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民俗学下马识途小说审美的研讨

审美是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行为与作品，是作者文学作品的精神标记。不同作者受到生活经历、性格特点、年龄、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创作的小说审美特性有一定的区别，可以体现与展示作家的精神、思想、创作个性等。马识途（1915一2024）是我国巴蜀籍的现代文学大家，集革命家、书法家、作家多重身份于一身。这位享寿110岁的世纪老人，其文学创作深植中华传统叙事范式，作品选材聚焦地域性民俗特质，在乡土气息浸润中形成个性鲜明的审美体系，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维度。

一、文艺民俗学下马识途小说审美的形成因素

文艺民俗文化是熏陶与影响作家审美情趣、需要、动机与艺术素材有机的关键因素，也是作家个性特点形成的基础。马识途生长于巴蜀地区，其创作的小说字里行间流淌着民间风俗生活，承载与隐藏着巴蜀地区社会公众的文化认知、个体记忆，具有一定民俗认同、民族情感。从文艺民俗学视角分析，马识途小说审美意蕴，是在巴蜀这一片特殊土壤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中孕育诞生的。一方面受到地理环境的熏陶，巴蜀地区地貌丰富，涵盖平原、丘陵及群山环绕的盆地，终年云雾缭绕、雨水丰沛、气候温润。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与多样性，孕育出兼具雄浑坚韧与瑰丽多姿的文化特质，更在岁月沉淀中保留了某种原始野性。生长于斯的马识途，其小说创作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语言风格独具巴蜀韵味，叙事结构开放多元，更在字里行间跃动着辛辣幽默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受到生长经历的影响，马识途出生于巴蜀小县城的书香之家，幼时在私塾中熟读地方志与《资治通鉴》《纲鉴纪要》等传统文学，自小接触巴蜀地区的灯会、花会，以及歌舞宴会，这一经历使得其小说叙述风格具有乡土化、地域化特点。青年时期，他开始改学新知，进入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学校校长为陶行知，此时其阅读了许多杂志、小说，以及一些以富国强兵为主题的书籍，并且亲身经历了民族危亡，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经验。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现实、社会文化的反思与赞叹，具有独具特色的文艺民俗审美特点。

二、文艺民俗学下马识途小说审美的意蕴

（一）人物描写 充满人文情感

钱谷融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中提出：“文学是人学。”其写文艺民俗的根本目的就是写人，即文学要想实现教育人、改善人，就必须从人的生活出发，以人的思想理念为中心。作家使用审美的方式悲叹不幸、赞叹幸福，让读者通过文字感悟当中的悲欢离合。由此可见，文学创作的本质与精神内涵理应是关切、保护人的命运起伏、生存状态、价值理念、思想情感与生命感悟等。

马识途的创作始终秉持俚俗美学立场，以平民化叙事策略聚焦市井生活图景。其文本通过对日常琐事的显微式书写，既在揭示社会肌理的过程中捍卫民间朴素的道德伦理，又通过黑色幽默笔法解构权力异化现象。在其创作的小说当中，从具体层面分析并没有一个完美或者具有浓厚神性光环的人，无论是《巴蜀女杰》中的主人公张萍，还是《清江壮歌》中的贺国威，都不完美，无法做到忠义两全，即便是《雷神传奇》中的雷神，这种被大众追捧成为神明的主人公，最终也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马识途在刻画社会大众时期，并没有为其赋予完美无瑕的淳朴、纯真形象，而是在凸显其缺点的同时，着力开发挖掘这一大群体身上隐藏的生命力量，叙述与描绘社会公众的失败经历以及失败后的成长，如《夜谭十记·破城记》中的小卫，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前往社会这一大染缸当中，在社会上讨生活，身上虽然沾染了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与行为，但是并不沉迷其中，在社会挣扎时仍旧保持着为国为家奋斗的精神，为了革命舍生忘死。

