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屈原作品中的身份认同意识

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早已成为民族精神中忠贞气节的象征。其创作的《离骚》《九歌》《九章》等瑰丽诗篇为后世所熟知，这些作品以香草美人的隐喻体系与天地求索的哲学追问，承载着楚文化最精粹的精神基因。屈原同样也是楚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他的文学作品自然会带有政治色彩与人生遭遇，反映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必然对政治、社会现象有所反映，并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本文就屈原的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九章》探讨作者的身份认同意识。

一、作品考述

《九章》包含九篇作品，每篇作品篇幅不长。《九章》名称含义的争议由来已久，一说是指九篇文章所以称为《九章》，“九”作为数字是指包含作品的数量；一说是将《九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九”只是一个虚指。两说中，私以为第一种更为合理，一是《九章》九篇结构分散，虽然九篇文章互有联系，但不能完全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二是《九章》确为九篇，与《九歌》不同，《九歌》有十一篇文章，争议更大，并不能将所有的文学作品的“九”都看作是虚指。而其作品的排名次序问题更是争论不休，现无从考据，本文仅按照王逸《楚辞章句》的排序来讨论，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九篇文章由于作者所作时间及地点的不同，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与情感也不尽相同。例如，《惜诵》与《惜往日》虽然同样表达了作者的政治失意与对楚王的痛心与不满，但是在《惜诵》里，作者仍然希望能保持着高洁傲岸的品质，不改其志，似乎还寄希望于楚王，希望他能重新重用自己，对他抱有幻想；而《惜往日》中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楚王的批判溢于言表，这是之前的文章所没有的，没有过多的修饰，直接责骂楚王，表达了作者极端的悲愤，这也是这篇文章被许多人认为是绝命词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总体上这九篇文章阐述了屈原的不平遭遇，政治理想的未能实现，以及激昂的人生感慨。

二、身份认同意识

身份认同理论属于西方文化研究，虽然它根植于西方社会，且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兴探究方法，但是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其本质是相同的，有其共同之处，可以尝试将其与中华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大概说来身份认同分为4类，即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

个体认同主要是指个体与文化的关系，集中体现在文化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对社会设定的文化的被迫或者主动接受的过程。“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就是个体身份认同。从文化角度讲，在个体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屈原作为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楚国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自然而然地要反映到他的文学作品中去；并且，作为楚国大夫，其掌握着楚国广阔的文学背景，所受到的教育与成长后的生活经历都会对其文学创作起到推动作用。所以，屈原在接受楚国文化的同时，也在反哺楚国文化，实现了个体的身份认同。

集体身份认同体现创作主体的抉择，“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屈原作为楚国人，接受的是楚国文化，然而楚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国家，在文化生成的过程之中，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思想干预。尤其是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屈原必须在众多思想流派与思想冲击中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楚国本地的文化特色，如巫风文化，一直体现在屈原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九歌》，十一篇文章，展现了楚国独特的带有本土气息的祭神仪式，是集体文化的写照。

“社会身份认同（socialidentity），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的对象。”（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作家作为人，带有人的社会属性，与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不仅从社会中汲取营养，还对社会文化起到反作用。屈原的社会属性体现在他的形象塑造上，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无不与他所生活的文化群体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而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同样体现出作者本身的形象特征，对当时社会与后来社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解读《九章》中的身份认同意识

屈原作品中的身份认同产生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下面主要从社会对于个人存在和意识的塑造，群体中个人对他人的意识塑造两个方面来讨论屈原的身份认同意识。

（一）社会对于个人存在和意识的塑造

“在自成一体的部族社会，或天人合一的封建宗法社会，姓氏、血缘、性别等共同构成了牢固不变的身份认同机制。”（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也就是说，一个人所体现的特点并不是生来就是定型的，而是后天经过社会的不断熏陶培养出来的。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以血缘、宗族为纽扣维系楚国上层阶级的运行的封建制度下，屈原作为文化群体中的一分子，经历了社会政治的打磨，而成为后人所见的屈原。在他的《九章》中，身份认同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楚国臣民的身份认同

仅仅是看《惜诵》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屈原的臣民意识，以悲痛惋惜之情陈述往昔直言进谏而不达之事，“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胱”。即使作者竭尽忠诚地侍奉君王，反而被小人看作是多余的人而被迫离群居所，但他“欲横奔而失路兮，志坚而不忍”。即使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他依然保持初心，这正是因为屈原楚国文化政治群体的熏陶。在《哀郢》中，他提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在此徘徊不前放眼四望，还是不由自主地思考什么时候能返回郢都一趟，承其旧志，还于旧都，甚至“何日夜而忘之”，日日夜夜都不敢忘。“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他只能将三皇五帝作为榜样，像彭咸谏君不听而投江。

楚国依靠血缘与宗族为纽带推动国家上层机构的运作，屈原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被牢牢地拴住，即使将来脱离了这样的政治群体，也不可避免地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这就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压迫力，人们身处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所受到的教育及行为规范就是这样规定的，难以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即使君王无能，作为臣民的屈原也无法推翻他，即使想要推翻他，也会受到群众的指责，这也是权力运行的机制。这与爱国情怀是不同的，爱国情怀维护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权力机制的运行迫使屈原只能在使尽浑身解数后原地等待，却不能做出更近的举动，反复纠结，寄希望于一个无法控制的人。“社会身份认同与生俱来。在强调血缘的传统社会中，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是贵族还是奴隶，是否享有长子继承权等等，都由不得自己选择。”（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屈原的楚国臣民身份认同控制了他，他成了一个彷徨无助的人，他认同自己的臣民身份，遵守臣民的准则，做到鞠躬尽瘁的同时，不能有违背的意识。并且，屈原作为文化主体将楚国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其他文化视为他者，即使有人告诉他现代思想观念，他也无法理解，并将其视为异类，这就是身份认同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2.巫风文化的身份认同

