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峪口，西夏瓷器新发现

苏峪口沟是贺兰山50多条沟谷之一，沟谷两侧灰棕色的花岗岩壁立千仞，山上长着零星的灌丛和草甸，这里风化侵蚀现象严重，谷底砾石堆积。我们来的前一天，银川刚下过雨，进山的路上明显留下几处泥石流过后被清理的痕迹。柴平平介绍说，现在沿着这条水泥路，翻过贺兰山就能直达内蒙古，但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这里交通不便，直到明代在这里修筑长城，清代才有了可供马车通行的道路。

这样的沟谷路我们走了10公里，才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一处山坳向上延伸的半山坡，沿着山势有一条明显的雨水形成的冲沟。宁夏考古所与复旦大学从2021年至今在冲沟两侧考古发掘出6座窑炉遗址，面积2400平方米，即苏峪口瓷窑址，此外还出土了40多万件瓷片。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郑建明对我说，这种选址是完全超乎想象的。他曾在全国各地主持过越窑、龙泉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以及夏商等早期原始瓷窑址和西周印纹硬陶窑址等考古工作，他说自古以来窑厂选址，都会选择资源丰富且交通方便的地方，南方窑厂多在大江大河边，北方窑厂设在平原之上，通常靠近煤矿。但苏峪口地理条件太差了，地处贺兰山山脉深处，交通极不方便，这就意味着，窑址所造产品的运输成本极高。

郑建明向我反思，其实从发现之初就应该从选址的角度来思考这处窑厂的性质。“中国古代任何一种手工业，通常都有两种性质，一种是面向市场的手工业，要靠近资源和交通线，另一种则是供给皇家和社会上层的，它可以不计工本，不用考虑投入产出比。苏峪口瓷窑址设在山沟里，显然从经济角度来说一定不划算，那它很可能就是第二种性质的窑址。”

郑建明让我将视野再放大，俯瞰整个贺兰山东麓，西夏陵、拜寺口双塔、拜寺沟方塔，这里被称为西夏皇室的后花园，而苏峪口瓷窑址，也属于贺兰山东麓皇室神圣空间的一部分。他用红山、良渚出土的玉器来比喻苏峪口所产瓷器，“统治阶级通过特定的物品来展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尤其在人类社会早期，这种特点更为明显，比如良渚的玉器，不是老百姓随便能接触到的，统治者会专门养一批工匠，将他们安置在宫廷附近，不计工本地生产，便可保持神秘性，甚至良渚玉矿直到今天都没有被找到”。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源于一次偶然。2017年，当时民间传言贺兰山附近发现了成吉思汗墓，讨论热烈，宁夏考古所受命对贺兰山东麓进行全面调查，在此期间发现了苏峪口瓷窑址，此地在文献上不曾有任何记载，但在当地土话里被称为“缸窑子”，显然与瓷器有关。

很快宁夏考古所就采集回来一批瓷器，2018年郑建明第一次见到它们时，感到很吃惊。“此前西夏考古出土的瓷器多是粗瓷，黑釉、褐釉或者化妆土白釉，以剔花装饰，粗犷拙朴，器型体量很大，很能代表党项草原游牧民族豪放的风格，因此学界一直认为西夏的手工业技术并不突出，但苏峪口这批瓷器，完全不同。”郑建明说。透亮白瓷

宁夏考古所苏峪口瓷窑址考古工作站设在贺兰山东麓的一处葡萄酒酒庄里，在工作站的库房里，我看到了这批瓷器，自发掘以来，它们还未展出过。

与此前人们认知中西夏瓷器黑釉刻花的粗野、张扬完全不同，这批瓷器绝大部分都是薄胎的精细白瓷：釉色并非泛着土黄色的白，而是一种更像玉的柔和白色，略微有些发青，釉面均匀、温润，有着玻璃质感，多是碗、罐、执壶、玉壶春瓶等小巧器型，以素面为主，只有少数瓶、罐以花口、瓜棱等简单装饰。它们整齐地陈列在货架上，仿佛穿着素色长衫的宋代文人列队等候贵宾到来，一个个恭敬地约束自己，前倾身体，低头致意。此时宁夏考古所所长朱存世关掉了库房的顶灯，拿来手电筒贴在胎壁上，灯光透过薄翘的胎体，像日出的太阳一样温润，可以直视，我透过光仔细地欣赏瓷器肌理，素白色的开片均匀、内敛、典雅，是其唯一的装饰。

