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志

爱好会相互感染，尤其好朋友之间，爱好像根无形的绳子会把人捆绑在一起。回顾我和魏征三十年的交往，在爱好上他对我的感染显而易见。我从小害怕小虫子，连讨人喜爱的花大姐飞落身上都会打个冷战，但魏征是个昆虫迷，对各种小虫子都喜爱不已，受他影响，我也逐渐不再排斥昆虫，甚至从小虫子身上悟出了许多大道理。

两头犟驴难成兄弟，好朋友在性格上、追求上互补一些关系会更好处，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那样，虽然出发点不同，格局不一样，但因为两者有互补性，他们仍然可以结伴远行。我和魏征的关系总体上符合这个道理，我俩一文一武、一张一弛，用同事宋姐的话说：“你俩前世一定有事儿。”魏征听了不出声，我性子急，问为什么。宋姐说：“没听说吗，今生的朋友缘都是前世欠下的债。”我笑着问魏征：“我俩前世谁欠谁的呢？”魏征说：“我俩都欠小虫子的。”

其实我和魏征性格上是两个极端，比如我喜欢开玩笑，魏征却木讷谨言；我对领导的吩咐言听计从，魏征却喜欢一探究竟。我俩成为好友的基础是我对魏征的敬佩，我一直觉得在我们这茬儿耍笔杆子的人里面魏征最有水平，隔三岔五就在省报上露脸冒泡，他的文章读起来解渴、深刻，我熬多少个通宵也写不出来。令人唏嘘的是，本该前程一片光明的魏征却仕途不顺，对于他来说好运气就像老鼠，总是从脚前脚后溜过去。我们同期进政研室的四个年轻人，其他三人在职务晋升上像高粱拔节一样往上蹿，唯有魏征还在原地踏步，只混上了一个助理调研员。我这个人咸吃萝卜淡操心，有时自觉不自觉地替魏征发愁，干部任职有年龄杠杠，已近知天命年纪的魏征在仕途上蜡烛头不高了。

当年我们同批考入市委政研室的有四人，小范、小马、魏征和我，我和魏征被分配到综合处负责文稿起草工作，小范去了秘书处，小马进了法规处。我们在7月21日同一天报到。小范是女性，一张满月似的脸总是笑盈盈的，她在秘书处主要负责领导日程安排。小范有演讲天赋，进入政研室当年，就在市直机关工委举办的国庆演讲大赛中荣获了银奖。小马是个极机灵的小伙子，喜欢夸赞别人，哪怕是保洁的大姐，也经常被他夸赞得面红耳赤。法规处是负责政策法规咨询的，小马态度好，无论谁去咨询他都笑脸相迎，很快就混了个好人缘。我身无长处，样样通、样样松，好在运气不错，以第四名的身份也考了进来。四人当中数魏征最有水平，申论满分，笔试、面试双料第一，担任面试主考官的是党校一位颇有学究气质的副校长，面试结束后他感慨说：“小魏这样的人才应该到党校来，在政研室有点屈才了。”报到那天，我们四人在会议室等待政研室胡主任训话，胡主任因为临时有公务要处理，先让我们在会议室候着。我这个人不甘寂寞，悄悄问坐在身旁的魏征：“你咋起这样一个名字？这名字会让人想到李世民。”他小声回复我道：“名字是我妈起的，她也不知道为啥起这个名字。”我说：“我叫李民，可惜中间少了个世字。”他说：“这不影响我们成为朋友。”这次简短交流拉近了我俩距离，后来我们真就成了好友。魏征在起草材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我不喜欢长篇大论的文字材料，有时被领导下达的题目愁得抓耳挠腮，魏征就悄悄为我代笔。他写材料既快又好，成稿后领导一个字不改，在大会上从头念到尾。魏征头发稀疏、眼睛大而亮，鼻头上有米粒大小一颗褐色的痣，他习惯性动作是捏自己的右耳垂。魏征喝水的玻璃杯很小，比宋姐的水杯还矮一截儿，我问他为什么不换个大一点的杯子，他说杯子小就会常起身倒水，避免坐得过久，写材料的人怕久坐，久坐会坐出血栓来。我觉得有道理，受他感染也换了小号的保温杯。我俩的关系能够加深与他妈妈有关。参加工作不久，我大学的导师七十寿诞，弟子们都想送个礼物，导师看重的是精神礼物，事先对弟子们有交代：贫者不以货财为礼，你们都不是大款，谁要是提着贵重礼物来给我祝寿，别说我不给你们开门。我一时没了主意，找魏征商量买个什么礼物好。魏征说请我妈画张画吧。我听说魏妈妈退休前是市群众艺术馆美术辅导员，以擅长画蔬菜闻名，她笔下的白菜萝卜葱姜蒜，仿佛水洗过一样鲜嫩，脆生生让人喜欢不已。魏妈妈每张蔬菜画都会画上一只昆虫，有大肚蝈蝈、长臂螳螂，还有色彩鲜艳的瓢虫和长着两根长长触角的蚂蚱等等。魏妈妈给我画了一幅四尺水粉画，画面上两只鲜汁欲滴的寿桃，一只活灵活现的斑透翅蝉。我将画裱好送给导师，满头白发的导师甚是喜欢，将画挂在书房最显赫的书桌正前方。导师说北方天寒，冬天看到这幅画就好像听到了蝉鸣，蝉鸣是夏天的呼唤。事后我要给魏妈妈润笔费，魏征坚决不肯，说不能让庸俗腐蚀友谊，魏征是真心拿我当朋友。

