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苹果树上

一

还有三十分钟，我就要上台表演，芭蕾独舞，《天鹅湖》的一小段。今天也是我的十四岁生日，晚上我们全家要出去吃饭，我爸，我妈，还有我姥姥，她刚从老家搬来与我们同住。

我坐在后台的一把椅子上，椅子凉凉的，周围都是忙碌的人，给其他演员化妆，或者走来走去，搬一些东西。这里天花板高得看不见，隐没在一片黑暗中，黑暗深处垂下一些摇摇晃晃的灯。这是一所很旧的剧院，给人的感觉是又高又窄，像一口深井。当然它不是井，它是一个活跃的演出场所，但是气质如井。这意思谁懂啊？谁也不懂。我跟我最好的朋友说，她只是说，你又发神经了。

没人懂的感觉也像浮在一口深井里，月亮的影子映在我身边。我把这个比喻画下来，画在课本的边缘，看起来像一个神秘的符号，或者咒语，或者别的什么，久而久之，它的意义不重要了，它变成了一个专属于我的图像，一口深井的竖剖面图、一枚涂成黑色的月球和一个向上仰望的人头。

我妈曾经想培养我画画。将来当个画家，她说。她这个人一说起话就没个边儿。画家，舞蹈家，音乐家，科学家，她总是大惊小怪，掘宝似的试图在我身上发掘天赋，我没有任何天赋，我比她早知道，也没有任何叫得上名字的兴趣。发呆算吗？

芭蕾舞是我妈妈要我坚持练习的。你总得坚持一件事，她说，别问有什么意义，要问这个问题，追究到底，那么大家都要去死。在她看来，吃苦就有意义，流汗一定能换来点什么，只是我还太小，一时半会儿无法领会。然而她活了四十来岁，也没有搞明白每一件事的意义。我去问姥姥，她对着电脑打麻将，一张张牌翻过来，她脸上跳动着光。姥姥不会说出什么大道理，她有点糊涂了。就因为这样，我倒乐意跟她待在一块儿。

其实我并不讨厌芭蕾，我只是有点迷茫，转圈，转圈，转圈，转圈，到底是为了什么？老师的肩膀和脖子像是用尺子比着画出来的，近两年皱纹爬上了她的眼角，但是她还是一样美。我妈妈希望我将来可以跟老师一样美。一样美，然后呢，一样老，一样生病，一样死掉，跟所有人一样，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把这些话跟我妈妈讲，她会忧虑地看着我，怀疑教育出了问题。她这个人是任何事情都喜欢追根究底，找出个原因来，这样使她觉得安全。但是我知道，天生就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天赋？我知道人做出来的大部分事情都没有意义，哪怕给它们一百年的时间，它们依旧没意义，像半埋在土里的旧瓷碗那样暗淡无光。

快轮到我上场了，听得见报幕的声音，字正腔圆，很不自然。我不喜欢这种拖长了声音的说话方式，我喜欢平平淡淡的语调，像平常说话一样，“下一个节目是……”响起一阵歌声，前面领唱的就是刚才的报幕员，一会儿我也要自己报幕，像幼儿园的毕业演出一样，告诉大家自己是谁，要表演什么，孩子们走上临时搭起的舞台，脸上的表情好像马上要做错事了，预先检讨一下。连续两年，我都跑去看我家楼下幼儿园的毕业表演，在操场上举行，家长们坐在下面，我站在铁栅栏外面。十几岁的时候回想童年，童年是最遥远的，等到了我妈妈的年纪，她说起小时候的事情像昨天一样。

我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穿着白裙子，仔细看白裙子有点泛灰，不怎么洁白了，早知道排练的时候不要穿它。有那么一刻，后台忽然安静，特别安静，安静得像一个晴天的下午。我曾经在作文里写这么一句话，被老师画下波浪线，但是整篇作文得了低分。语文老师今天没来，谢天谢地。如果我把这次演出的经历写进课堂作文，她就看不出来我在胡编乱造。

合唱到了尾声，有一句骤然高亢起来，然后急转直下，又清又轻，这一段他们练了很久。我的朋友方婷本来也在里面，天天放了学去排练，我听她抱怨了一个多月。今天她没上台，借口发烧，但是我知道她没事，她溜到外面等着我，一间我们常去的甜品店，高脚杯装的烧仙草上面浇满炼乳，两把小铜勺。大概几个月之前，我们来这里吃完东西，走出门，肩并肩，手心忽然一凉，一把勺子塞进我手心，方婷手里晃着另外一把。我说要送回去，这是偷东西。她说，要送你去送。