朱存世介绍说，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瓷器，几乎都是这种白瓷。出土的多件匣钵戳印有汉字“官”字款识，此外窑址还出土了大量白瓷碎片，这些碎片多是小碎块，他认为这也是苏峪口被视为皇室御用窑厂的证据之一，“因为官窑往往对出品瓷器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稍有失误的瓷器就会被工匠砸碎，为了严格地销毁残次品，工匠会拿着碗底反复敲击地面，将瓷碗彻底砸成碎块为止”。初见这批瓷器，郑建明很吃惊，这里并非中原汉文化区，所产瓷器带有如此宋代文人审美志趣，还带有汉字“官”字款，这是否说明当时有汉人在苏峪口？西夏人是否在学习中原的官窑体系？他们是不是觉得这批瓷器很珍贵，想显摆一下所以带上汉字“官”字款？

郑建明从事陶瓷考古学研究，按照他的说法，通过这些年的考古发掘，中原地区的核心窑厂已经全都被挖了，整个中国窑业技术体系也构建起来了，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缺环了。刚好这个时候，苏峪口瓷窑址被发现，出现了一批全新的材料，学术价值很大，于是郑建明带领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与宁夏考古所合作参与到苏峪口瓷窑址的发掘工作中。“苏峪口对整个中国陶瓷考古最大的价值，不光是发现了一批特殊的瓷器产品，更是因为它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窑址。”郑建明说，中原的古窑厂因为人类活动频繁，大多被严重破坏，而苏峪口处于贺兰山山谷里，人迹罕至，此外因贺兰山地质特点，一遇到下雨就会发生泥石流，也许当时窑址尚在使用就被埋掉了。保存下来的窑炉壁就有两米多高，如果按照窑炉拱顶的弧度推测，原本窑炉接近五米高。而此前专家们根本无法还原中原地区窑炉的高度，因为保存下来的地面部分太少了，大部分只有二三十厘米高。

如今窑址上仅有一小部分仍在发掘，其他大部分发掘区域已完成回填，考古队采用半展示保护回填方式，种上草并设置标识牌，便于展示地下遗迹现状。站在窑址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各个区域之间的关系，冲沟两侧的六处窑炉，每两个窑炉为一组，中间共用一个作坊区，作坊区里分别有存放瓷土、研磨、拉坯、烘干和上釉的空间，还有废品堆积区和储存成品的房间。窑址不远就是煤矿、瓷土矿和石英矿，构成古代罕见的瓷器闭环生产系统。

“这样完整的窑厂结构，对陶瓷考古，对整个瓷窑址考古的重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郑建明说，通过窑址，他们可以重建西夏瓷器完整的工艺流程，并得以一窥西夏与中原技术交流的具体证据。南北融合的烧造技术

苏峪口窑厂最独特之处，是在瓷胎中加入了大量石英。尽管如今大部分窑厂在烧造时都会加入石英，但苏峪口被专家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使用石英的窑厂。郑建明分析说，北方地区瓷土三氧化二铝含量高，很难直接烧制出薄胎、透亮的白瓷，因此当时北方定窑烧出的白瓷胎厚，釉色也呈现的是一种土黄色的白。但苏峪口没有采用定窑的烧造技术，而是创造性地加入石英，石英本身用于玻璃烧制，瓷土在掺入石英后，高温烧出的瓷器就会出现透亮的效果，这是对南方景德镇湖田窑的模仿。

在整个两宋时期，最透亮的白瓷出自景德镇湖田窑。郑建明列举当时的窑厂，南方的窑口比如越窑、龙泉窑多烧青瓷，对瓷土的要求不高，而北方因为瓷土好，多烧白瓷，景德镇窑厂能够兴起，正是因为这里的高岭土质量高，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于是北方定窑技术南传，造就了景德镇湖田窑的白瓷。但南北瓷土毕竟不同，于是湖田窑就出现了一种薄胎、透亮、发青的白瓷，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品类。

到了西夏苏峪口，其瓷土资源完全可以烧成北方定窑白瓷的效果，但他们却反过来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当地资源去努力复制景德镇白瓷，郑建明认为，这绝对是西夏皇室主导下有意为之的结果。“西夏皇室所追求的这种透亮之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中原文化的崇尚和追求。尤其到南宋以后，包括定窑所在的北方地区被金统治，而南宋地区最著名的白瓷便是景德镇的湖田窑。”

如今苏峪口瓷窑址附近有不少石英矿，郑建明认为，当时景德镇的窑工很可能来到苏峪口后，就地取材，为配出类似湖田窑白瓷的效果而尝试过各种方法，最终“发现”了石英的用法。但不仅仅是景德镇窑工，北方窑工也很可能来到了苏峪口。

