试作初步的梳理与剖析，以深化对于中共三大的研究。

一、马林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与主张

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20年秋，马林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赴俄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推荐马林担任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并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赴中国开展工作。1921年至1923年，马林三度来华。

第一次为1921年6月至1922年4月。马林是共产国际派赴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的使命是研究并联系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考察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办事处的可能性。马林于1921年4月离开欧洲，6月3日到达上海，参加了7月下旬至8月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由上海经汉口、长沙，于12月23日到达广西桂林，会见拟由广西出师北伐的孙中山。1922年1月23日，马林到广州等地作了为期10日的考察， 2月3日离开广州。马林第一次来华，对孙中山、国民党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形成并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认识与主张。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经荷兰阿姆斯特丹，于7月间返至莫斯科。

第二次为1922年8月至12月。马林返俄后于7月11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在华工作情况，重点介绍国民党的历史和现状，其中指出，中共党员应“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中共中央应“迁到广州”。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了马林提交的关于中国情况报告中的建议，于7月18日作出关于中共中央迁至广州的决定。共产国际东方部即日向中共中央发出命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南方的代表。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发给派驻中国南方代表（共产国际派驻南方代表为马林，笔者注）的指令中确认：“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这一指令是以马林报告为依据、由拉狄克起草的，在马林的叙述中称之为“八月策略”。此时，苏俄政府决定派越飞为特命驻华全权代表，以马林为其助手。7月24日，马林陪同越飞由俄启程，再次赴华，于8月间到达上海。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因陈炯明发动兵变而被迫离粤至沪（8月14日）。8月25日，马林以越飞代表的名义会见孙中山，推动孙中山改弦更张，改组国民党。8月28日至30日，马林推动中共召开西湖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促成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人加入国民党。是年12月23日，马林结束了第二次来华使命，返莫斯科汇报工作。

第三次为1923年2月至8月。马林第二次来华时，他对中国问题的主张在莫斯科上层受到了质疑与挑战：此前签署共产国际东方部1922年7月18日“指示”的维经斯基，起草共产国际执委会“八月策略”的拉狄克，从部分认同马林主张站到了反对的一边。1922年12月，共产国际四大通过拉狄克起草的、同马林的主张大相径庭的秘密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拉狄克决议）。马林再次返俄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的情况，“为继续执行八月策略辩护”。1923年1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建立由维经斯基、片山潜和马林组成的共产国际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马林为“第三名委员”，同时指定马林和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中共三大，并明确马林今后的工作“由东方部决定”。随后，马林于1923年1月31日到达北京。二七大罢工发生后，因北方时局变动，此前已迁至北京的中共中央机关于2月中下旬迁返上海，中共三大未能及早举行。4月底，马林从上海到达广州，中共中央机关也迁至广州。接着，在广州筹备并于6月间召开了中共三大。

马林先后三次来华，在中国居住了两年多时间，足迹及于上海、北京、桂林、广州、沈阳等地，与共产党、国民党的各种人士广泛接触，并会见过陈炯明、张作霖等人，“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大国（中国）混乱不堪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马林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认识与主张，概括起来为：第一，中共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国民运动；第二，莫斯科对华工作以援助孙中山为主；第三，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第四，中共中央迁至广州。马林第一次来华时，已基本形成了以上几点认识，在他与中共、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上层人物的交谈以及在他所发的报告、信函中，分别有所陈述，并努力将他的认识与主张，转变为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对华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资格老、经验丰富的革命者，马林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基于他的观察与思索，眼光独到，不但标新立异，亦删繁就简，被学界称为“斯内夫利特战略”。在共产国际、苏俄政府早期来华人士中，马林称得上是一位勤奋、有责任担当、有主见和有个性的人物。然而，马林的工作并不是顺风顺水的。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与主张，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层人物之间存在不同的认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拉狄克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布哈林之间，对马林主张的认同程度不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东方部副主任维经斯基，也不接受马林的主张。基本的态势是，布哈林同情、偏向于马林，而拉狄克、萨法罗夫、维经斯基是抵制和反对马林的。

第二，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观察、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1922年7月马林返俄时，据他的观察，莫斯科已形成了“两条路线”和“两个中心”，即“革命中心”和“苏俄利益中心”。总的看来，共产国际以支持中国革命为主，苏俄侧重于办外交，维护其本国的利益。在如何对待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三人的问题上，各有不同的评判和政策主张：共产国际从支持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愿望出发，主张以支持孙中山为主，反对吴佩孚；苏俄方面则认为张作霖勾结日本，将威胁和损害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因而主张依靠吴佩孚，促使吴、孙联合，反对张作霖。马林支持孙中山的主张能否实现，存在着若干变数。