最终我也没有把勺子送回去，而是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公德心啊，还知道扔东西要进垃圾桶，方婷整整一周没有理我。奇怪的是，在她不理我、我一个人独来独往的那一个星期，我觉得很轻松，我知道她一定会再来找我，因此尽情享受着这种轻松。时间倒数，我的倒数和方婷的倒数不谋而合，归零的那一天，她隔着两张课桌，向我丢来一块金纸包着的巧克力，是她妈妈给她买的。方婷跟着奶奶生活，跟她妈妈只有周末见面。对着阳光细看，金纸上有隐晦的花纹。

她没有再拿过甜品店的勺子。

有时候，非常偶然地，我觉得方婷想说些真正的心里话，有时候我也想说，但是我们刚开了头就尴尬地停下来，忍不住抬头望天，好像怕老天爷会偷听到。我们把彼此视为世界的一部分，既想探索又想逃避，在别人看来，我们好得像同一个影子，但是，我也不知道但是之后还有什么，但是总归有另外一句话等着我们。

这不是今天要回答的问题。今天，我要上台了。再过五分钟，两分钟，一分钟，现在。

一只小天鹅，踏着四只小天鹅的音乐。我妈妈答应我，今天演出结束，我就不用再上课了。跳完这一次，我就可以告别芭蕾，妈妈满意，老师满意，我自己满意，皆大欢喜，一个句号。

底下黑黝黝的。所有人失去了脸庞，音乐一遍遍刮过他们的脸，刮掉了五官和肤色，像很多年后偶然看到的一幅油画，一群五官模糊的人，齐刷刷向上举起双手，那个时刻，这个时刻，连通起来，也许这就是我妈妈所说的“意义”，它使我觉得生活没有白过。

同学和老师们给我掌声，那掌声带着鼓励的意味，因为我摔了一跤，但是我的反应非常快，继续跳下去了，最后我轻快地下场。到后台就哭了出来，幸好没人来安慰我，世界真是充满了善意和理解。路过的人都刻意离我远一些，绕着我走，让我哭完。

我就这样告别了芭蕾和美丽的徐老师，她专程来看了我的表演，说我很棒。她总是夸奖我，也夸奖别的学生，非常好，非常棒，棒极了，好听的话在她那里通货膨胀。练习室里充满了轻盈的彩色泡泡，裹着我们的笑声一起徐徐上升，升到缥缈的、看不见的高处去。我念小学的时候，每年她都办暑期托管班，把学生都召到她家里去，她在郊区有一所带院子的别墅，院子里有充气泳池，五六个小女孩在那里住一周，像个夏令营。老师的爱人给我们做饭，一楼的客厅被辟为教室，四面装了镜子。每天吵吵嚷嚷，像个热闹的鸟笼。那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成为徐老师那样的老师，教小孩跳舞一定很赚钱，至少比我爸爸开玩具店赚得多，他的玩具连锁店最多有过三家，后来只剩下一家。

当我不太懂事的时候，我以为全世界所有的玩具店都是一家，我爸爸是开玩具店的，于是我可以进所有的玩具店拿东西。这被我妈妈当成笑话说了好几年。

当然更大的笑话就是我爸爸的生意经。他总说自己是运气差，但是我妈妈认为他运气一点不差，甚至以他的能力而言，运气算是好得不得了。

他总是很晚回家，早上他坚持要开车送我上学，为了每天能相处十几分钟，我知道他尽力了，无法再抱怨。但是，总有一个但是，我们依然不可避免地越来越疏远，他的玩具店对我来说，已经太幼稚了，但是每年我过生日，他总会送一样店里的商品作为礼物，他以为我会喜欢，我觉得他是为了省事。

去年，我对他说：“爸爸，现在的女孩都不玩芭比了。”

“你怎么知道？”

“方婷说的。”

“你小时候不是喜欢这些？”

“我不小了。”

这些漂亮的布娃娃在我房间的柜子里，占了一个衣柜的方格，站着，倒着，竖着，横着，是我爸爸的爱，也是他卖不出去的库存。我送过一个给方婷的，第二天方婷说，她对布娃娃没有兴趣，跟我一样。我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原来现在的女孩子都不喜欢芭比了。

那时候我们上五年级，以为身边即世界，现在也是，只不过现在我的“身边”更宽阔了一些，仍然是个玻璃缸。我在一个外国电影里遇见了这个绝妙的比喻，世界像个玻璃缸，我们能活下来，是因为还没有一个坏人有足够的力气将它捧起来摔碎。