巫风文化作为楚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常常出现在屈原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他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九歌》中最为凸显，在《离骚》中有其身影，而在《九章》中就主要体现在第一篇作品中。

在《惜诵》中，屈原阐述了他被小人馋言以至君王失信，自己也被逼离开政治中心。这篇文章的构造巧妙，前一部分阐述了事情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接着“吾使厉神占之兮”，这里提到了一个重要人物“厉神”，指附在占梦者身上的厉神。屈原在经历诬陷后，心烦意乱，愁绪满怀，去求教的人物不是别人，而是楚国文化中特有的占卜师，可见占卜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这恰恰体现出楚国文化对屈原的影响力，占卜者代表着楚国的巫风文化，屈原将其奉为信仰。虽然在后文部分讲述了占卜者劝谏他“君可思而不可恃”，他仍“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但是这更衬托出他对巫风文化的认同，如果不是对巫风文化的认同又怎么会向巫者请教，并且以此衬托出自己更加高洁的品质呢？连附身于巫者的神都让他改志，他却不改其志，更能体现出他的诚意。正是巫风文化对屈原的深刻影响，屈原才能创作出如此结构的文章。

（二）群体中个人对他人的意识塑造

“个体既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与大家一同起作用，又单独起到别人不能起到的作用。”（张静如《个体的独特作用和群体的合力作用》）群体是由个人组成的，杰出人物推动社会思想的改变与转型，从而对群体中的他人的思想起作用。在屈原的《九章》中所提到的人物，对屈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屈原的文化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在《涉江》中，作者提到“接舆髠首兮，桑扈裸行”，以接舆和桑扈的事迹来论述自己忠心却不被重用，如此贤明的人求进也难以成功。接舆是春秋时代楚国著名隐士，平时“躬耕以食”，因不满时政，剪去了头发假装发狂而不进仕。桑扈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因不满现实而裸体行走，以极端方式表达对社会的批判。屈原借此二人的典故表达对楚国政治环境的不满。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涉江》），伍子胥终遭祸殃惨死，头被割下来挂在墙头上。伍子胥是楚国人，后成为吴国大夫、军事家。伍子胥在越国投降后，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杀了越王勾践，夫差不听。夫差急于率大军攻齐，伍子胥再度劝谏，希望能够暂缓，不攻齐而先灭越。但夫差听信太宰伯嚭的馋言，不仅不听伍子胥劝谏，反而派人赐剑给伍子胥，令其自杀。伍子胥作为楚国人，却到吴国做大夫，是有一定渊源的，他一家遭受馋言，父兄被君王杀死，逃到了吴国，借助吴国的势力攻入楚国国都，大仇得报。伍子胥与屈原的遭遇是相似的，同样是遭受小人馋言，同样是劝谏不听受到迫害，但是伍子胥选择的是背叛，屈原选择的是坚守。读者在阅读《九章》的时候，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屈原在他的作品中要反复提及伍子胥。这就要从屈原的身份认同来看，伍子胥虽然是楚国的敌人，但他曾经是楚国人，是楚国这个文化群体的一分子，他对于屈原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屈原才会反复提及。

“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思美人》）高辛是楚国先祖顓琐的侄子。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汉以前人相信黄帝、顓琐、帝喾三人为华族祖先，当是事实。”高辛与楚国的渊源颇深，作为楚国文化的起源，对屈原的影响自然不可忽略。

“驾青虬兮驂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涉江》）作者渴望驾起青龙白龙车与舜帝同游玉园，这是因为世道混浊没有人理解他，所以希望能远远地离开。而在其他的篇章中也多次提及，如《哀郢》中的“彼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和《怀沙》中的“重华不可谔兮，敦知余之从容”。舜与楚国文化关系非常紧密，“舜兼有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浓厚色彩，是楚人将本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连起来的一条纽带”（吴汶津《论〈离骚〉和〈九章〉中屈原的“重华情结”》）。这就是为什么屈原希望与舜一同遨游瑶苑，而不是与别人。“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舜在楚地文化和道德的感染力，更能看出舜在楚地撒下了中原巫文化的种子，可以说舜在楚人眼里，很有可能兼有神巫的性质。”（吴汶津《论〈离骚〉和〈九章〉中屈原的“重华情结”》）屈原在舜的身上寄托了许多政治理想与情怀，展现了屈原与楚文化的牵绊，这是屈原无法回避的。

“凌阳侯之泛滥兮”（《哀郢》）中提到的阳侯生活在武王伐纣之前，而阳侯所在的国家近水，阳侯是投江而死的，所以可以推测出阳侯是长江流域的诸侯，是商代时期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楚国人。阳侯对屈原的影响非常大，众所周知，屈原投江而死，这里提及这位同样受到馋言投江而死的楚国诸侯，或许是对屈原此时内心想法的一个写照，暗示了屈原有追随先祖做法之意。屈原在《抽思》中提到的彭咸同样也是受馋言投江而死，这也侧面暗示了屈原的心路历程。

以上这些楚国人物的提及都展现了屈原与楚文化的牵绊，由一个个楚国人构成的楚国社会，这样的文化群体建构出了屈原的身份，塑造了屈原的思想情感，展现出屈原对楚文化的身份认同。

《九章》作为屈原的代表作品，充分体现出他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变迁。无论他身在何地，身处何时，即使他受到生活上的打击，甚至是楚国的衰败与灭亡，这种文化群体带给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他无法背叛这个文化群体，维持着对这个文化群体的忠诚。楚国色彩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贯穿始终，并在文化群体的选择中，形成了他的创作风格与文学特色。屈原在楚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实现人的集体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