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策賦能、制度創新， 推動跨區綠色金融發展

許文立

◇澳門城市大學金融學院助理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澳門經濟民生智庫研究員

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載體，琴澳深合區在綠色金融領域展現出獨特的後發優勢。依託中央政策支持與“粵澳共商共建共享”的創新機制，這片橫跨珠澳兩地的合作區正逐步構建起聯通國際綠色資本與國內綠色項目的戰略通道。澳門作為國際化自由港，其金融體系轉型成本較低的特點，為深合區突破傳統金融格局、打造綠色金融樞紐提供了制度彈性。橫琴豐富的生態資源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腹地，則為綠色債券、碳金融等產品提供了真實的應用場景，形成“綠水青山”與“金融活水”的良性互動。

琴澳發展綠色金融的

優勢和挑戰

深合區的區位優勢賦予了其獨特的戰略價值。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澳門的國際化金融平臺與內地龐大的市場相結合，使合作區能夠對接內地的綠色項目需求，並連接國際綠色資本。同時，區域內已有的綠色金融實踐為這一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儘管澳門的傳統金融發展不如香港和新加坡成熟，但這也意味著澳門在從傳統金融業向綠色金融轉型的過程中面臨的成本與風險較低。此外，這也是澳門與橫琴共同致力於發展以綠色金融為核心的現代金融業的一個優勢。

具體來說，第一，制度優勢。合作區實行“粵澳共商共建共享”的新體制，在政策設計、市場接軌、項目落地上更靈活，有利於率先開展綠色金融的先行先試。第二，區位和平臺優勢。橫琴緊鄰澳門，背靠粵港澳大灣區，能利用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地緣優勢，吸引國際綠色資本和ESG投資者，也能服務內地綠色項目融資需求，形成“雙向互動”。第三，項目潛力大。橫琴本身生態資源豐富，是“綠水青山”的代表，發展綠色產業和綠色建築項目具備良好的落地空間，可以為綠色債券、碳金融等提供“真實的底層資產”。

目前，區內已開展的綠色金融實踐為後續創新奠定了初步基礎，然而，該領域整體上仍處於起步階段。澳門金融市場體量較小，市場動能不足，加之兩地監管規則銜接複雜，這些因素共同增加了轉型的挑戰。具體而言，存在以下幾個問題：綠色金融認定標準不統一，導致澳門與內地在綠色項目分類和評估口徑上不一致，易造成資訊不對稱、信用錯配;綠色金融產品種類有限，市場深度不足;缺乏專業人才，特別是那些既懂金融又懂環保及跨境規則的人才短缺;綠色資訊披露和第三方認證機制尚需完善，這在國際投資者看來是一個風險點。

破解這些難題需要系統的制度創新。國際經驗顯示，標準體系的建設是綠色金融發展的根基。合作區可借鑒國內外經驗，參考歐盟綠色標準完善規則，學習國內綠色金融試驗區的經驗，推出綠色貸款和碳交易等創新產品。同時，發揮澳門對外聯繫的優勢，吸引國際資本投入綠色項目。例如——學習歐盟綠色分類目錄（EU Taxonomy）的體系化思路，構建琴澳統一的綠色金融標準；借鑒深圳、湖州等內地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的做法，推動綠色信貸、綠色基金和碳排放權交易的發展。澳門還可以依託“一帶一路”節點優勢，打造離岸綠色金融平臺，對接東盟“一帶一路”綠色項目。

人才培育是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鑒於當前複合型人才短缺的問題，構建多層次的培養體系至關重要。首先，通過粵澳高校合作開設綠色金融碩士博士課程（如澳門城市大學金融學院已啟動相關課程），通過建立政府引-企業-高校共建的綠色金融研究平台，培養既懂環境科學又精通金融工程的複合型人才。其次，鼓勵本地金融機構建立實訓基地，以強化實務操作能力。同時，實施“綠色金融雙語人才計劃”，提升與國際規則對接的水準。此外，制定專項人才政策，吸引北京、上海等先行區的高端人才，以形成知識溢出效應，進一步推動行業發展。

深合區的綠色金融發展，核心在於制度創新與市場培育的相互促進。通過構建包括標準制定、產品開發、人才培養在內的三位一體發展框架，我們不僅能夠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綠色轉型提供強大的金融支持，還能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推動跨境金融合作的實踐探索。

構建利益共用機制、

制度對接平臺

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版圖中，橫琴與澳門的協同發展始終是制度創新的試驗田。隨著《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的推進，兩地正通過機制重構突破行政壁壘，但在利益分配、要素流通、金融協同等層面仍需深化探索。

當中涉及的核心，在於構建一個可持續的利益共享機制，確保澳門與珠海雙方均能從合作中獲益。一是建立“利益共享機制”。通過實施稅收分享、財政轉移支付等措施，如將橫琴產生的部分稅收按比例回饋給澳門，用於支持其教育、科技、金融等關鍵領域的發展；或將特定項目收益按投資比例由澳門享有分紅，體現“一國兩制”下共同發展的初心。二是打造“制度對接平臺”。目前兩地在通關、稅收、法律等方面仍有較大差異。可考慮設立“琴澳制度沙盒”，在其中先行先試統一規則，如對澳門企業實施“澳人澳稅”、簡化報關流程、試點自由帳戶體系和資金流動等，為澳門企業在內地投資興業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