（二）叙事模式 “摆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巴蜀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一般是指在茶馆或者其他空间闲谈、聊天儿。马识途出生于巴蜀，自幼浸润于“摆龙门阵”的茶馆叙事传统，其艺术启蒙源于评书、善书等曲艺形式的耳濡目染。巴蜀地区独特的民俗环境、叙事模式，既构建与形成了马识途独特的行为习惯和成长经历，也影响其文艺民俗作品的叙事模式与叙事素材。吃讲茶、茶馆听书等习惯与婚礼仪式、祝寿、葬礼等各种民俗规矩和事项，都深刻烙印在其记忆与经历当中。他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大量运用了独特的民俗材料与“摆龙门阵”式叙事风格。例如，《夜谭十记》既借鉴了《一千零一夜》以及《十日谈》等西方文学体裁与叙事形式，又大量传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中国古典小说最开始的形式为“讲唱文学”，为了更好地吸引听众，获取积极的反响，人们往往会在故事当中增加悬念，让故事更加曲折。《夜谭十记》当中大部分文本都运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形式，利用民间说书人讲故事的叙事模式开展，开头设置有引入正题的楔子（开场白），中间穿插着说书人的点评与描述，形成了茶馆效应。同时，《夜谭十记》内容与形式充满民族风情，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普通人的生活，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与生活场景。后来2020年发布的《夜谭续记》是《夜谭十记》的补充，延伸了《夜谭十记》的叙事结构与模式，可以视为马识途对“摆龙门阵”文学形式有意识的坚持、持续的借鉴，因为“摆龙门阵”需要有气氛，需要有“摆”的场地，而故事讲解描述必然波折，让读者产生阅读欲望，在阅读中读者自然可以体会与感悟“摆龙门阵”这一种反复循环的叙事形式，以及巴蜀地区民俗审美风格。

（三）文本语言 朴素自然

马识途的文学人生始终扎根生活沃土：少年时期曾成为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听过鲁迅先生的演讲；青年时期参加了叶圣陶先生组织开展的征文竞赛；64岁时创作了《清江壮歌》，一时间轰动文坛；87岁时写出了电视剧本《没有硝烟的战线》；104岁时完成封笔之作《夜谭续记》。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以自身生活与经历为材料依据和灵感来源，而这种基于生活的创作机制，又造就了其小说的语言艺术特征。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善用“轻描淡写”的节制性表达，二是善用充满地域色彩的方言词。

在语言叙述过程中，马识途一般不会进行大篇幅或者纯粹的景物描写，而是经常根据人物的心理、特殊环境需求描写景物，从整体出发，使用简洁、明确的笔墨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明、氛围浓厚的图景。画面当中主要景物描写时，他会加入感情词，用来充当景物的基调。这种语言描写模式在熏陶人物心理、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上有一定的作用，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例如，《清江壮歌》这部小说以真实的历史为载体，讲解与描绘了一对父女因为种种原因而失散，失散二十年之后重逢，父亲向女儿讲述了自己的战友、妻子为了革命奉献生命的故事。小说中有过许多写景的段落，如“一九六〇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一天，从汉口开往北京的快车，正在华北大平原上奔驰。现在正是黄昏时候，太阳庄严地落到远远的西山背后去了，天边燃烧着的彩霞也慢慢地熄灭了。蜿蜒的西山，在明净的淡青色的天幕上，画上一条柔和的曲线，在曲线上浮动着几片灰色的云和几只归鸦，在曲线下闪动着几点星火和村子里升起来的炊烟。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大地一片寂静”。这一段语句简洁明确，以凝练的笔法完成意象建构。“归鸦”作为核心意象，不仅展现出父亲寻找自己女儿时紧张急迫的心理，也为叙事空间晕染出暮色苍茫的基调。这种在有限文本容量中实现多重叙事功能的修辞策略，凸显出作者节制而精准的审美特质。