也许就有那么一个人，也许那个人就是我呢。

十四岁的我，想象不出怎么样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能想到的只是毁坏。毁坏是很有美感的，像电影里的暴力场景，有个词叫“暴力美学”，其实我说不太清楚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我喜欢词与词之间的矛盾感，“暴力美学”，我在英语课本的边缘写下来，“恐怖美学”，我接着写，“肮脏美学”“仇恨美学”“血腥美学”。我的生活里没有这些，我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家庭生活，但是在我爸爸、我妈妈和我姥姥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写下这些字，再把它们一一涂掉，涂改液一团团的凝白，我喜欢那股淡淡的油漆味道。为了使用涂改液，我肆无忌惮地乱画乱写，一笔画过整本书的书页。

为了重建美好，所以先要尽情地去毁坏，这是我从电影中的反派那里学来的，比起硬邦邦的正面人物，反派的花样更多，更迷人，而且，他们更愿意讲道理，讲得还很好听，像方婷一样。

方婷说：“你知道一杯烧仙草的成本是多少吗？不到两块钱，收我们二十块，你知道一把不锈钢勺子在批发市场多少钱？几毛钱。怎么能算偷呢？我们给的钱够买好几把勺子。”

方婷总是显得很有道理。她成绩好，老师都喜欢她，她应该是对的。有时候，我觉得她比我父母更令我信服。他们总是对我讲那些我早已知道的东西，而方婷总是给我新鲜的认识。跟她在一起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她总在探索看不见的边界。

我只会说，不能偷人家勺子吧，她却能讲出一番道理，我从来没想到过的。她经常说，你要换个角度看。后来过了很久，我明白了，换个角度看，就是从她的角度看。她显得那么自信，好像看透了世间万物的伪饰，别人都说一，她定要翻过来说二，她与众不同，与我也不同。她一开口，仿佛所有人都是她的背景。

“但是，只有你能理解我。”她说。然后我们从小学时的普通玩伴，变成了青春期最好的朋友。她打电话给我，让我到甜品店去找她，还有朵朵和付成。朵朵是隔壁班的另一个女生，付成好像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他们在玩一个男女朋友的游戏，一种对成年人的模仿，我不知道。我想他们之间的相处的套路是跟电视剧里学的，而电视剧又是一种拙劣的模仿。方婷说：“电视剧里的演员模仿人们谈恋爱的样子，他们又去模仿那些演员，一个圆环。”她用手在空中比画，“世界就是一个圆环套着另外一个圆环，你学我，我学他，他学你，然后，假的就变成了真的。”她打了一个响指，像施了魔法，或者灵光一闪，瞬间想通一切。方婷从来没有困惑。

付成和朵朵是不是在恋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们都表现得像成年人一样，不问。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脸上的妆还没卸掉，他们三个都没有去看学校的演出，借口生病，就可以闲逛一个下午。

“摔了一跤，有什么好哭的。”方婷说。

“我的老师坐在下面。”我说，“她坚持要来，她得癌症了，在化疗。我没跳好真对不起她。”

“可真俗啊。”方婷轻轻地说。我的背包里装着舞裙和舞鞋，忽然变得沉甸甸的。

我们走进了糖水店，一个四人座，我把背包放在地上。付成点了一杯冰可乐，三个女生都要烧仙草。方婷带来一个小蛋糕，见面的时候她就提着一个纸盒，我装作没看见。她把盒子上的缎带解开，盒子打开，将蛋糕从里面抽出来，白奶油四周缀着草莓，中间写着：“生日快乐！芭蕾女神！”

天哪，女神，哪怕只有几分钟。付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把蜡烛一一点上，十四根。去年的今天，我爸和我妈为了玩具店的事情大吵一架，忘记了我的生日，事后他们都补送了礼物给我——那不是为了我，是为他们自己感觉好一点，方婷分析得对极了。

方婷擅长分析人物，看透人们的伪装，即使是她没见过的人。因为人都差不多，她说，人性都一样。我没想过她的洞察从何而来，好像她已经过了十几辈子，几十辈子，俯视过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她那种笃定和自信，对我来说像玻璃橱窗里的漂亮商品，可望而不可即，贴上去一阵冰凉。

蜡烛吹灭了，服务员赠送了一份酸奶水果，看来老板不记得偷勺子的事情了，或许压根没发现。分完蛋糕，我拿出手机看了时间，这个时候我应该到家了，然后和家人一起去订好座位的餐厅吃饭。正常，完美，温馨，但是我不想。

我不想当道具，我自己才是表演者。在舞台上，我对着黑漆漆的观众席，自己给自己报幕：“表演者董露，小名米豆。”家里人和幼儿园老师这么叫我，还有从小认识的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学校里我们只用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