“如果说苏峪口白瓷从釉色、器型和审美上模仿的是景德镇湖田窑，那在窑炉技术上则又有很多北方窑厂的特点。”朱存世介绍说，他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苏峪口瓷窑址皆采用马蹄形馒头窑，是北方地区传统的窑炉形制，这种形制在北宋完成改造，南方多柴窑，而北方地区缺少林木、燃料不足，继而开始以煤为燃料烧瓷，并在窑炉上出现了炉栅结构，苏峪口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炉栅遗迹。此外在烧制工艺上，苏峪口还将两宋时期北方窑厂涩圈叠烧技术发挥到极致，而其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当时只有南方越窑使用。一切都在表明，当时西夏皇室主导引进了不少中原工匠，无论是在官方层面还是在民间层面。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史书记载西夏对中原技术是如此重视，以至于在对宋的战争中有不杀俘虏的政策，被俘虏的宋军中有技艺者会被分配进行耕作或手工业生产。比如，在灵州之战中，宋军几万人被西夏俘虏，其中必有工匠，这促进了两地的技术交流与传播。是生活用品，也是礼器

苏峪口出土了如此大量的白瓷，让宁夏当地考古专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从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瓷器。他们猛然发现，自1970年代西夏陵考古发掘以来，实际上早就有这类白瓷出土了，额济纳黑水城也有这类白瓷出土，只不过当时没有人发现过窑址，很多人误认为这类白瓷出自中原的定窑。

西夏陵区管理处文物保护科科长任秀芬带我们在西夏陵博物馆里看他们馆藏的白瓷展品，这些展品都出自西夏陵区，白瓷碗、碟、罐，从釉色到器型都与我在宁夏考古所的库房里看到的一样，这些白瓷后被证实就是苏峪口瓷窑址烧造的。

除了这些器型以外，博物馆还展有大量苏峪口瓷窑址烧造的白瓷板瓦，这种用瓷器制成的瓦片很小很薄，曲面也不像通常的陶瓦那样有着很大的曲度，任秀芬介绍说，这是西夏特有的用白瓷制作的建筑构件，目前只在苏峪口、西夏陵双陵及七号陵和北端建筑遗址中出土过，其中北端建筑遗址最多。

北端建筑遗址位于西夏陵北部，1986至1987年进行过两次发掘，出土了包括苏峪口白瓷在内的大量生活容器和佛像残块，尽管结论存在争议，但学者们通常认为此处建筑当时兼具西夏陵管理机构和佛寺的性质，因此这些苏峪口白瓷碗碟很可能不仅为当时皇室日常所用，也很可能用作供奉祖先、神明的礼器。

西夏皇室如此偏爱苏峪口白瓷，也许还和党项人崇尚白色有关，西夏国号“大白高国”，李元昊称帝以后，衣白衫，戴白高毡帽，以示崇高。顺理成章，细白瓷也成为当时王室贵族偏爱的日用器皿和西夏陵区使用的建筑构件。

如果在西夏陵博物馆里仔细观察这些白瓷板瓦，它们近乎呈正方形，每块都有两个切角，其中一些板瓦背后有明显的泥土和白灰粘连，专家们推测，这种白瓷板瓦应是贴在墙的外立面，如同瓷砖一般，竖着贴在建筑上，相比夯土墙更加美观。

郑建明分析说，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如此奢侈地将瓷器作为建筑构件的地方非常少。而在整个唐宋时期，也只有西夏和广州南汉两处边远地区。郑建明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地处边远，所以更想努力去凸显这种对中原汉文化的正统继承关系以及政权的合法性。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需要管理，而中原地区已经有一套现成的、先进的管理制度，因此如果能照搬制度就是最理想的了。从北朝开始，北魏、辽、金，少数民族割据势力都在学习中原的制度、文化。社会运转需要制度，但老百姓是看不见制度的，需要一个物质的东西表现出来，于是礼制出现。宫廷建筑和百姓建筑的样式，高低两级使用的不同的瓷器生活用品，都成了社会等级的载体。”郑建明说，陵墓上、宫廷里，社会上层贵族使用这些苏峪口精细白瓷，成了权力的象征，苏峪口白瓷于是成了西夏礼制建设的一部分，因此在制造和使用时可以不计工本。“就像中国早期社会使用的玉器一样，完全不计成本，它的产出不在于带来多大直接使用价值，而是在于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它的收益是整个社会的回报。”随着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学者们再次面临另一个问题：到底谁才能代表西夏瓷？自1980年代起，宁夏灵武市附近发现多处窑址，出土了大量黑釉、褐釉和刻花白釉粗瓷，器型豪放，有着明显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风格，因此学界一直以来认为灵武窑是西夏瓷的核心代表。而今如此细腻、内敛的苏峪口瓷器被发现，让学者们开始思考两处窑址之间的关系。

