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风吹过南屏

一

黎明从黑夜中渐渐浮出来，带来轻柔的晨风和夜露的清凉气息，还有收割过后的稻秆散发出来的淡淡稻香。不用看，我就知道此刻还笼罩在黑暗中的这条水泥路两边有大片的稻田，辽阔、平展。本来南屏的后头，也就是村庄的后边也有这样一片辽阔稻田的，那片稻田将南屏和县城隔开了。就是那片稻田，将南屏判为农村，南屏人成了农村人。村里人一代又一代望着这片稻田兴叹，要不南屏人也该是城市人了。八十年代，我们渐渐长大并开始上学。寒假时，整个村庄   狗都嫌弃的十来岁孩子便在南屏后头那片收割过后的稻田寻找乐趣。那时候秋收已过，粮食稳妥归仓，收割过后的稻田也放干了田水，开始晒田，也晒收割过后的稻秆，年后春回，一把火烧掉干透的稻秆，灰烬便成为极好的沤田肥料。而在烧掉稻秆之前，南屏之后这片稻田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在这里挖泥鳅，领着狗子搜寻老鼠，垒窖子窖红薯。那段时间，南屏人家只要有十来岁的孩子，家里留着当种子备用的红薯、芋头、玉米，甚至腊猪头肉、猪脚这样的大货，便频频失踪，大人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给小孩偷去给窖了。一顿打是免不了的，毕竟那时候还不富裕，针头线脑破扫帚都是家中珍宝。挨揍时照例痛哭流涕，也发誓不会再偷了，三五日屁股的疼痛消后，家里东西该少的免不了还是会少。这样痛并快乐的事情，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延续到六年级。太小的孩子体会不到，大孩子也不愿带这些动不动就哭鼻子流鼻涕的小毛孩玩，上了初中的又看不起我们这些还在玩泥巴的半大孩子，于是这片天地就成为我们的天下了。当然，身后还跟着一帮挂鼻涕的小毛孩。除了以上的快乐，还有一件顶重要的乐事。我们在田野上杀声震天，把田野边上的城里孩子给引诱出来了，他们排成一排，站在田埂上张着嘴巴充满不屑又羡慕地看我们。城里的孩子体面，基本上是白袜子配回力牌球鞋，上身是一套运动服。运动衣有拉链有领子那种，那时候的运动服还没有连帽子的款式。我们像一群野蛮的泥猴狼狈而又神气地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那身日常穿戴非常眼馋。这种穿戴一般只有到大年初一父母才允许我们穿，顶多初二去外婆家再穿一天，初三立马被迫脱下，洗干净垫箱底，等开学才能穿上。也不知道谁先动手，又为什么动手，双方开始混战起来，武器是泥巴块，我们快速地弯腰，十指猛烈插进还柔软湿润的稻田里挖泥块，然后朝那帮县城仔掷过去。他们的身后通常会有一些菜地，那是城里人见缝插针开辟出来的。菜地里的泥块可不好挖，挖泥块也不是他们的强项，很快，县城仔那身体面穿戴被我们的泥块砸得肮脏不堪。他们回家免不了也要挨一顿打，但他们也玩得忘乎所以，完全顾不上想带这身泥巴回家的后果。其实大家都是孩子，天性里的顽劣是一样的。这样的“跨界之战”每年寒假都会发生好几次，县城仔屡战屡败也乐此不疲。暑假要忙“双抢”，抢收割，收割过后紧接着犁田耙地抢插秧，稻田根本腾不出空来给我们撒野。