受妈妈影响，魏征从小就对昆虫感兴趣，喜欢琢磨各种昆虫，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虫子他都能说出个一二。有次单位组织去神农架考察，在昆虫标本馆，魏征觉得解说员讲解有误，便自告奋勇拿过话筒当起了解说。他的讲解专业而通俗，不乏风趣幽默，让大家惊讶不已，其他游客也被吸引了过来，将他围成一团。馆里有个操一口粤语的厚嘴唇中年人几次向他竖拇指，参观结束时厚嘴唇过来问了他的职业，要了联系方式，厚嘴唇自称迟哥，因为讲粤语，魏征和我都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他的厚嘴唇总让我联想到香肠。告别时厚嘴唇有句话我俩都听清了：“真系个人才嘞！”

魏征是政研室拿大活儿的人，主笔了许多重要文稿，在市直机关小有名气。政研室把大材料叫“大活儿”，比如说市主要领导讲话、主要会议的工作报告、主要媒体的领导署名文章，这都属于大活儿。一般来说，拿大活儿的人在领导心目中分量不一样，能吃点小灶很正常，但魏征没有因为拿大活儿受益，他笔下一行行文字是永远爬不完的台阶，成了我们四人中的落伍者。好在魏征对职务这件事能看得开，不发牢骚，也不做猜测，包括我俩在一起时的话题也与工作无关，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昆虫。我提拔到政府部门工作后，有时魏征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那里坐坐。我知道在市直机关他没人可以谈小虫子，关于小虫子的心得无人分享，在一个分享的时代，无人分享是一种难熬的寂寞和孤独。

回忆我和魏征的交往，几个重要节点都与小虫子有关，从二十四岁入职到而立之年，到四十不惑，一直到现在，如果说这段经历是一部人生乐章的话，那么有八种小虫子便是这乐章的休止符。

一、萤火虫

那是夏天的某个早晨，我早早来到单位，我知道昨夜魏征在单位值班，就想叫他一起去食堂。政研室虽然福利少，但为了写材料互不干扰，综合处的每个办公室都用夹壁一分为二隔成了小房间，一人一间，虽然只有九平方米，但对于办公紧张的市直机关来说，这已经够奢侈了。市委是座百年红砖老楼，呈凹字形，政研室处于二楼拐角。老楼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窗子细高，打起仗来易守难攻。办公室窗子本来就不大，中间一隔，房间就显得阴郁晦暗，大白天也要开着白炽灯。每个房间都配置一个布艺三人沙发，加班太晚回不去时可以将就一宿。我和魏征的办公室隔着宋姐的207室，魏征在208，我在206。宋姐是机关老人，原来是打字员，转干后留在综合处负责内勤。宋姐房间没要沙发，窗子也大一些，窗台上养了大大小小七八盆花。她很敬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上班，把房间打扫得纤尘不染。我去敲魏征门的时候，宋姐探出头来小声说：“小魏昨晚可能加班太晚，办公室一点动静也没有，估计还在休息。”我看看手表，都七点了还休息个啥？

敲门后里面应了一声，推门进去，发现屋内关着灯，窗帘拉得密不透风，一个黑魆魆的身影伏在办公室桌前，桌上有一个黄莹莹的小亮点。我吓了一跳，问他：“你在干吗？”

魏征招手叫我过去，指着桌上那个小亮点说：“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俯身看了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看样子萤火虫已经死了，仰在一张A4打印纸上一动不动。我说：“不就是一只萤火虫吗，干吗搞得神秘兮兮的。”

魏征说：“你仔细看看，能看出点门道儿来不？”