宁夏考古所通过比对瓷器器型来判断窑址使用年代，朱存世认为，苏峪口窑的生产时间从西夏早期持续到中后期，而灵武窑则与前者存在接续关系，自西夏中后期才开始使用。但为何两处窑址，从选址到所产瓷器会如此不同呢？

灵武市在银川市以南60公里，30年前撤县设市，现由银川市代管。从灵武市区坐车向东，还要50分钟才能到达灵武窑址，一路都是毫无人烟的戈壁，终点是一处老矿区，自解放初期开始开采，如今经历资源枯竭、减产，这里凝固成了一处工业遗产。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老婆就是附近磁窑堡镇人，上世纪90年代他从灵武市区坐班车来看老丈人，这里热闹非凡，有医院、派出所、学校，每月会有好几场集市，后来因为地下煤矿被挖光，地面出现了坍塌现象，为了保证安全，整个磁窑堡镇被拆迁，留下空城一座。

煤矿与废弃的磁窑堡镇中间的一片荒漠戈壁，便是灵武窑遗址，如今窑址早已被回填，地面上还留有大量瓷器碎片。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文宽率领考古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掘出土了大量瓷器，为了找到窑址，他根据地方志记载辗转来到这里，最终发现了灵武窑址。由于地处偏远，考古队员们不得不每天从几公里外的煤矿招待所穿越荒漠进行发掘。灵武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宏安告诉我，实际上在唐宋期间，这里绝非如今毫无人烟的景象，而是处于整个西北地区交通枢纽之上。在李元昊建立西夏定都银川之前，灵武（古灵州城）是西北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往东南有驿道可通长安，往西穿过腾格里沙漠经凉州、甘州、肃州可达西域，另有前往塞北和高昌的道路。灵武窑址旁边便是大河子沟的支流，经灵武市汇入黄河，瓷器销路畅通无阻，因此可以说，灵武窑与苏峪口窑在选址上形成两极。

经过三年的考古发掘，灵武窑址出土瓷器上千件，它们如今大多存放在宁夏博物馆、西夏陵博物馆和中国考古博物馆。这些瓷器与苏峪口瓷器完全不同，多为黑釉、褐釉的黑瓷和化妆土白瓷。它们因复杂的剔刻花装饰，一眼看去与中原北方磁州窑极为相似，剔刻纹饰也多是牡丹纹这种中原汉文化元素，所以甚至当年很多文献里都将其划归为“磁州窑系”。不过在模仿中原的釉色和剔刻花技术之外，灵武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特殊器型——扁壶，如今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种模仿斜跨于马背上装水的皮囊壶造型显然来自党项族这一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后来随着党项族北迁，农耕技术逐步发展，瓷质扁壶取代了皮囊壶，很好地象征着两宋时期中原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以及民族的融合。朱存世从时间的先后上去理解西夏两处窑址的不同，从苏峪口窑到灵武窑，西夏瓷器的审美从早期模仿景德镇的薄胎精细白瓷，转向晚期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粗犷扁壶，体现出不同文化的影响。

而郑建明则从西夏高低两种阶级理解这种不同，认为苏峪口窑与灵武窑为高低两种阶级服务，苏峪口窑是为西夏皇室烧造，而灵武窑为西夏社会普通民众烧造。“苏峪口窑带有典型的中原汉文化志趣，汉文化以及其主流的儒家文化，讲究的是中庸，表现在物质上，就是含蓄、内敛的东西，最典型的就是玉，是一种很温润的感觉。在瓷器的表现形式上最早就是秘色瓷，后来包括南宋官窑、龙泉窑、湖田窑、建窑、邢窑，都不是以繁复、张扬的装饰取胜，而是以简单、含蓄的造型和单色釉取胜。”郑建明表示，“这说明西夏上层社会崇尚他们认为更先进的汉文化，但改造永远要一步步来，从社会上层逐步向下扩散，底层民众是很难一下接受巨大的改变的，因此给普通大众使用的瓷器仍具有草原游牧民族性的繁复审美，民族性是西夏维持政权的基础。”

后来苏峪口窑随着西夏的结束戛然而止，而灵武窑则一直持续到明清还在烧造。相似的是南宋时期，金占领了大片中原北方地区，继承了定窑和磁州窑。定窑烧造的瓷器相对朴素，为上层阶级使用，而刻花繁复的磁州窑，则在社会大众中普遍流行。一切都在指明，在西夏与辽宋金并存的将近200年里，各民族处于一种文化、审美与政治管理制度相互趋同的状态之中。