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弃妇诗研究综述

《诗经》作为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与高峰，收录了横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作品，同时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早期历史镜像，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其中的弃妇形象便极具现实性、代表性与艺术性。弃妇原指婚后不受丈夫宠爱而被逐出家门的女性，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卑微低下和命运结局的悲苦不幸，成为此类作品的创作因由和书写材料，同时也奠定了弃妇诗的悲郁情调。目前，学界对《诗经》弃妇诗的研究主要围绕篇目判别与分类、弃妇人物形象分析、被困之因与题材流变展开探赜索隐，尽管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呈现出内容重复与不平衡的特点。

一、《诗经》弃妇诗的篇目判别及其分类

学界普遍认为《诗经》中疑有弃妇诗十一篇：《召南·江有汜》《邶风·柏舟》《邶风·日月》《邶风·终风》《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古有蒱》《郑风·遵大路》《小雅·我行其野》《小雅·谷风》和《小雅·白华》。尚永亮先生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可以确定的弃妇之作，如《邶风·日月》《邶风·终风》等；二是因研究考据不尽符合已婚或离开夫家两个基本条件，甚至所写并非弃妇事件，故而不宜列入弃妇诗之列的作品，如《郑风·遵大路》等；三是“是非得失未易决”（尚永亮《〈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的多义之作，如《邶风·柏舟》。此后，尚氏又从我国古代文化形态出发，对《诗经》中的弃妇诗与逐臣诗的关系展开深入考察，夫妻、父子、君臣关系中的权力关系高度形似，异体同构，故而弃妇诗的解读与阐发也呈现出多义性。

尚永亮先生所著的《〈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是学界对《诗经》弃妇诗进行研究分类的孤篇之作，其论述清晰严谨，同时对这十一首诗歌进行了文本细读与考究，在该研究领域地位卓然。尚永亮先生从古今大家对《诗经》弃妇诗的评论和分类厘定出发，同时辅以表格的形式呈现，清晰明了。

二、《诗经》中的弃妇形象分类

《诗经》中的十一篇弃妇诗呈现出不同的弃妇形象。任娟、贺梅梅《〈诗经〉中弃妇的人格风貌初探》、闫晓妮《论〈诗经〉中的弃妇形象》、李千慧《析〈诗经〉中的弃妇形象及其产生原因》、鲜小霞《论〈诗经〉中的“弃妇诗”》，以及陈文月的硕士论文《〈诗经〉弃妇诗研究》中都对《诗经》中的弃妇形象进行了归纳分类。

以弃妇对待爱情的性格态度为划分标准，任娟、贺梅梅将《诗经》中的弃妇划分为三类：勇敢决绝、睿智刚强型，痴恋多情、性善心软型，忧声嗟叹、悲哀自悼型。但其中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存在着交叉涵盖的问题。闫晓妮将其分为四类：贤良勤勉、含辛茹苦型，悲伤哀怨、孤凄愤恨型，无限留恋、难以决裂型，以己为鉴、不屈果决型。闫氏存在的问题与任、贺相似，第三类和第四类或可合并为一类。鲜小霞将其分为两类：刚强睿智型和善良软弱型。陈文月则将其划分为三类：勤俭持家、温婉善良型，哀怨自伤、恋恋不舍型，刚烈愤慨、勇敢决绝型。笔者更倾向于李千慧的分类，简明准确，她将其划分为决绝型、哀怨型、矛盾型、无能型。其实，上述诸位学者的分类都可以放置于李氏的分类系统里。

《诗经》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萌蘖集作，其人物形象塑造本身具有多维阐释空间。作品既呈现了个体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独特生存状态，也暗含着性格的复杂层次，因此单纯以弃妇对爱情的态度作为划分人物形象的标准，实则遮蔽了文学形象的整体性特质。