到了二十一世纪，县城扩建，南屏之后那片稻田被政府征用，修路，起楼房，一栋又一栋高楼渐渐逼近南屏，最终只留下一条马路，成为南屏与县城的分水岭，南屏人与城市人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仅一条马路之隔，彼此鸡犬相闻。也就是从我们这一代起，南屏人纷纷洗干净腿上的泥巴，抛下田地，跨过那条分水岭，进城务工，买房，结婚生子。我们的后代每年回农村扫墓时，南屏村的土话已经说得磕磕巴巴的了，急了就飙普通话，带着南屏口音的普通话。他们也穿白袜子，但回力牌球鞋换成了阿迪达斯。运动服没有拉链和领子了，而是连帽子的套头衫……南屏村的房屋建筑样式，永远停留在我们父辈那一代了，我们这一代之后，再也没有心思像我们的父辈侍弄土地建造家园，我们与南屏越行越远，而老一辈一个接一个回归永恒的泥土之下，南屏的人气也渐渐稀落了。当然，只是稀落，每一栋上了岁数的屋子里，总有个把也上了岁数的老人，带着一条狗子留守生命的最后时光。那些在外头阔过一阵子，而后又败落得身无分文的人也会重新回到南屏，看破红尘般重新耕耘田地。各色人生，世间百态，不用行走多远，在一个南屏村就演绎得足够淋漓尽致。

南屏的后头以前除一片稻田，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周边长几丛庞大的竹子，往往是二三十棵竹子长在一起，挤挤挨挨簇拥着。有人试图砍下一棵，想破开劈成插豆角的架子。竹子在根部是砍断了，但全家老小全上去扯，怎么也无法把竹子从那簇庞大的竹丛上扯下来。它们身上长出来的枝条相互缠绕着，像成百上千根细钢丝条相互紧紧缠绕，如何能扯得下来？只好作罢。那根被砍断根的竹子便这样硬生生地在它的兄弟姐妹怀里渐渐枯黄死掉。

那口池塘是属于村集体的，早先福禄家承包下来种荷花养鱼，但逢夏季暴雨频仍时，池塘屡次决口，养的鱼全部跑掉了，连鱼苗种的钱都收不回。后来鱼不养了，荷花也不怎么照管，渐渐地也就长没了。假如说寒假时我们的乐趣是在南屏后那片稻田，暑假我们的欢乐战场则移到这口池塘里。靠近池塘的这部分南屏人家，午后放回来的牛就赶到池塘里泡水。暑假，那是酷暑天，牛当然得泡在水里，当然，还有我们这群顽劣之徒。我们随牛入水，牛在水里，我们在牛身上，池塘之上飞着成片的蜻蜓，金褐色的透明翅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们有时停在牛角上，也有落在我们头上的。后来在小学课本里学到宋朝杨万里的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大约这些都是早先池塘里有荷花时立于荷花之尖的蜻蜓吧，如今是没有荷花了，它们也不肯离去，忽然发现池塘里又有了东西，便又扑来了。农村的孩子，对于蚯蚓青蛙泥鳅小虾小鱼毛毛虫无毒的草蛇之类的，早见怪不怪，倒也和蜻蜓相安无事，它们爱停哪里就停哪里吧。有时候我们趴在牛背上模模糊糊睡过去，它们便落在我们裸露的背上，落脚之时，毛茸茸的腿给我们带来一阵轻微的小瘙痒，轻扰了我们模糊的睡意，人一激灵，便像一袋土豆那样“咚”的一声从牛背上跌入池塘里。呛几口水是难免的，挣扎着爬到牛背上，人早已呛得红头涨脸。冬天时，因为要晒田，便不再从江里抽水灌输水渠，水渠干涸了，这口池塘便成为附近菜地的救命水，村妇们纷纷来池塘挑水淋菜，倒也养出一大片金黄灿烂的油菜，红灯笼般的西红柿，把狗子辣得流泪的指天椒……这口池塘，给我们南屏人带来太多的乐趣和好处，当然也时不时发生一些悲伤事情。隔三年五载的，总有个把小孩莫名溺死在池塘里，而那孩子，分明就是泡在池塘里长大的，如若在平时，除非他本人被绑住了手脚扔进池塘里，不然哪能淹死得了他。于是便有各种关于鬼神的说法，说这池塘有一位冥界的守护者，南屏人不知感恩，受了池塘这么多好处，却从没有一炷香供着。于是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早早晚晚的，那些家里有娃的母亲们便捧一炷香火和一条红布条来到池塘边，香火插在池塘堤岸上，红布条绑在池塘边的竹子上。久而久之，这几丛竹子便挂满了红布条，微风吹动，红布条飘扬纷纷，看着真能让人从心里滋生几分敬意兼恐惧。那几丛竹子，因此也有了几分神性，再也没人敢在它们身上动刀子了。后来这片土地被征用，池塘连同几丛具有神性的竹子被夷为平地，也不知道那位来自冥界的守护者迁往何方。南屏人眼睁睁看着城市一日一日逼近他们，内心充满渴望与恐惧，成为城里人是南屏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如何在城市生存下去，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信心。南屏人世代繁衍生存在南屏，根子早已深深插在这片土地上，即便如今的年轻人纷纷跨越分水岭进城，一旦到大年三十，到三月初三扫墓时节，谁不是将城里的家门一锁就挈妇将雏心急火燎奔赴南屏，唯恐怠慢他们的祖先，他们的血脉之根。