儘管，當前兩地已實現“分線管理”通關創新等舉措，但跨境手續仍有進一步簡化的空間。可進一步推行“一站式”電子海關，提高物流效率；放寬跨境投融資限制，讓澳門資金更順暢地投資區內項目，吸引更多國際資本。例如：優化分線管理制度，實現“貨暢其流、人便其行”；引入智能海關系統，實現電子通關“秒級辦理”；放寬澳門居民購房、開公司、繳社保等限制；鼓勵內地資金合法有序投資澳門企業，澳門也可利用離岸中心優勢吸引外資來合作區落地。

金融創新是琴澳協同發展的另一大引擎。其一，完善跨境人民幣服務體系。通過推動跨境人民幣結算等舉措，讓資金流動更便利、降低匯兌風險；利用數字人民幣和移動支付，實現跨境支付無縫銜接。其二，創新特色金融產品。開發跨境保險、理財等金融產品，為兩地企業和居民提供完善服務，促進經濟融合發展。其三，開展跨境人民幣融資、綠色債券發行，讓澳門金融機構在橫琴落地項目；推動數字人民幣跨境試點，簡化支付流程；探索“琴澳跨境金融監管沙盒”，先行測試金融新產品、新服務；鼓勵琴澳兩地保險公司合作開發旅遊保險、養老保險、健康險等跨境產品，滿足居民多元需求。金融創新是“潤滑劑”，能讓兩地的經濟血液流得更順暢、合作更高效。

琴澳協同發展的深遠意義在於，它是對“一國兩制”治理能力的一次重要創新，旨在構建一個集利益共享、要素流通、金融協同於一體的綜合體系。通過構建利益共用的“動力系統”、要素流通的“高速路網”、金融協同的“能量中樞”，兩地正探索形成跨境區域合作的新範式。這種創新不僅關乎琴澳自身發展，更為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型開放提供實踐藍本，其經驗將深度影響國家參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制定的戰略佈局。

政策機制人才同步發力，

實現琴澳高質量融合

琴澳一體化的長遠目標，是建設“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型開放高地，不只是經濟融合，更是制度、民生、文化層面的全面融合。換句話說，不僅要“通物流”“通資金”，更要“通制度”“通人心”。這在國際上也有部分可借鑒案例，比如：新加坡-柔佛-廖內三角合作區（SIJORI）強調資源互補和跨境合作；歐盟邊境自由貿易區強調制度融合和政策協調；深港合作是我國的“前實驗”。但琴澳的特殊性在於“一國兩制”背景下的跨法域協同，需要更高水準的治理創新。因此，琴澳一體化發展的長遠目標是將橫琴與澳門打造成高度融合、產業多元、經濟繁榮、生活便利的區域，成為“一國兩制”下合作發展的典範。國際上雖無完全類似先例，但琴澳可參考歐洲跨境合作區和深港合作經驗，探索自身模式。

要實現琴澳區域的高質量融合，前瞻性基礎設施規劃是首要支撐。基礎設施上要提前佈局交通網絡和智慧城市，打造一小時生活圈，並建設綠色低碳市政設施，為長遠發展打好基礎。更具體的措施有：打造一體化交通系統，包括輕軌對接、快速通道、低空運輸、智慧交通；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跨境數據中心、綠色能源網路、數字政務平臺；在民生基礎設施領域，統一水電氣標準、網路、教育、醫療等基礎服務供給，將實質性推進“琴澳生活圈”的成型。

社會民生融合是檢驗協同發展成效的關鍵尺規。社會民生領域要共建共享優質服務，使兩地居民在共享發展中獲得實實在在的獲得感。推進“澳門新街坊”等項目，便利澳門居民在橫琴生活；提升橫琴教育、醫療和環境品質，讓兩地居民都有歸屬感。民生領域是“感受一體化”的核心。要讓澳門居民願意來橫琴生活、就業，要做到：教育上兩地學位互認、跨區就讀便利；醫療上推動澳門醫保在橫琴試點使用；社保上探索琴澳互通機制；住房上提供澳門居民專屬房源和優惠政策。

面向未來，需在政策、機制、人才上同步發力：給予合作區更大政策支持，完善聯合管理，提高決策效率，培養引進懂兩地規則的人才。具體來說，政策支持方面，需要：授權合作區更多經濟管理權限；建議設立“琴澳民生創新中心”或“融合示範社區”，向外界展示一體化帶來的真實獲得感。推出“琴澳一體化專項資金”支持重點領域試點；在高端服務、人才落戶、科研合作等方面給予差異化政策傾斜。在機制上，建立常態化的雙邊協調機制，強化法律、金融、監管的協同治理，避免“九龍治水”。最後，人才是核心推動力。建議：鼓勵高校和科研機構“合編合聘”；吸引港澳及國際專業人士“拎包入駐”；建立“琴澳雙向實習”“人才交流年”機制，打通人力資源的雙向流動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