作为一位巴蜀作家，马识途创作的小说具有十分显著的地域特点，特别是其创作的《夜谭十记》《夜谭续记》等，无论是文本当中人物的对话交流，还是特殊的叙述语言与叙述模式，都充满浓郁的巴蜀风味。阅读这些小说令人如同坐在茶馆里听说书人讲解一般，充满趣味。例如，《夜谭十记·破城记》中有一句话：“师爷赶忙出来给县太爷搭梯子，好叫他下台。他对剃头师傅说：‘一个剃头匠，怎么穿得这样洋里洋气的？算了，算了，快到下屋去给他们剃头吧。’”这一句话中的“下屋”，在巴蜀地区通常指正屋附近的房子。此外，马识途小说当中还有许多具有巴蜀风味的方言词，如“冲壳子”在巴蜀地区的意思为闲谈、闲聊、吹牛，“脑壳”意思为脑袋、头，“乡坝佬”意思为乡下人，“乡坝头”则是指农村地区。此外，马识途小说当中还有许多的具有巴蜀风味的语气词，如“嘛”“啊”“哼”。利用这些带有区域特色、浓厚地域色彩的方言短语、词汇等，既让作品语言与当地人真实生活贴近，而且可以直观地呈现巴蜀地域的独特文学语言审美风格，为作品赋予生动朴素、真实平凡等特点。

（四）审美心理 民族共通

民族心理主要是指民族在社会生活生产、自然环境当中形成的心理特点，其具有持久性、大众性、稳定性与群体性等特点，可以传递与展示这一民族的风度、气质，体现这一民族的归属感。作家将会在这一特定的界限当中进行小说创作，这也使得其创作的作品，无论是情节的排布与设计，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创设，都可以体现与展示一个民族在审美实践、社会生活生产中积淀诞生的文化心理与底层民族精神。

马识途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习惯于用“民族的眼晴”去审核与解读生活，体验与感悟本民族社会大众的心理性格，并且将在独特生活土壤当中形成、获取的创作个性与民族风格共性结合，从社会公众习惯、常见的事物当中开发挖掘人们习惯、理解的素材与语言形式，这也使得其创作的小说具有别样的美感，对于本民族热烈真挚的情感以及给读者带来的触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使用高超表现技巧与写作手法的文学作品。例如，在《京华夜谭》中，肖强在与自己爱人分别时，并没有与其当面进行告别，而是在不断纠结过程中为自己的爱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也许欢合的日子终将来叩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坚信并且永远地等待着吧。”这一段描写表现了肖强革命情感与对爱人的情感，折射出肖强身上隐藏的高尚品格，以及为了民族与国家牺牲自己爱情的奉献品格。此外，民间传说、歌谣、典故、俗语等是民族共通心理的重要载体与平台，其可以借助娱乐性、文学性的模式，再现与展示现实生活生态，是突出体现社会生活现状的重要资料。马识途小说当中有大量的歌谣，作者希望利用人物传唱的歌谣来体现与展示自己的情感。例如，在《夜谭十记》中，作者通过民间歌谣展现旧社会底层生活，如川江号子、婚丧嫁娶的俚曲等；在《盗官记》中，作者借助民间俗语与谣谚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在《清江壮歌》中，作者通过穿插与引入鄂西民歌，体现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与情感；在《沧桑十年》中，作者则使用川渝地区流传的方言顺口溜体现人民群众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民间智慧，为作品赋予独特的文化特点与审美鉴赏价值。

此外，民间典故与传说当中也隐藏有一定的民俗因子，寄托与隐藏着劳动人民的情感以及对生活的向往，是中国人民最主要、最关键的文化活动，可以体现中国人民的娱乐审美。马识途小说当中整合运用了大量的民间典故与传说，例如，《盗官记》中就引入了许多民间传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与“土匪”有关的故事。作者将其当作主人公，从“土匪”角度出发进行文本创作，不仅为文本赋予了黑色幽默风格，而且揭露了那个时代社会的本质特点，以及人民生活的艰辛和反抗精神，既符合读者的审美理念、价值追求等，又展示了当地民众的精神气质、审美韵味。

综上所述，马识途的小说无论是内容、语言、表述形式，还是题材，都隐藏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气息、文艺民俗，具有反复品读、深度鉴赏的独特魅力，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我们需要深度鉴赏马识途的小说，深层次分析其审美内涵与艺术特点。

本文系202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项目“马识途的当代文学研究贡献”（项目编号：SXJZX2024—02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