我家例外，我家没有祖先埋在南屏的土地上，所以无论我漂到哪里，南屏永远成不了我的牵挂。这成了八十七岁的奶奶的哀愁与心病。我爷爷据说年轻时读书颇厉害，后来当上了果菜公司的会计，将他们的家从一个叫玉安的山区农村搬到现在的南屏。爷爷一家三兄弟，当年穷得一条棉裤在冬天三兄弟轮着穿。他读书有些天分，但家贫，凑不出钱给他交书本费。奶奶的父亲有眼光，这位祖祖便找爷爷的父亲商量，他可以凑钱给小青年读书，条件是得娶他的女儿，我的奶奶。那年代没有计划生育，奶奶的母亲生下一对女儿后，便不再有孕育之事。半将半就将女儿养大，没怎么花心思，当然，比养儿子省钱得多，女儿还勤快，吃得又不多，奶奶家便有了些家底。两个老人蹲在烟熏火燎的火塘边一合计，便谋定了一桩婚事，结成亲家。爷爷是要上门当女婿的，奶奶是大女儿，往后她的家她得当，她的双亲她得给养老送终。爷爷的父亲倒也没计较让儿子上门，应该也还有些得意吧，等于少娶一房媳妇，少置办一份家业，这可是省大力气了。反正儿子多，少一个多一个待在身边，真不那么在意的。爷爷果然没辜负老丈人，初中毕业后去读了一年财经学校，回来后顺利分配进县里的果菜公司，成为一名端国家饭碗的干部。婚事当然也顺利完成了，业立家成，人生算圆满。当然，天底下没有哪一个家庭永远一帆风顺的，据说我奶奶上吊过两次，但都被及时发现救了下来。后来听我妈说是因为爷爷在外头“闹”了点事情。男人的事情，无非就是拨弄家外的花花草草，老掉牙的故事。至于他是怎么得以把家从遍地石头的山区里搬迁出来的，说法很多，我也打探过，但他总是含糊应付，不了了之。他们把家从山区里搬迁出来时，一对女儿已经长大（很不幸，爷爷和奶奶一辈子也是一对女儿，他们原本还有一个儿子，但在三岁时夭折了），我妈妈十五岁，我姑姑十三岁（因为爷爷是上门，所以母亲的妹妹我本该喊姨的，变成了姑姑），我们这一家，我爷爷奶奶，我妈妈和我姑姑都不是真正的南屏人。悲伤的是，我妈妈也得招婿上门，而我爸爸，又是从山区上门到南屏的，我们这一家实际上除了我，都不是真正的南屏人。当然，倘若要从根脉上溯源，我也不是南屏人，只能算是生、长在南屏。因此直到此时，此时此刻，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埋在南屏这片土地上。当然，我爷爷、我父亲都已不在了。他们以极为令人遗憾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南屏。我爷爷在六十三时（彼时他退休已经三年），忽然说梦见已故的母亲，那年三月初三便让我父亲用摩托车载他回山区老家，给埋葬在那里的双亲扫墓（之前他的老家隐匿在重重高山里，与外界的联系是一条总有爬不完的山、下不完的坡的羊肠小道，后来搞“村村通”大会战，愣是从大石山里炸出一条可以通农用车的碎石路）。爷爷当天拜完他的父母，说累，先回到他大哥家歇着了，余下的已故祖先坟墓让后辈们去扫。待大家回到家里，他倒在火塘边早已气息全无。他大哥的儿子便做主将爷爷葬在老家了，爷爷以这种平静的方式回归故里。我父亲则更令人心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农村人南下打工，带着发大财的梦纷纷奔赴广东。我父亲也是其中一员，到了那边进建筑工地当泥瓦匠，头几年每年过年还回来，也带回来一些钱，当然要比在家种地好得多。但四年之后，人和钱都不见回来了，音讯全无。那时候不像现在连街头的乞丐兜里都有手机，人一出门，家里人和他本人基本上就断绝联系了。关于父亲失踪的说法，南屏人有好几种，有说是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死掉了，像一只无人问津的猫狗老鼠一样死掉。有说在某个不为人知地方成家立业了，因为他不喜欢入赘的身份。总之就是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一直到现在，我父亲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然，我奶奶和我妈早就当他死了。就这样，我们家至今没有一个人埋葬在南屏这片土地上。从这一层上来讲，南屏至今不是我们的南屏，我们也不是南屏的人，虽然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流过汗水以及太多的泪水。