三、弃妇被困之因探究

学者们依托当时的文化背景，主要从经济因素、媵制婚姻、礼法制度、社会风气、人性弱点和女性意识缺乏这六方面考察分析弃妇的背弃因由，所有分析并未超出此范畴。

其中，王颖与马进宝的论述与剖析最为完备深刻。王颖在《谈〈诗经〉中的弃妇诗》中指出：“生产力发展是弃妇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媵制婚姻是弃妇诗产生的直接原因。”“阶级社会的出现是弃妇诗产生的主要原因。”“社会风气的日渐衰退是弃妇诗产生的重要原因。”马进宝继承并发展王颖的观点，并在《试论〈诗经〉中弃妇诗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文中对王氏观点进行补充：“礼法制度的束缚是弃妇诗产生的主要原因。”“人性本身的弱点是弃妇诗产生的客观原因。‘

除王颖与马进宝外，张更祯、任娟、贺梅梅多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将根本原因归为经济，认为妇女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是弃妇诗产生的根本原因。褚斌杰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周代的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是妇女婚姻悲苦的根本原因。历英杰在《〈诗经〉弃妇诗中的人物形象分析》一文中认为，弃妇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的变化。张亚权在《试论〈诗经〉中的弃妇诗》一文中指出，父权制使妇女在经济上沦为附庸，这是弃妇诗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公的礼法制度又给妇女带来了精神上的桎梏，彻底消弭了妇女的主体性与自主性，这是弃妇诗产生的直接原因。邸艳妹、李金坤在《〈诗经〉中弃妇诗之初探》一文指出，男性的贪色恋新的欲望和女性年老色衰的事实也是弃妇诗产生的一个原因。丁晓俊在《悲剧中的自我崛起一—我看〈诗经〉弃妇诗中的女性自我意识》一文中指出，古代女性由于自我意识的缺乏，她们未曾真正地将自己放置于社会脉络与框架中，她们将自己的命运与价值寄托于男性，因此一旦被丈夫抛弃之后就成为社会中的边缘人物。

探究被弃之因从文化背景层面探究固然重要，但贴合文本与人物剖析或为探析人物性格与命运肌理的第一要义。

四、弃妇诗后世流变与影响

（一）屈原的“香草美人”与逐臣诗

尚永亮先生在《〈离骚〉与早期弃逐诗之关联及承接转换》一文中认为，“弃妇与逐臣‘事异而情同’”。屈原开创了诗歌创作中“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以及以男女喻君臣的抒情模式。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称其为“衣被辞人，非一代也”。

陈文月认为，屈原的诗歌开创了后世以弃妇写逐臣的先河，由于男女关系、夫妻关系与君臣关系存在着同体异构的权力关系，同时由此形成了相似的境遇与共通的情感，因此弃妇诗与逐臣诗其间传达的事件与情感高度形似，也在某种程度上凝固成后世文人的弃妇诗创作传统。陈氏敏锐地捕捉到男女关系与君臣关系中同构的权力关系。尚永亮教授则对其中的权力关系进行了更为清晰与深刻的剖析，在弃子、逐臣诗中，一定情况下，妻的身份可以置换为臣、子，夫的身份也可以略同于君、父；夫妻、父子、君臣间类似角色的互通互换，既形成上古文化中的异体同构现象，也导致春秋时代解读弃妇诗时借夫妻以喻君臣、由本义向象征义作多元引申的阐释方式。而后屈原在逐臣诗《离骚》中借男女喻君臣，借弃妇喻逐臣，在形构更为丰富的象征系统的同时也拓宽了弃妇诗的内涵和指称范围，进而深化了逐臣诗的意义内涵。

（二）汉魏六朝弃妇诗

汉魏六朝弃妇诗除乐府民歌中的弃妇诗外多为文人弃妇诗，承继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屈原的“香草美人”笔法，开启了代言和自喻的主题模式。

陈远丁在《〈诗经》弃妇诗研究》一文中认为，弃妇诗自先秦以降，在创作主体、主题、目的以及风格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变。首先，创作主体由《诗经》时代的弃妇自作转向有名的骚人墨客的刻意创作。男性文人进行的大量弃妇诗创作多是源于对自己仕途不济的自怜和自伤。