我弯腰观察了一番，说实话，我没看出什么出奇的地方，便摇摇头道：“没看出啥门道儿，就是一只普通的萤火虫而已。”

魏征说：“这的确是一只萤火虫，它死了，却还在发光。”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萤火虫当然要发光了。”我觉得魏征有些大惊小怪，不发光还能叫萤火虫吗？

“问题是它死了，发光是它生命的标志，生命结束了光依然在，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没想过，萤火虫的光确实应该由活体发出，死后还能发光有点不合常理。不得不说魏征对昆虫的观察视角非同一般，总能深入我知识的盲区。“是死后余光吧，或者叫回光返照。”我这样说有点心虚，自己都感到有胡扯的意味。

魏征坐下来，然后侧耳靠近萤火虫，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道：“我好像听到了它的呼吸，它还活着，没有死，光就是它的叫声，有声音说明它还活着。”

“光属于视觉，叫声属于听觉，两者是两码事吧。”我怀疑他刚才的话。

“也许萤火虫的世界与我们不在一个维度，它们的视觉和听觉是通感的。”魏征说，“萤火虫不会叫，彼此之间通过发光交流。”

我伸出食指轻轻触碰了一下萤火虫，它一动不动，除了第六、七腹节发光外，再无任何生命迹象。“它确实死了，”我说，“不知是雄虫还是雌虫。”

“这是一只雄虫，我是在它飞翔时捉到的，雌虫一般是静卧某处，而且只有一个腹节发光。”

“劳碌者雄性居多，看来和人类相似。”我开了一句玩笑。

“不能这么说，雄虫和雌虫使命不同，大部分雌性萤火虫是不能飞的，它的使命就是繁衍后代，在产卵后一两天内就会死去。”

魏征把那张A4打印纸折叠起来，这张洁白的纸便成了萤火虫的裹尸布，有微弱的黄光从纸里透出来，弱弱的几乎不易察觉。魏征起身拉开窗帘，阳光从窄缝般的窗子照进来，纸包上微光不见了，日照覆盖了它。

“知道我的想法吗？”魏征问。

“你在怜悯这只萤火虫。”我几乎未加思索就说，“作为一个昆虫迷，你不仅对这只萤火虫，对所有小虫子你都心存怜悯。”我这是一句真话，因为我太了解魏征了，他对昆虫有明显的泛情倾向。我读过一本介绍弘一法师的书，觉得魏征身上颇有点弘一法师的气质，悲天悯虫，与众不同。

“我要感谢这只萤火虫给我的启示，它让我知道了现阶段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魏征眸子外凸，仿佛要从视网膜中挣脱出来一样。他接着说：“昨晚在院里散步，看到桑树林里有许多萤火虫，过去我没有注意它们，我值班的时候很少出去散步，昨天总觉得心里有只磕头虫在作揖，就索性放下笔下楼散步，结果注意到了这些萤火虫。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就在身边，问题是我们缺少发现。我站在树林边看着萤火虫，忽然就想到了车胤，对了，车胤你知道吧？就是用萤火虫照明读书的那个东晋名士。”

我点了点头。这个故事我并不陌生，有个成语叫“囊萤夜读”，是说晋人车胤买不起灯油，用白绢做成袋子，装上些萤火虫照明读书。

“我想，萤火虫对于车胤来说仅仅是照明读书吗？它一定还有励志作用。”

“励志？”我随口问了一句。

“想想看，车胤读书间隙看着一只只发光的萤火虫，很可能会产生联想，人是不是也要像萤火虫这样自带光芒。”

车胤是否这样想今人不会知晓，车胤的人生结局并不好，因为他为官刚正不阿，得罪了权贵，后来被逼自裁。从史书上看，车胤确实算得上是自带光芒的人。

“点滴萤火，却照出人生境界。”魏征双手按着桌面，身体微微前倾，双颊泛红，语速缓慢却中气十足地说，“你我辞却青春之时，能留点微光就值了。”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竟然在思考一个团委书记应该思考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青春之问：当韶华不再、青春渐远，一个人到底能留下点什么？

我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什么光可发呢？”

“你我难道还不如一只昆虫？”

我摇摇头，“我们面对的世界要比萤火虫复杂。”

“现象复杂道理不复杂。”魏征回答很干脆，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不管怎么说，写材料很难留下什么，这个你不是不明白。”我有点悲观，在政研室写材料完全是工作需要，不像作家创作可以署名。政研室工作就不同了，成稿是讨论后的集体智慧，谁职务高就署谁的名字，没有职务高的就署单位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