这一点，让我奶奶日夜忧伤，她八十七岁了，老是为自己还不是真正的南屏人而寝食难安。我毕业后，在需要坐大半个夜晚的动车才能回到南屏的地方当一名中学教师。每年有寒暑假，漫长的假期让我百无聊赖，但我不回家，不肯回家。想一想吧，三个孤寡的女人，三代人，每天同吃同睡，每个人都从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不幸与孤独。快乐与幸福分享了，快乐与幸福就会增大。不幸与孤独一样，叠加在一起也会变成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庞大与沉重。因此我拒绝回家。我每个月给她们打点钱，外加两次电话。先和我奶奶说，再和我妈说。她们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家里的鸡鸭不听话，地租又降了，她们浑身疼，脑门疼，肩膀疼，胸口疼，后背疼，手脚疼、牙疼。开始时我会紧张，连忙坐晚上十二点的动车回来。到家一看，她们连个咳嗽都没有。后来我学乖了，在电话里仔细倾听她们的声音，声音依然中气十足的话，就算她们把自己说得快要断气，我也无动于衷。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她们从来不过问我的婚事，这一点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在县城下动车后，我搭早班的公交车到了南屏公路边，走上那条连接南屏的水泥路。以前这是条泥巴路，一下雨，泥巴能没到脚踝。后来镇政府答应给一笔款子，但只够做半截，需要村里集资完成剩下的半截。南屏人很快一呼百应，集资款出来了，政府的款还没到。村主任很精明，也不去催政府，而是先拿村里的集资款项开工铺了半边路。没错，是半边路，一条路铺了半边水泥，另一边裸露着泥土。来往的车辆（很可能也包括县领导的车辆）路过都看见这条“阴阳路”，实在难看。这条“阴阳路”晒不到十天，政府的款项便痛快下来了，村主任于是又笑眯眯招呼村民开工。近十年来，由于南屏的年轻人纷纷离开南屏外出闯荡，劳动力严重缺乏，很多土地没人耕种，山区里的山民便出来租种我们的土地，按亩数给租金。以往种一季水稻，别时种西红柿和西葫芦，那帮山里人狠挣好多年。近两三年来受疫情影响，地里的产物价格一年年往下掉，有时候连本都收不回，山民们要求降租地费用，也真降了。不降人家就不种，丢荒了一分租金都收不到。

我在淡淡的黎明之光中朝村里走去，很快就到了那座桥。桥下是一条四米左右宽度的水利渠，桥身微拱，形成一道缓慢的弧。这座桥离公路边百余米，越过桥，再经过一片同样辽阔的稻田，到达一棵巨大的大叶榕下，才算到了南屏村。那座桥在黎明中浮现出来，还有桥头两边石礅上的两个人影。左边那个瘦，右边那个也瘦，但左边比右边的矮小。我知道是她们，我奶和我妈。她们以这样的方式等待我回归南屏已经不是一两回了。有时候碰上下雨，当然不是那种瓢泼大雨，而是那种无声润万物的小雨，她们每人脑袋上就顶一只硕大的竹斗笠，分开坐在那两个石礅上。奶奶照例在左边，我妈在右边，在朦胧的黎明之光中，像从桥头长出来的两朵大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