阳淑华在《〈诗经》中的“弃妇诗”及其主题嬗变》一文中指出，六朝时期的文人弃妇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继承汉乐府民歌系统创作的弃妇诗，另一类则是纯粹文人诗，诗题或以“杂诗”为名，或以“拟某作”为题。尽管魏晋时期的弃妇诗在数量上有了非常可观的增长，但这一时期的弃妇诗工于语言，注重铺陈；在叙事上仍从女性的悲惨命运出发，抒写被弃后的愁苦情绪以及自己对丈夫或君主的眷眷深情。

张馨心《汉魏六朝弃妇诗研究》中的观点与阳淑华相似，但她更为敏锐地将汉魏六朝弃妇诗歌创作分为两个系统，一类是文人拟作系统，重代言与纪实；一类是文人拟作系统，重拟作与虚构，把其间隐含的权力话语关系剖之于众。

赵亚萍与王淑玲的观点更偏重于从制度和文化视野出发进行探赜。赵氏在《汉乐府弃妇形象论析一—兼与〈诗经〉弃妇形象比较》中指出，《诗经》与汉乐府中的弃妇都是封建社会制度和人性弱点肆虐双重迫害下的悲剧形象，但是前者更具《诗经》叙述传统中统而兼备的“温柔敦厚”特征。王氏则在《〈诗经〉弃妇诗与汉乐府弃妇诗之比较》中认为，《诗经》中弃妇不幸的命运大多由于男性对美色的沉溺，而汉乐府中的男女则是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

笔者认为，汉魏六朝弃妇诗多为男性文人作品，由于封建礼教束缚不断收紧，女性发声的机会和权力越来越少，一定程度上成了不被看见同时也不被允许发声的“他者”，但学界并未就“他者”这一性别批评角度进行分析与研究。

（三）唐代乐府弃妇诗

阳淑华在《〈诗经》中的“弃妇诗”及其主题嬗变》一文中认为，唐代弃妇诗继承了汉乐府的创作传统与范式，以其为“母体”展开书写。马言在《唐代弃妇诗创作对乐府的接受》一文中则更为全面地指出，唐代弃妇诗创作承继汉乐府创作传统，并表现出祖述成辞和脱化故实的特点。《全唐诗》收录的弃妇诗，大量沿袭乐府古题以“旧瓶装新酒”的模式进行诗歌创作。邓多军在《唐代弃妇诗研究》一文中认为，弃妇诗在创作之初是关怀那些被冷落和边缘的弃妇群体，但更多的弃妇诗创作则是为了诗人自我的心理代偿：借弃妇写自己。

（四）唐以后弃妇文学

汶莹莹在《先秦两汉弃妇诗研究》中的观点和阳淑华的类似。汶氏指出，唐宋以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同时以诗文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发展难有极大突破，通俗文学兴起并走向极盛，唐至清代的弃妇文学呈现通俗化倾向。阳淑华指出，弃妇诗的影响遍及多种文学样式，尤其是小说和戏剧领域。同时，随着社会文化生活日趋丰富，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别开生面且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典型性的弃妇形象。同时，弃妇诗的诞生之初的本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返归，并不断重构着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妇女悲惨命运的话语体系。

无论是屈原的“香草美人”、逐臣诗，还是后世对弃妇文学的承继、发展和变形，都无外乎源自其中同构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形塑的情感共同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男性文人创作的自喻体和代言体弃妇诗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女性弃妇诗创作空间和发声空间，也由此带来了对该类题材作品的作者界定问题和多义解读问题。迄今为止，学界对《诗经》弃妇诗研究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视野开阔，视角丰富，成果颇丰。但是，其中的研究成果仍存在着重复性和缺乏创新性的不足，同时也存在着忽视文本、脱离文本分析的问题，并未实现对既往文化研究范式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