第三，中共内部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做法，中共内部争议甚多。

马林的观察与主张，涉及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的关系、中国与苏俄的关系，在中国还涉及南北关系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影响大，牵动面广。马林因置身于论争的中心，招来许多反对之声。马林宣称，他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随风摇摆、知难而退。中共三大召开之前，马林两次往返于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陈述并捍卫他的主张，同反对他的主张的人展开辩论。为开拓通往既定目标的道路，马林作了不懈的努力。然而，马林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认识，虽眼光独到，却有主观与夸大的成分。既然如此，他受到质疑与挑战，将在所难免。马林此后要走的，是一条变化莫测之路。

二、马林对国共合作工程的撬动

马林第三次赴华时，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获得的支持，其实是不充分的。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马林缺席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拉狄克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简称“拉狄克决议”），要点是：其一，“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其二，中共的任务“不是通过一个军阀集团战胜其他军阀集团，而是靠下层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其三，中共“应该将自己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拉狄克决议”的核心在于将孙中山与中国各种军阀相提并论，要求中共摆脱孙中山和国民党，独立开展工人运动，在中国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拉狄克决议”与马林的主张大唱反调，表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存在着一条鲜明地反对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

马林第二次返俄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12月29日和1923年1月6日的会议上，同站在拉狄克一边的维经斯基等人，展开了争论，结果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了布哈林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简称“布哈林决议”），要点是：其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其二，国民党与中共合作是“必要的”；其三，中共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其四，中共“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布哈林决议”将共产国际对中共工作的指针，基本上拨回促成国共合作的方向。但“布哈林决议”未明确撤销“拉狄克决议”，实质上是和稀泥，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拉狄克决议”的妥协、折中、调和的精神。

1923年1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决定建立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时，马林被指定为“第三名委员”，排名在维经斯基、片山潜之后。“主席团认为，马林和维经斯基同志参加下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是适宜。”将马林、维经斯基这两位扞格不入的人物，一同派为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维经斯基走的是拉狄克路线，坚持“拉狄克决议”的观点。马林来华后，维经斯基到了远东海参崴，提出要“加强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局）的机构”，有意在海参崴构建“指导”中共工作的组织系统，并多次提出来华，要求参加中共三大。

马林第三次来华，尽管背景复杂，上层关系并未理顺，但是他对履行参加中共三大的使命，依然充满信心。综观1923年上半年马林在华的活动，可谓风尘仆仆，逆袭而行。围绕着中共三大需要解决的各种难题，他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地，在中共三大的会前、会中和会后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成为撬动国共合作巨大工程的杠杆。

第一，关于中共中央迁粤。鉴于广东是孙中山的基地，且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的地缘条件，马林第一次来华时，已提议中共中央迁往广东。1922年7月18日，根据马林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将中共中央迁往广州的命令。但因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离粤，共产国际的这一道命令未能执行。1923年春，马林来华不久，又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提中共中央迁粤之议。

马林的建议遭到此时驻海参崴的维经斯基的反对。维经斯基3月8日致信萨法罗夫说：“我觉得，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迁往广州的决定现在恰恰是不妥当的”，“因为搬迁是马林倡议的，早在去年他就打算把中央迁到广州”。3月9日，维经斯基致信马林：华北、华中“目前仍笼罩着罢工的气氛……，很难设想你如何从广州给予指导和安排联络”。3月24日，维经斯基又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我曾写信给您谈到我反对将中央迁往广州，正如我去年反对这一点一样，现在也反对在广州召开党代会。”维经斯基之所以反对中共中央迁粤，是他坚持拉狄克路线所致。他明确说：“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的信赖性。……中央委员会不应在广州孙逸仙的鼻子底下，而至少应在上海的某个地方。”

1923年春，中国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是二七大罢工失败，北方工人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二是孙中山引滇、桂军入粤，驱逐了陈炯明的势力，于2月21日回到了广州，随之重建大元帅府。马林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马林致信布哈林：广州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可以合法存在的唯一城市，可以在那里举行会议”。后来，马林在与伊罗生谈话时说道：“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在马林不遗余力坚持下，中共中央遂于4月底从上海迁至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